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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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信，昨天才收到的。因会（为）我去年11月回上海来试打血管针，在1971年我发高烧，一个女大夫就给我服了24粒的过敏性药片，使我两年痒得不能好好工作，每天要擦油膏，吃药都不能彻底治好这病，虽然看了许多医生。我吃尽了痒痒的痛苦！后来我决定回上海打血管针，让体内的余毒都排出。这种针每天要打2小时半，现在刚打了一个疗程。皮肤虽然有些好转，但须（需）要休息。针都打在两只手背上，所以筋都肿了，不能多写字。
请愿（原）谅。
希望你一家都健康，新年快乐！
等我好些再给你信。
林泰
1973年1月1日
是的，还有谁比宋庆龄更了解靳山旺的呢？出身贫农、对革命赤胆忠心、对毛泽东与共产党无限忠诚的靳山旺，是决不会做出什么反党的大逆不道的事来的。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5）
宋庆龄绝对相信这门正直无邪的“大炮”，她只为靳山旺发配江西后，他的一家老小怎么办而发愁。当时，靳山旺的两个孩子还都齐桌沿高呢，他的第三个小儿子靳卫平还在襁褓之中呢！
宋庆龄为靳山旺一家的处境深深担忧着。
好在靳山旺的儿子靳利平已是十五岁的少年了，他已初识文墨，能应宋庆龄的要求，不时把北京家中的情况写信告诉宋奶奶了。
宋庆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着靳山旺一家，她不但亲自写信给靳利平，鼓励与安慰他们母子，有时还硬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扣出几十元寄去，给予靳山旺经济上的援助。
有时，宋庆龄公务缠身或身体欠佳，来不及回信靳利平，就委托张钰代表她回信：
小靳同志：
你二月六日写的信和附来你弟弟的照片都已收到。
首长近来气管炎发作，健康没有复原，让我们给你写回信。等复原后再自己写信。她知道你爸爸和妈妈的健康情况，表示关心并希望他们早日恢复。
祝你一家春节快乐！
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
信尾盖着一枚鲜红的公章，上面是“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的字样。
这时，靳山旺正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埋头劳动着，接受着这种特殊的肉体惩罚，接受着命运对他的人生所进行的又一次灵魂的洗礼。进贤县离南昌40公里，气温比南昌还高，中午时分，水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烫脚板，温度计放在阳光底下，马上就升到了极限，人们开玩笑说，把玉米饼子贴到墙上都能烤熟了。进贤县的天气还特别怪，一过中午，风就好像被老天爷收起来似的，连轻柔的柳条都纹丝不动。人在无风的闷热中就像在蒸笼中一样，
靳山旺在江西农村“劳动改造”时的留影即使是躺在床上不动，汗水仍然浸湿了竹凉席，浸湿了床板，滴淌到地下。哪怕你再困再乏也会把你一次次热醒。在烈日下干活，汗水更是不断地从全身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涌，水刚喝下去，马上就从汗毛孔里淌了出来，湿透了衣裳，贴在身上非常不舒服。所以，干活时大家都不穿上衣，而是将白色的布尿素袋拆开，像披风似的披在肩上，并戏称为“五七战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靳山旺在“五七”干校劳动了整五年。靳山旺百思不解、痛苦彷徨，他实在不理解自己何以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冲击的对象，他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但他从来没有提出抗诉，为自己叫过一声冤、喊过一声苦，因为此时此刻的他已从心里看清了江青一伙的真实嘴脸，明白了他们要借“文化大革命”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一想起含冤九泉的王良恩等一大批领导与战友，他的心绪更平静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让历史与事实洗刷掉蒙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靳山旺当时的分析与判断：尽管王良恩在1973年被江青集团定性为“反党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很快就为他平反昭雪了；靳山旺也终于在1981年获得平反，回到家乡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在进贤县劳动改造的时候，当时干校有规定：凡是劳动改造，两年才能回家探一次亲。所以，靳山旺在1975年，才获准回北京探亲。这一天，被阳光晒得黝黑的靳山旺带着自己劳动的成果，终于踏上了回北京的路程，但是，心中装着宋庆龄的他在中途路过上海时，特意下了火车，专程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这两年中，他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着宋庆龄，怀念着当年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那五年幸福的日子，并同时为自己当时少不更事冲撞宋庆龄的往事深深地愧疚着，为老太太的健康担忧着，被她的政治命运牵挂着。
