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肖像-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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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肖像（四）贝阿塔·陶伯 3（图）
陶伯去世的肖像
她在护士长的怀里痛哭。她接受自己的疾病，接受死亡，但是她无法接受这样残忍的痛苦。她无论如何不想中断化疗。这是她最后一次路转峰回的尝试。“如果还是没有效果，我就只能放弃，等待死亡。”她说。现在学校里放假了，也许这对她来说正是个好时机。两个小女儿早就盼着到爷爷奶奶家度假，两个大孩子则盼着去滑雪。贝阿塔？陶伯逼着丈夫放孩子们出门去。杰西卡、伊莎贝尔、美拉尼和提摩对母亲住院已经习惯了。每一次她都能从那里又回到家里来。他们开开心心地和她道别去度假了。贝阿塔？陶伯却不认为自己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们。她感到自己不久就会离开了。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对丈夫说。他则认为，她至少还能坚持几个星期。 孩子们走后，克劳斯？陶伯一个人在家。这天，似乎是受了某种灵感的驱使，他决定留在妻子医院的病房里过夜。他想，现在是交谈的时候了。到现在他们都没能好好谈谈。但是她的眼睛始终闭着。他觉得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很清楚，她的时间不会太多了。那一夜过得很平静。第二天早上7点，护士摸了摸贝阿塔冰凉的手。她小心地说：“我觉得她的生命似乎在渐渐隐退。”克劳斯？陶伯没有把护士的这句话当回事。妻子的胳膊一晚上都放在被子外面，房间里又很凉，她的手自然是冰凉的。护士于是带他去休息室吃早饭。等他半个小时后回到妻子身边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大吃一惊。他多想再次把妻子抱在怀里，像对小孩子一样摇晃她，安慰她。但是躺在那里床上的已经不再是贝阿塔了。她曾经对他说过，如果她必须得走了，那她一定一个人走，这样她就不会觉得离别有那么难了。一切看来似乎都是她策划好了的：孩子们在度假，她的母亲在叙尔特岛度假，而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却坐在那里吃果酱面包。克劳斯？陶伯脑子里闪过的想法是：我们甚至没有再好好交谈过。录像我们也没有完成。没有道别，没有能让我回忆的最后一次美好的谈话。他多希望自己在贝阿塔走的那一刻守在她的身边。他本来要告诉她，他很抱歉自己过去常常撇下她一个人，尽管他的感觉告诉他，她早已原谅了他。他还想告诉她，他能照顾好孩子们，她可以放心地走，她不用担心他会缠住她不放手。他本想和她一起承担，直到最后一刻。 但是他也还记得，妻子对于生命的逝去从没有像对与亲人的离别一样那么惶惶不安过。她甚至以她的方式把告别人世想象为美好的一件事。“不管癌症怎样地折磨我，我死后，这些痛苦都不会在我的脸上留下痕迹，”她有一次曾经这样预言过，“等到我的灵魂可以像我盼望的那样飘然而去的时候，我会很安详地躺在那里。”
生命的肖像（四）克拉拉·贝伦斯 1（图）
贝伦斯生前的肖像
沙漠里的一粒沙克拉拉·贝伦斯 83岁，生于1920年12月2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4年2月6日 逝于2004年3月3日 斯努斯临终关怀医院，汉堡 沙漠里的一粒沙 六个月前，贝伦斯太太从医院搬到了临终关怀医院——应该说她是很不情愿的。她从来不愿意进任何疗养院；她开始时把临终关怀医院也看作是类似的地方。不过后来，进入斯努斯临终关怀医院没多久，她就开始觉得很愉快了。贝伦斯太太患的是癌症，同时伴有肺部的慢性疾病。她的女儿们不能照顾她，她也不想成为她们的负担。她称赞这里的护工和护士，称赞自己住的漂亮房间；房间正对着庭院，可以看见周围的孩子们快乐地在院子里玩。贝伦斯太太很喜欢看书，主要是小说，为了排解无聊。她的身体状况还行，还能自己洗漱。她每天扶着自己带轮子的推车走到餐厅去吃饭。其他的时间她就躺在床上。她已经很虚弱了，但是如果她不是正感到恶心，或是呼吸困难，她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放松的，几乎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她房间的门总是开着，欢迎各种人来探望。有关她的生活？她遗憾地，但是不带任何怨怼地说：没有什么可讲的。 克拉拉！克拉拉这个好听的名字是我父母给我起的。我是在汉堡克莱恩区的弗洛特贝克出生的，那是个高尚住宅区。但是我的父母只是在这个区里负责物业的一对夫妇而已。不过尽管如此也很好了。战争是可怕的。整个漂亮的城市都被毁了。战后我原想接受职业培训，但是我结婚太早了，才22岁我就嫁人了。如果可以重新再来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原来很希望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但是我怀孕了。