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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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呀！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平时，只要宋庆龄身边的人有进步的机会，她都会一律忍痛割爱、予以放行的，她决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私利或好恶，而影响了人家的进步。如果自己以这个理由来遮盖，想必老太太会同意的。但是，上个月军校刚挑去了一批新学员，就是自己现在报名争取，只怕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点子有了，但靳山旺很快又陷入了困惑中，因为军校是不会随便在已开学几个月后，中途插进新学员的，就是有这个机会，也得一年半载之后。
但事到如今，去意已决且性子急躁的靳山旺，已顾不得这个问题了，他决定就拿这个借口，以组织上破例招生为由，达到离开宋庆龄、另谋高就的目的。当下，他抓住郝、刘两位为他出谋划策的机会，向两位领导兼朋友提出了几近要挟的要求：“这个主意好，老太太那边，我会自己对她说的。只是需要你们两位的配合，万一老太太问起你们来，你们就得假戏真做，至少不得戳穿我们的骗局。”
这不是联合欺骗宋庆龄、欺骗国家领导人吗？当下，郝与刘两人被靳山旺的这一军给将住了，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然而，没等他们作出回答，靳山旺的第二军就又将了过来：“两位领导，两位哥们儿，你们就成全了小弟这一回吧。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再在老太太身边干下去，心情只会更不好，只怕你们两位领导也脱不了干系。”
靳山旺这一番话，使郝与刘两位不由面面相觑，点了点头：是呀，这门大炮，他说的这番话倒并非没有道理，真要他继续捺着性子干下去，说不定会出事哪。到时候，他们还是难逃一个教育不好、严重失职的“罪名”。所以，在靳山旺软中带硬的“要挟”下，这两位领导只好将计就计地点头同意了。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3）
有了两位领导的掩护，靳山旺的决心更大了，终于，在1957年年底的一天，他怀着满是愧疚的心情，来到宋庆龄面前，鼓足勇气开了口。
“宋副委员长，最近，组织上，找我谈了，打算把我送到军校去学习……”
“这是好事呀，大炮。”果然，宋庆龄一听就高兴了，“你在我身边提了职，还从我身边送出去读书深造，这也是我宋庆龄的光荣呀！”
“可是，可是这样，我就得、就得暂时、暂时离开侬了。”见老太太信以为真，靳山旺的心中笑开了，继续实施着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这倒是一个棘手的现实。宋庆龄刚才光顾着为靳山旺高兴，一时没想到这个问题，不由顿时陷入了困惑中。但是，很快她就说服了自己，还是违心地答应了：“那又怎么办呢？侬还年轻，前途远大着呢，我总不能因此而成为侬的绊脚石呀。
好在读书只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是暂时的。”接着，宋庆龄反过来劝慰开了靳山旺，“大炮呀，侬就安心地去深造吧，安心地读书吧。我这里再不方便，也会自己克服的。只是侬毕业后，就马上回来，我等侬。”
“谢谢宋副委员长。”听到这里，靳山旺感动得眼眶都湿润了。
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事后他才知道，当时幸亏他与郝若瑜与刘骥平两位领导串通在先了，因为当天，宋庆龄就打电话给郝若瑜与刘骥平，向他们核实了这个情况。否则，只怕他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从此给老太太留下一个“撒谎作假”的坏印象呢。
老太太内心里十分不舍得这门她喜爱有加的“大炮”离开自己，为此，那天，她特意吩咐厨房的温师傅做了几个拿手菜，在家中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欢送靳山旺上军校深造。当时，隋学芳等几位年轻人，都出席了欢送宴。
在临别的宴席上，好几次，靳山旺与隋学芳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对在一起，但很快都像触电似的弹开了。隋学芳好几次站起来向这位与之同甘共苦、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小阿弟敬酒，而且每次都是满满的一杯子，并一饮而尽。
然而，离别宋庆龄的愁绪最终还是使靳山旺感到了难言的痛苦与依恋，当晚，他也喝了不少酒。
其实，靳山旺对自己调回部队后究竟能不能担任“五大书记”的卫士长一事还是心里没底，而且当时别说他自己了，就连郝若瑜、刘骥平这两位领导也不清楚。那么，靳山旺能否如愿以偿呢？他后来的政治前途与个人命运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如果说靳山旺当时离开宋庆龄是一时心血来潮，那肯定不准确，实际上，这恰恰是靳山旺的一种自信的表现。遗憾的是，靳山旺回到中央警卫师时，他一心向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这五位党的核心领导人的身边，早已配备了卫士长，一时还轮不到他呢。所以，靳山旺只得原地待命。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被组织上安排到沈钧儒身边当卫士长。
