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肖像-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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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肖像（四）苦延斯·帕拉斯 1（图）
帕拉斯生前的肖像
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延斯·帕拉斯 62岁，生于1941年4月13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2月1日 逝于2003年12月15日 光火临终关怀医院，汉堡 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 当护士德格玛早上8点钟进到延斯？帕拉斯的房间里时，她马上就看出来他已经去世了。他的脸上有一种非常惊讶的表情，虽然他原本也并没有幻想过他的疾病会有另外的结果，他患的是慢性阻塞性支气管炎，并伴有肺气肿——他10年前患上了这个慢性病，现在疾病已经不可阻止地发展到了最严重的阶段。他原本以为自己会窒息而死。但是没有人想到过他会突然死亡，帕拉斯本人就更没有这么想过。 延斯——帕拉斯的脸颊还是温的。德格玛从他的舌头上找不到因为窒息导致痉挛的迹象。他惊讶的眼神，仿佛在说：什么？这就完了？她为他闭上眼睛：“他虚弱的身体放弃努力了。他是幸运的。” 两个星期前，延斯——帕拉斯情绪很不好地坐在床上。浴室里，氧气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一条长长的管子从浴室延伸到他的床边。“今天情况很不好，我喘不上气来，我的腿，胳膊，哪里都疼。”帕拉斯用自己瘦弱的左手从床头柜上捞起烟嘴儿，把氧气管从鼻子里拔了出来，然后点燃了一支烟。“肺泡坏了。早晚是个完。但是我根本不愿去想死的问题。” 帕拉斯先生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他带来了一辆轮椅。他希望自己能尽快再坐到轮椅上去。在家里他没能如愿。在这里他觉得自己被照顾得很好，也许能再次如愿。“现在首先是进行康复体操练习，”他说，“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太慢了。”那么他觉得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帕拉斯先生估计说：“嗯，怎么也得还有两年吧。”
生命的肖像（四）苦延斯·帕拉斯 2（图）
帕拉斯去世的肖像
这时候有人敲门。延斯？帕拉斯的生活伴侣埃伯哈特？维宁进来了，打开了手里的花束。1967年，两个人在汉堡红灯区的一个同性恋酒吧相识，并且马上就走到了一起。那时候这样的事还是很被人唾弃的，不像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4年后，他们搬进了红灯区一个高层住宅楼的二层，他们和他们养的那些猫一直到最后都生活在汉堡圣保利区这个40平方米的公寓里。他们的一生是幸福的，他们游历了很多地方，享受了很多美食，因为维宁先生是厨师出身。后来，两个人看到他们的很多朋友死于艾滋病。红灯区里变得越来越寂寞。也许正是这一点把两个人更紧地拴在了一起。 延斯？帕拉斯一定要留在家里和埃伯哈特和那些猫在一起，埃伯哈特也尽可能地在家里照顾延斯。不久，当作老人院护工出身的延斯，看到自己身上出现由于卧床引发的褥疮时，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一直到他身上的某些地方已经溃烂得看得到骨头时，他才同意搬进临终关怀医院。他没从家里带什么东西过来。最重要的除了猫的照片就要数这辆轮椅了。轮椅现在放在他的床前，好像一个投降宣言。 护士德格玛给埃伯哈特？维宁打了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跟自己的朋友做最后的道别。不久前他还跟延斯讲起，他们一个共同的熟人因心肌梗塞猝死。延斯那时问：“为什么我遇不上这种事？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折磨自己？”“现在看来，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埃伯哈特？维宁安慰自己说。他红着眼睛，看着空空的轮椅。 “35年来，我们一直是两个人一条心。以前大家都还年轻的时候，也许还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其他的可能。现在还能怎么样呢？”
生命的肖像（四）贝阿塔·陶伯 1（图）
陶伯生前的肖像
