中国政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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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森和AF莱特编《行动中的儒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09～243页。因此，小问题大多在地方的非官方层次上发生，而大争议则在厌恶有组织的政治竞争的官僚机构内提出来。
我们也许会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形式称作“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第一个条件是其主角本人必须是官员，而且官位越高越好，他们拒绝或封杀任何大规模的组织背景，尽管他们一般总声称自己的建议受到普遍的支持。除了在最低级别，事实上拒绝不卷入利害关系的有影响的官方发言人表述自己的看法。第二，政治斗争本身是通过在官僚等级体制内的控制而展开的，在这个体制中，官阶和个人影响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其目标不是赢得最大数量同事的支持——这或许有所帮助，却要承担由于宗派主义而受罚的风险——而是争取权威的官员就有关的问题作出自己所喜欢的决定。因此，秘密与耳语，友情与敌意，通过人事更迭而表现出来的决定，以及为竞争优势而结成的小同盟，就成了官僚政治的实质内容。
上述几点对理解共产主义制度无疑是重要的。如同帝国的先驱者一样，共产党的精英们在人员录用和政策安排上有自己的标准，并拒绝在政府之内表达或承认特殊利益的要求。任何级别上相互竞争的政治组织都要受到他们的强烈谴责，而官僚政治则是主要的竞争方式。当然，共产主义制度在将自己的权威延伸到群众层次方面要走得远得多，因而大大地降低了甚至在清朝统治下也允许的那种有限的“地方自主性”。同时，官僚体制的人员和责任的膨胀也使对官员及其派别活动的控制复杂化了，这常常是个严重的问题，群众的政治动员通过社会压力和要求而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1节 中国政治传统（5）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力量
从古代开始，中国传统便包含了许多政治—宗教性的思想流派。儒家、道家、法家、佛教尽管规模不等，但都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然而，恰恰是儒家成了帝国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它的基础是一个有文字记载并受到广泛研习的思想体系，它被规定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一切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儒家伦理对于政治制度特别重要，因为它是确定精英的地位资格的标准，并可用来控制官员的行为。官员的任命主要根据应试者在科举考场上的优异表现，所考核的内容是他们有关儒家经典的知识。经典的研习，对孔夫子思想和表述风格的把握，对于官员的任命通常是很重要的。也许有人虽缺乏这一点仍能获得官职，但对儒家伦理的消化却是继续任职和获得晋升的关键。对于考试制度的总体说明，可参见Ichisada Miyazaki《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制度》，1963年日文第1版，孔拉德·施罗考尔英译本，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据称是建立在对这种道德学说的理解之上，而不是依据财富、地位、权力或特殊利益的表达。因此儒家意识形态成了一种整合力量，用以论证政治统治，确定国家的目标，提出精英的共同价值观，以及调和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它确实传播了开来并被接受了下来，从这一点来看，它可将社会和官方整合起来，使之共同忠实于正义的帝国权威。
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这对帝国制度的运作是个根本的因素。由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制度上的牵制，那用什么来阻止权力的滥用并保证政府将真正为社会服务？儒家意识形态提供了答案：好人，而不是制度化的限制，才是好政府的保证。这不是说它缺乏规则和规程，因为传统的制度具有高度形式化的地位和程序的标准。
但是，正式的规定是整肃官僚程序和澄清帝国愿望的工具；它们维系这种制度的运作，但其本身并不决定统治的性质。为了确保政治决策的公正和明智，中国的传统依靠为官者的个人素质，而不是依靠规则或体制结构。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没有一个中国政治家断言一切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或是说官员将始终不渝地正确遵循这一学说。恰恰相反，儒家伦理认为人具有不同的道德水准，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是那些掌权的人。见H凯恩《一个王子的教育：皇帝学扮他的角色》，第40～41页。因此，下述做法就是完全正当的：由最高级的权威来持续地考察和监督他们的下属，希望他们继续学习和自我修养；惩治叛逆者和落伍者；并且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强制执行“正确的”决定。由于使权威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正道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由阶级或财富所“赋予”的，这个制度便十分强调教育和灌输。在人的头脑中灌注或恢复美德就是通向好社会的途径。
这一基本原则在传统政治实践中实现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但对其有效性的信念，以及通过考试制度和其他机制来实践它的努力，却使它成了中国人基本的政治态度。经过仔细规定和研习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仍然是共产党人的政府观念的核心，当然，当代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已大大地不同于过去。在利用意识形态的整合效益方面，中国共产党已远远超过了帝国的精英们。
在帝国时代，儒家伦理对其精英本身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们在学习儒学时清楚地了解自己在政治体制中担当的角色。然而，一般民众对于遥远的、权威主义的传统政体却不大认同。清朝政府意识到了民众的冷漠和怨恨，便试图用他们认为是值得遵从的美德来教化民众，这些美德是：忠孝之道，尊重长者和尊者，平和而勤劳的行为，遵从法律。他们希望通过讲解、礼仪和学校来宣扬帝国的儒学，以便把民众纳入其意识形态的轨道，逐步灌输对帝国统治的积极的忠顺和遵从。然而，这种努力及其结果都成效不大。中国的农村依然是“意识形态的真空”，其大部分居民“既非积极忠于现存的统治秩序也不反对它”，而是仅仅关心他们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萧功权《中国农村：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6章，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253～254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向普通民众和精英灌输意识形态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的接受程度不同，但它的生气勃勃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成员资格有了新的觉悟。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1）
共产主义制度是从并非由它所造就的革命时代直接产生的。中国革命的发生先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并开始规定其方向之前，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对当代政治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即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不是其缔造者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着的革命进程中的崛起既给它带来了益处，也使它对之负有某种责任。就消极的一面而言，由于政治秩序的支离破碎，难以一举夺得全国政权，更难以迅速巩固一个新政权。那个时代不容许政权像宫廷政变一样轻易转换，而是需要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才能创造一种权力，并且把它牢牢地抓住不放。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也意味着共产主义精英不能像他们所选择的那样整个地把握这一问题；强大的运动已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必须像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在大潮中沉浮击水。