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起任民盟中央主席，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一个个子矮矮、美髯飘飘的老人，当时已八十一岁高龄了。他于1909年参与组织立宪国民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和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国会参议院浙江省候补议员等职，他是1936年和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六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的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得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尊重的革命老人。
撒谎的人总是心虚理亏的，靳山旺更是如此。他借口“上军校读书”，使宋庆龄信以为真，从而如愿地离开了老太太。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欺骗了如此喜爱自己的宋庆龄。所以，一想到此事，就不踏实，担心什么时候在北京见到宋庆龄。这样，不但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使老太太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从而影响他和宋庆龄之间的感情，使老太太不再看得起他。
然而，正应了那句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话，同在首都中央领导层里转悠，又怎么能不见面呢？那次，国务院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务会议，靳山旺明知很可能会见到宋庆龄，但作为沈钧儒身边警卫的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护送着沈钧儒去了中南海。
果然，就在勤政殿门口，一手搀扶着沈钧儒的靳山旺，与刚走下“吉斯”的宋庆龄撞了个正着。宋庆龄一眼看见他后，更是不无惊奇地当场问道：“呀，大炮，侬勿是上军校去了吗？怎么在沈老身边工作了呀？”
幸亏靳山旺早有心理准备，见状，他一边迎将上前向老太太请安，一边不动声色地答道：“军校暂时不去了，领导让我先在沈老身边帮几天忙后再去。”
“原来是这样。”宋庆龄信以为真，笑着对沈钧儒介绍道，“沈老，小靳同志是个非常好的同志，当时放他走，我还真不舍得呢。”
“是的，是的。”沈钧儒一边捋着他那把美须，一边满意地点头笑道。
1958年10月10日，靳山旺与爱人薛莲花终成眷属，举行了婚礼。他因不想惊扰宋庆龄，所以没有把这事告诉一直关心着他的老太太。事后，宋庆龄很快知道了，并在又一次见面中，不客气地责备靳山旺：“大炮，侬怎么结婚也不通知我呀？”
“我不想麻烦侬呀，宋副委员长。”
“侬这个人呀！结婚是人一辈子的一件大事，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嘿嘿！”靳山旺被老太太责备得哑口无言，只会搔头摸耳地傻笑。
就在这年，因刘伯承元帅的原副官汪耀华有病不能工作，靳山旺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组织上调配到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当时，刘伯承住在南京玄武湖畔的鸡鸣寺，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这下，靳山旺可算找到了弥补漏洞的机会，一到南京，他就给宋庆龄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不无“狡猾”地写上了“我现在在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的文字。
信是南京寄出的，刘伯承元帅又时任军事学院的院长，靳山旺现在在南京读书深造的假象更逼真了。宋庆龄见信后，再一次信以为真，从心里为“大炮”的进步而高兴。
从此，靳山旺上南京军校深造的概念，就永远地留在了宋庆龄的印象中，直到她过世，也仍这么认为。
这时，步入花甲之年的宋庆龄的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纠缠着她，她不得不请了一位技术很高的男按摩师，每天为她按摩两小时治疗，同时采用冷敷和热敷的方法，治疗右眼上总不消退的麦粒肿。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4）
担任着宋庆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隋学芳，这时重任在肩。工作更充实了，他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肯定。好几次，宋庆龄在她给一些友人的信中，都提到这位忠诚的警卫秘书。如她在1957年5月30日致王光美的信中就这么写道：
“亲爱的王光美同志：
兹送上我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的照相一帧。还有二张照片是隋学芳同志在上海飞机场所摄的，一并送上，请洽收为荷。”