我原本希望能到远方旅游，但是我最远就只到过丹麦。我和我丈夫只有一幢很小的房子。可是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不过跟两个孩子一起，跟邻居们一起也挺不错的，还有我们的露台。其实没有更多的了。现在，我的一生也就要过去了。 我哥哥，他环游了整个世界。他享受生活：他有钱，没有孩子。不过现在他也什么都没有了。去年他去世了，88岁，死于胃癌。他没有受多少罪。前后不过3天的时间。我丈夫死于食管癌，一夜之间就走了。这样更好。我也是那时候患上了癌症，肝癌，原本也是很快的。但是奇怪的是：在我这儿这病拖了很久。我想，一旦我没有胃口吃东西了，就一切都该结束了。但是这里的人在饭菜上下了那么大的工夫，让人很难没有胃口！最近有一次，我说了一句：我可真想吃春卷。于是那天晚上我就吃上了。只是还没吃上鳎鱼。 贝伦斯太太想了一会儿鳎鱼的事儿。不过她最爱吃的还是酸黄瓜，在她的床头桌上总放着一瓶。说着她就从瓶子里捞出一根嚼了起来。在架子上还放着更多没有打开的整瓶酸黄瓜。贝伦斯太太的女儿们会定期给她准备存货。
生命的肖像（四）克拉拉·贝伦斯 2（图）
贝伦斯去世的肖像
我不知道，我还会在这里呆多久。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还能好起来。可是我又会很难受，喘不上气，我几乎连自己上厕所都做不到了。后来我原本不想活了，可是我又刚买了一个新的冷冻冷藏柜！要是早知道……不过没关系，反正都是留在自己家里。我女儿们或是我的孙女们还可以用它。她们都是聪明的孩子，一个在准备高中毕业考试，一个已经上大学了。她们做得对。以前情况完全不同。我有时想，自己那时候太可惜了。 我不怕死。你问我，我怎么想象死亡的？人走了，离开了。我想我会成为沙漠中百万千万粒尘沙中的一粒。也许我在那里还可以看到我丈夫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不过我不害怕死亡。谁也不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 贝伦斯太太移开眼光。她痴痴地看着窗外。这是2月的最后一天，阳光普照，下面的院子里，第一簇风铃草花已经盛开了。 现在我最想出去，到易北河边去。我想坐在石头上，脱掉袜子，把脚放进河水里。小时候，每次我们去河边捡烧火取暖用的木头时，我们都会这样做。嗨，——下辈子我会一切都做得和这辈子不一样。至少我应该不用再拖木头了。不过有没有下辈子呢？我想没有。人们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而你只能看到那些切实存在的东西。 几天以后，当克拉拉—贝伦斯太太没有任何征兆地离开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房间里。当护工进来的时候，她横躺在床上。她看上去很紧张，面带恐惧。死者脸上的这种表情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渐渐消失了。护理组长克劳斯？施皮茨克说：“我想，她已经知道自己很快要走了。”两天前，他曾经和贝伦斯太太简短地聊过几句：“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她没头没脑的对他说。“您觉得您的限期到了？”他问她。“我一点儿也不想谈这个，”贝伦斯太太在沉默了很久以后，带着淡淡的语气对他解释说，“我来这里已经半年了。”
生命的肖像（四）贝波尔·谈普林 1（图）
谈普林生前的肖像
精心设计剩下的时间贝波尔·谈普林 65岁，生于1938年9月7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4年2月6日 逝于2004年3月19日 斯努斯临终关怀医院，汉堡 精心设计剩下的时间 早上临终关怀医院打来电话的时候，布丽塔？萨德原本希望还能跟自己的母亲道别，还能听到她的声音。但是当她半个小时后和她9岁的儿子菲利克斯赶到医院的时候，贝波尔？谈普林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他们谈的最后一个话题是削了皮的煮土豆。母亲的一个女朋友把蘸鲱鱼的酱料给她带到了临终关怀医院里。女儿从家里给她带来了土豆，护工赫尔曼替他们把土豆煮好了。那是一个很轻松开心的夜晚。“明天见。”贝波尔？谈普林最后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第二天就会离开。 布丽塔？萨德觉得，这样波澜不惊地离开这个世界，似乎很是她母亲的风格。母亲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她展示给别人的向来只是她经过精挑细选的那一小部分内心世界。在受癌症折磨的这么多年里，她始终凭借自我控制力、纪律和她独有的乐观精神保持着一种健康的感觉。即便是最后在临终关怀医院的这几个星期里，贝波尔？谈普林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过绝望的情绪。她说：“病病秧秧地放任自己，你在我身上是缺对不可能看到的。”