我没做过什么，不该病得这么重贝阿塔·陶伯 44岁，生于1959年3月18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4年1月16日 逝于2004年3月10日 里森区西部医院，汉堡 我没做过什么，不该病得这么重 她和这场病纠缠了4年。尽管医生已经不再给她什么希望，她自己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治愈的希望。8次手术，4次化疗，她脚下已经站不稳了：等等吧，她想，账总是最后才算。一切对她来讲似乎都是可能的——直到圣诞节后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脑部，这次检查一下子发现了10处癌变，最大的一处直径有樱桃核那么大。她哭了，因为知道一切都要结束了是让人很痛苦的。可同时她也觉得自己轻松了：因为她不用再去斗争了。 从第一天起，贝阿塔？陶伯就觉得癌症是某种信号：是的，她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4个孩子，就像她一直盼望的那样。但是这一切很久以来就已经让她无力承受了。她很快就40岁了，她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她丈夫是个物理学家，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工作。他们的婚姻是那种周末婚姻。她总是一个人和孩子在一起，她觉得孤独，她的胃很不好，患有忧郁症，还常常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她本来想再去工作，可是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那一行。她的生活已经不能给她带来快乐了。有时候她会问自己，应不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她发现了自己胸部的肿块。“她不想这样下去了？”她的身体看来似乎在回复她对生活的厌倦，“那请吧，给你这个。”贝阿塔？陶伯坚信，是她自己招来了癌症。她也准备好接受挑战。 “你必须为你的孩子们斗争，”现在所有的人都对她这么说，“他们需要你。”她最小的女儿，杰西卡，那时候才3岁，伊萨贝尔5岁，美拉尼10岁，大儿子提摩11岁。她爱自己的孩子，想要留在他们身边。但是她问自己：谁会想到我呢？我生病了。没过多久她就再也不想听“你能行！化疗现在一点都不可怕！”这样的话了。“人们希望我乖乖地撑过整个疗程。可是我却已经跪在马桶边，不知道哪里是上哪里是下了。我简直想给所有的人一顿大嘴巴。”当她有一次中断了一个疗程的化疗时，她觉得丈夫似乎是唯一一个支持她的人。她明白，母亲害怕失去她。但是她也觉得，母亲本该安慰她而不是责怪她。她总能感到有一句话虽然大家都没说出来，但是一直在紧紧地包围着她：如果你真的愿意，你是可以健康起来的。 贝阿塔？陶伯认真研究了很多给癌症病人看的生命援助的书，题目大多叫：《再次健康起来》、《诊断希望：爱，医学和奇迹》或是《活下去！我患了癌症，但是又痊愈了》。所有这些书写的都是一些被正统医学放弃的病人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治愈自己的疾病的。美国的一位癌症专科医生说：“您有力量帮助疾病肆虐，同样，您也有力量积极地参与您身体的康复过程。最重要的目标是，您要找到一种暗示，暗示自己改变自我毁灭的态度，从而积极地影响您的康复进程。”每天，贝阿塔？陶伯都会让自己躺下做三次放松练习。她冥想。她同自己的癌症说话，告诉它，它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帮助的，因为她曾经有一阵很虚弱，而其他人很强大。但是现在她不再需要它了。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健康计划”，每天她都多次设想自己的白血球是如何给癌细胞以致命打击的。一本书的作者很肯定地说：“在一个人认识到了自己拥有可以左右他的康复过程的能力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 但是癌症并不肯把对她身体的控制权交出来：尽管有那些自我分析，癌症还是一点点蚕食贝阿塔自认自己身体最美的部分：她的一侧胸部已经被切除，她长长的金色卷发已经落光。她觉得自己身上手术留下的疤痕让她变得畸形变得丑陋，她开始有眼袋，有黑眼圈。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好的进展。在另一本书里写着，她的“斗争精神”是错的：“别跟您的癌细胞作战，您要接受它们。癌症是您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它让您认识自己，开放自己。”最后，在绝望中，她去见了一位治疗师。这位治疗师宣称，只要她相信宇宙的治疗力，他就能帮助她自我痊愈。这次治疗在很短的时间内减轻了她的疼痛。但是病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好转。
生命的肖像（四）贝阿塔·陶伯 2
在这期间，她还是理顺了很多事：通过心理治疗，她在多年的沉默后终于又和自己的父亲和解了；并且她让自己占有欲很强的母亲知道不要对她要求太多。她的丈夫终于在汉堡找到了一个工作位置，他在这个家里也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她埋葬了自己对他的怨恨。自从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以来，他是她最重要的支柱，知道他不会抛下她不管让她感到非常安慰。当她感到绝望时，他有时会像对小孩子一样把她抱在怀里轻轻地摇晃她。在以前她是绝对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她已经把自己认为癌症对她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满足了。为什么她还是没有变得健康起来，就像那些生命援助的书里写的那些成功的病人那样？