在给王安娜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了隋学芳。
这时，隋学芳已生养了三个女儿，大的名为隋永清，老二名为隋永洁。就是永清、永洁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女儿，后来不但给宋庆龄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与幸福，还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宋庆龄对因病长期瘫痪在床的隋学芳的喜爱之情，引发了一些值得回忆的故事。当年，宋庆龄还分别给两个孩子起了Yolando（约兰达）与Jeannette（詹尼特）两个英文名字呢。
“他（指王安娜的儿子黎明。笔者注）喜欢与隋的五岁的女儿在一起（隋已有三个女儿。原信所注）。去年冬天她和我住在一起，叫我妈妈太太。她的音乐天赋很高，酷爱民间舞蹈，富于创新，能走出自己的舞步来；她翩翩起舞时，宛若天仙，还很像我。你收到我寄给你的圣诞卡没有？见到里面附有一张穿朝鲜服的小女孩的照片吗？这就是那个小女孩，名叫永清。她六月一日在北京参加了儿童节庆祝会，穿了朝鲜服表演，出足了风头，凡随身有照相机的人，都竞相对着她喀嚓喀嚓不停地拍照。我没有去，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可爱的小明星的。”
（摘自宋庆龄1962年2月26日于上海寄给王安娜的信文。）
原来，由于隋学芳在短短几年中一下子添了三个孩子，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不时引发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这事使一向慈母般关怀着手下工作人员的宋庆龄知道了，所以，她主动承担了帮助隋学芳夫妇抚养两个孩子的义务，而且一抚养就是十几年。
其实，宋庆龄不但关爱着身边的孩子们，还关爱着所有的孩子们。例如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她身边的秘书李云的女儿徐平梅，还有靳山旺的儿子靳利平等。
1963年年底，刘平平把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一些困惑等写信告诉宋庆龄后，宋庆龄就以奶奶的身份，在收信的当天就亲笔给平平写了一封回信：
“亲爱的平平：
收到你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来信，知道你参加了支援古巴的示威游行，得到了感性知识。又获悉你和哥哥、姐姐、妹妹们在学习上的情况，甚为高兴。你们寄给我的贺年片也已收到，谢谢。
你说对中学生生活还不习惯，成绩不太理想。但是你有信心，必然会逐渐习惯并取得优良成绩。因此，我祝你年终考试成绩优良，学习上不断进步，并祝你的哥哥、姐妹们也这样。祝你和你的哥哥、姐妹们身体好，新年快乐。
宋庆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如她在1965年1月18日寄给李云的女儿徐平梅的信中，也袒露了这种慈母般的情怀：
“亲爱的平梅：
你的信及漂亮的手工艺品都收到了。十分谢谢你和姐姐的精致礼物。我患感冒，等好些请你们来玩玩。
这是一本照相簿，请代送给你的妈妈。另外一些糖果等，你和姐姐、哥哥、弟弟等分用吧。
祝你们好！
宋妈妈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八日”
这年的一月，发生了一件使隋学芳深感愧疚与失职的事：宋庆龄在家中跌了一跤，摔断了右腕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活动，一连几个星期生活不能自理。身为一个全面负责时年已是七十一岁的老太太日常安全的警卫秘书，隋学芳深感不安与失职。可是，宋庆龄不但没有半点责怪他的意思，反而劝慰他。由于钟兴宝与李燕娥两位贴身女佣不懂医术，所以，宋庆龄不得不同意让一位护士照料她。这次宋庆龄的骨折复位很糟，不但使她吃了很多苦，而且还带来了诸多不便。朋友们都力劝她做重接手术，但她没有接受劝告，因为她“不愿再吃一次苦，再受一次罪。未接好的骨头像颗胡桃，怪难看的”。这使宋庆龄又发出了“我们缺少优秀的骨折复位医生”的感叹。
这时，靳山旺已于1960年离开了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受命来到了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从1959年至1960年，靳山旺以卫队长的身份，先后负责过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云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靳山旺那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泼辣果断的工作作风，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而这段时间里的靳山旺，虽说不用直接工作在中央首长的身边，但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着，转悠在警卫战士们的工作岗位上，检查督促与指导，惟恐稍有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