然而，在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用事后的眼光来看，现代中国的革命背景完全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这一时期的基本形势接近于传统秩序的全面崩溃。事实上，帝国制度已经表现出惊人的耐久力。清朝在19世纪初叶已经处于颓势，1840年和1850—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西方渗透加剧，使帝国严重受挫。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10年，一场局部的复苏延滞了它显然已经迫近的灭亡，当时几个充满活力的官员试图革新陈旧的制度，并为此而争取获得西方的某种合作。见MC莱特《中国保守主义的
最后一站：1862—1874年的同治复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此后不久，衰败再度出现，伴随着西方人要求特权和让步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挤了进来，国内更激进的改革家则火上浇油。19世纪的最后几年是灾难性的。1894—1895年，中国在军事上屈辱地败给了日本，1897—1899年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新的租借和割让条约，1900年外国人镇压了义和团，接下来便是非法夺取更多的赔款和特权，使得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破了产。然而它仍然坚持了下来，并在最后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有可能使中国通过修正了的立宪君主制而进入现代世界。但这些改革加快了变化的速度，对帝国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1911年，几个省份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举行起义；1912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逊位，新的中华民国诞生了。对中国革命早期这段历史的透彻的考察和分析，可参见MC莱特《导言：汹涌的变革大潮》，载莱特编《中国的革命：1900—1913年第一阶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63页。
事情不久就清楚了：其实并不存在切实可行的取代清政府的途径。不像日本19世纪的政治精英在革新政策和传统政治符号之间实现了妥协，中国虽遗弃了旧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就新秩序达成任何共识。甚至当帝国遏止并粉碎了推进新思想的、反体制的精英时，帝国制度的耐久性仍引致全国性危机的加深。1911年的革命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政治传统，它并未给它的继任者提供指导原则，而是导致了促使国家进一步分裂的政治真空。名义上的国家领导权待价而沽，可以聚集比自己对手更多力量的任何团体都可得到它。然而，真正的权力和权威需要能对国家危机作出可靠反应的精英集团。在需要新的领导和政策的情势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与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好，最终还更好。中国共产党在清朝覆灭之后精良地组织了起来，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进程中，它必然要面对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在此过程中，它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代表者，并且是它未来的一个主宰者。因此，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自从革命开始直到现在都主导了这场革命的三个主题。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2）
国家独立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引自前书第3～4页。还可参见M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激进派的生》，华盛顿出版社1969年；以及廖广生（Kuangsheng Liao）《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1860—1980》，香港，中文学出版社1984年。，作为一种整合的主题，它以国家振兴的观念将各种目标联合在一起。它最明确的表述可以说是要求国家独立，不受外国的影响和控制。也许这一问题要比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容易用具体目的和抽象目标来加以规定：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斗争，以便重新赢得国家独立和平等。从1900年到1925年左右，实际上所有获得民众大力支持的政治运动（反满清斗争，不时地抵制外国货和商行，五四运动的大罢工和游行，以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都直接诉诸对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的愤恨。在1926—1928年民族主义革命和国民政府的早期，国家独立仍然是个突出的问题，1937年日本人入侵时，它又一次成了全国的头号目标。尽管中国在战后基本上重新赢得了独立地位，但它与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却仍继承了早期反清斗争的遗产。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殖民地，在其整个现代史上一直得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如前所述，这一经验把中国人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区别了开来。然而，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承认，中国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称他的国家是一个“亚殖民地”，这里他意指中国事实上是许多国家的殖民地，而不是一个特定强权的殖民地。孙中山《三民主义》，FW普莱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39页及其他各处。毛泽东和其他人用“半殖民地”来描述中国的情形，并补充说，外国势力的完全占领（如1931年以后日本控制满洲）使得某些地区处于完全的殖民地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309～314页。不管用怎样合适的词，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国无疑失去了的大部分独立和主权。为了讨论外国人自1842—1844年鸦片战争调解开始的通过条约和其他方式获得的利益和特权，可见本章开头注释所引文献和A费厄维尔克《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所得利益》，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6年。
到了20世纪20年代，旧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控制力大为减弱。以前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以某种程度依附于中国的一些附属国（缅甸、越南、朝鲜和外蒙古）都丢掉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澳门割让给了葡萄牙，台湾和琉球割让给了日本，满洲不久即成了日本征服的一个牺牲品。某些外国强权宣布在中国的大片势力范围，在这些区域它们享有特别的经济和军事特权。
在分散于海岸和内陆水系的若干港口中开辟了许多租界，或是整个地租借给列强各国，它们在这些租界中像对自己的领土一样进行管理。在这些地区，保障外国人生活、贸易、建工厂和拥有土地的权利——由治外法权所保障的权利，使得外国居民受他们本国而不是中国司法的管辖。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传播他们信仰的无限制的权利。商业特权，特别是对中国税率的固定限额，给外国商人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确立这些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