难道她向她的神灵祈祷的次数还不够，或是没有虔诚地相信宇宙的治疗力？她也许战斗得太顽强，或是不够顽强？ 在她得知医生在自己的大脑中发现了癌细胞转移时，她除了悲伤和放松，还有第三种情绪蔓延开：那就是失败感。“我觉得自己像是魔法学校的学生。我自己招来的鬼怪我再也摆脱不掉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我都做不好。我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做好一件事。” 几周后，贝阿塔？陶伯在家里为最后一次放疗作准备。她已经不能久坐了，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躺在沙发上。墙上贴着两个最小的女儿画的画，一个红色的和一个蓝色的天使，贝阿塔？陶伯把他们当作保佑自己的美好神灵。过一会儿她就得闭上眼睛歇歇，肿瘤已经压迫她的视神经，她看东西是模糊的，而且总是头疼。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己可以影响自己的病。要让自己认识到这是一种错觉是很难的。“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改进了我生命中的这么多不完美的东西。我很感激，”陶伯太太说，“让人痛苦的是：这些我都不再能享受了。我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痛苦和匮乏，如果我还能有些时间去体会它们，我也都会愿意再次经历。”所以她还想再次斗争。在放疗过后，她还想再做一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她已经不再向自己承诺康复了。“但是也许我还能再‘榨出’半年的时间。”她希望。再过一个夏天，再和丈夫一起去一次海边。现在还不要死，等到秋天吧。 这期间她已经去过了墓地，看了自己将被下葬的地方。离别让她非常害怕：“我知道我丈夫会照顾好孩子们的，但是要放开他们让人难过极了，不能再留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让我非常悲伤。我原本希望自己能永远陪在他们身边。现在我每天要对他们说几百遍我有多喜欢他们。我十分需要把自己的这种爱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心里。我就总是觉得自己得到的爱太少了。” 陶伯夫妇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孩子们隐瞒任何母亲的病情。这是贝阿塔？陶伯的一位治疗师建议她的，这位治疗师来自于一个叫做“凤凰”的专门为癌症病人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的组织。但是看起来，所有的人似乎都没有真的想过她真的会死去。即使是她本人，在不久以前她也一样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您要想到：您是可能会死的，”治疗师曾经这样警告过她，“好好想想，您在此之前还想处理些什么事情，您想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些什么。”他逼迫她去正视死亡——这对她来说太过分了，她还是相信自己必须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生命，好去拯救它。但是在最后这次不容置疑的诊断后，贝阿塔？陶伯希望自己能留下些什么：给孩子们写信，录下自己和丈夫的谈话，好让孩子们长大后还能再看到他们的母亲。她已经写好了几封短信，但是在写下这些自白的时候，她感觉到这些为自己身后准备的文字有着让人害怕的特性：就好像她已经不在了。她想再等等，等到自己不再这么虚弱时再继续。也许在放疗以后？或是在化疗以后？“应该还是会再好转的。”她说。 2月底，贝阿塔？陶伯结束了放疗疗程。她觉得自己情况很差，头疼得厉害。但是她不怀疑自己能够坚持到3月18日，她45岁的生日。她为庆祝会做各种计划，分配任务，开列购物清单。但是同时，克劳斯？陶伯却有种印象挥之不去，他感到自己的妻子在内心深处正在从他们的家庭生活里撤出去。她对他说：“对不起，我的病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他反驳她说，这不是她的错，而是他们两个人的命运。 不久以后，贝阿塔？陶伯的情况极度恶化，她不得不住进医院，又很快被转到了姑息镇痛科。虽然在这里她能得到镇痛药，但是对于她大脑中的癌细胞转移所造成的眩晕感，任何药物都无能为力。她绝望了。不久以前，她还在自己的疾病中看到某种意义。现在没有了。“我觉得这一切非常不公平。我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懂事的人，我关怀他人。我不该遭到这样重病缠身的报应。”尽管她的各种状况都很糟糕，她还是强迫姑息镇痛科的医生给她进行化疗：“我真的想能再多活一会儿会儿，”她说，“像我现在这样猪狗不如的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
生命的肖像（四）贝阿塔·陶伯 3（图）
陶伯去世的肖像
她在护士长的怀里痛哭。她接受自己的疾病，接受死亡，但是她无法接受这样残忍的痛苦。她无论如何不想中断化疗。这是她最后一次路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