她已经决定，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带着自己清醒的理智参与到生活中去，插手一切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精心安排自己剩下的时间。 在她和丈夫生活的明斯特地区，她可能要等很久才能等到一个临终关怀医院里的位置。她不想再在家里呆下去了：她需要氧气机，很多日常活动她都已经不能自理了。在汉堡，她女儿在自己家附近的斯努斯临终关怀医院里找到了一个位置。贝波尔？谈普林自愿接受了这样的解决方案。她丈夫随时可以来看她，其他的朋友和熟人大家可以打电话。她很高兴自己能跟女儿和两个外孙，菲利克斯和雷阿，一起度过更多时间。 菲利克斯经常放学后从学校直接到临终关怀医院里来。他把书包放到角落里，陪贝波尔姥姥一起吃中午饭，然后再到医院迂回曲折的楼道里去探险。他仔细地听着各种声音和响动，像一个原始森林的研究者一样探究从这里的15个房间里发出的各种味道和其他的生命表现。很多房间的门都是开着的，这样病人们就不会那么无聊了。比如说，住在贝波尔姥姥对门的赛福特奶奶每次看到他时都会很开心。还有骚尔先生，最近有一次，他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菲利克斯都怀疑他是不是还活着。已经有几次，他看到有人去世时，护士和护工们在走廊里点燃蜡烛。每次当蜡烛点燃时，气氛总是庄重悲哀。有一次，他甚至在临终关怀医院里贝波尔姥姥的房间里过了夜，他睡在沙发上的一个睡袋里。菲利克斯很黏贝波尔姥姥。有时候他会在她身上寻找任何一种能够显示出姥姥的身体发生变化的标志。但是实际上他姥姥还是老样子，只是她现在头上戴一块蓝色头巾，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有头发或是带假发。 贝波尔？谈普林总是说：“没人能打垮我，我能做好。”她把疾病当作一种挑战，即使是癌细胞的骨转移吞噬了她全身的骨骼以后，她也是一样充满斗志。直到癌细胞转移到了头部，开始从头骨向眼睛里发展，以至于她看东西都是双影时，她才算是认命：“总有一天，人得服输，得把自己的翅膀展开。”但是展开翅膀并不意味着翅膀被折断了：尽管疼痛难忍，贝波尔？谈普林还是每天都起床，而且自己穿衣服。被褥随后藏身在一床床罩下面。为了能看书，她蒙上一只眼睛，这样双影就消失了。书架上放着希拉里？克林顿的自传和卡提亚？曼卡提亚？曼（1883－1980），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的妻子。（译者注）的《未记录下来的回忆录》，不过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报纸。她一直在关注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谈普林太太不是职业妇女，不过当她的丈夫作为一家国际性的建筑机械设备公司的财务总监环游世界、赚钱养家时，她一直在为别人的利益努力着。生病前的最后那段时间，她一直照顾着申请避难的难民：“伊拉克，伊朗，斯里兰卡，哪个国家的难民都有。”她为他们找住处，找家具，为他们的孩子启蒙，陪妇女们去看妇科医生。能帮助别人让她很开心。但是让别人帮助自己呢？“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惩罚。”她说。
生命的肖像（四）贝波尔·谈普林 2
一个斯里兰卡的孩子一直在为谈普林太太祈祷。他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她是不是好一些了。她笑着说：“那样就好了。我一直希望自己变老，因为我还有那么多计划。”但是她的软骨组织每天都在不断地散开，她的骨骼不断地挤到一起。她现在已经缩了6厘米。她的胸骨横向断裂，肋骨像游戏棒一样倾斜着。她常常有要窒息的感觉。她戴着一个硬的脖套，如果一个动作做错了，她就会难逃截瘫的命运。 有一天夜里，贝波尔？谈普林咳嗽了几个小时，有几根肋骨被震断了。第二天早上，她说：“可见我身体里骨头有多脆。”她脸色惨白，呼吸急促。“癌症像章鱼一样吞吃着我的骨头：它张开嘴，把我吞进去，所有的骨头就都被它包住了，出不来了。”为了镇痛，医生除了止痛膏以外还给她开了吗啡。但是贝波尔？谈普林感到很恶心，她觉得好像她的脑子被包进了泡沫塑料里。“我想保持头脑清醒，”她抱怨说，“我宁肯忍受疼痛也不愿意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对她来说，不知道人们在做什么、说什么是最糟糕的事。她不想再要吗啡了。当她从床上起身时，她叫着：“哎呦哎呦，疼死了！不过这样我至少知道什么地方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菲利克斯给她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姥姥，你的情况不好，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的菲利克斯。”贝波尔？谈普林看到这几行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成的不合时宜却又充满同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