身材魁梧高大的杜述周以前见过靳山旺，所以，二话没说就把他迎进了主楼，示意他可以上楼去见宋庆龄。
宋庆龄刚起床，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她穿着一身睡衣、趿着一双拖鞋，甚至银白的头发还有些凌乱。八十二岁的高龄与多种疾病的困扰纠缠，使她显得有些老态、身体臃肿，甚至连面部也有些浮肿了。
“宋副委员长。”望着行动举止已有些迟钝的宋庆龄，站在门口的靳山旺刚喊出这么一声，便喉头哽咽、视线模糊了。多年不见，老太太竟变成这样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哪！靳山旺一阵心酸，挎着大包小裹站在那里怔住了。
“大炮？呀，大炮，侬来啦！快进来呀。”宋庆龄缓缓地从沙发上转过脸，并用双手用力撑住沙发扶手，努力地往起站。靳山旺见状，连忙踩着地毯走进卧室，伸手按住了老太太。
“别别，您别站起来，快坐下。”
“哟，还带这么多行李？”
“这些是我亲手种的花生等江西土产，带来一些给您尝尝。这些是我的衣服用品。”
“这么说，侬还没回家？”
“没有。”靳山旺实话实说，“因为我想侬，就先来看侬了。”
“侬这个大炮呀，还是那个脾气。”宋庆龄显然感动了。
“在江西吃苦了吧？”宋庆龄眯着一双老花眼，笑吟吟地端详着对面的靳山旺，“看看，人都黑了、瘦了呢。”
宋庆龄的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靳山旺的心坎上，触动了他的心事。顿时，他鼻腔一酸，两眼竟蓄满了泪水。他好像一个在外受到别人欺侮的孩子刚回到长辈的怀抱里似的，满腹的委屈与冤枉，使他有种想痛哭一场的感觉。但为不使老太太看了见笑，他强忍着偏过脸，不让泪花流下来。
“哟，老坚强的一个人，哪能现在变得这样娘娘腔了？”偏偏宋庆龄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以一种轻松的口气，像以往那样与她的爱将开起了玩笑。
这时，兴宝端着刚沏的一杯绿茶走了进来，老同事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与寒暄，不在话下。
这天上午，靳山旺与宋庆龄说了好多好多的心里话，使他感到这是他自结识宋庆龄以来两人说得最多的一次话，就连后来留下来与宋庆龄共进午餐时，他们还絮絮叨叨地互相叙说着。在这次长谈中，宋庆龄也毫无保留地把这么多年来家中发生的一切乃至她的心里话，都事无巨细地告诉了靳山旺。在提及家中那段不堪回首的折腾时，她甚至叹着气，几次不无嗔怪地埋怨靳山旺说：“大炮，当时侬要不走留在这里就好了，我也不会受那些惊吓了。”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6）
菜依然是那么几个家常菜：雪里红烧鲫鱼、炖鸡蛋与一碗罗宋汤，但为欢迎靳山旺的到来，这天，宋庆龄还特意令钟兴宝开了一瓶葡萄酒，他们一老一少两个人，就这样促膝对酌了好半天，直到饭菜都凉了才离席。
这天，靳山旺在辞别时，宋庆龄还送了他两条当时中央内部特供的“熊猫”牌香烟，靳山旺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条是长包装的，一条是方盒子包装的。靳山旺还要与宋庆龄客气推让，反被老太太笑着嗔怪了几句：“勿要和我假客气了，这么多年，侬这根烟枪呀，早变成老枪了！”
在这次长谈中，靳山旺知道了不幸的隋学芳的近况，还知道了宋庆龄兼任着抚养他两个女儿的事。这不由使他深为老太太的善良与细致而感动，明白了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欣赏与同情，都转移到永清与永洁身上去了。他知道当时宋庆龄一月虽有500多元的工资，但她还要承担着李燕娥、钟兴宝两位的工资，还要承担着永清姐妹俩在北京求学生活的一切费用，他不由为此而担心。所以，当时宋庆龄要给他30元贴补家用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了。
但是，靳山旺没想到宋庆龄在事隔多年后，竟又把它寄给了靳山旺。
靳山旺同志：
接三月六日信，知最近情况，现送三十元备用。
1979年3月10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由于接济一些人，帮助他们读书，经济上不允许我多事帮助。这是所抱歉的。
此祝
近好！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中隋永清已长成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她那亭亭玉立的窈窕身材与漂亮端正的面庞，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出水芙蓉一样美丽，这为她后来终于如愿以偿、直到今天还在《洗澡》等影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在宋庆龄给隋家姐妹的好朋友致信中，她情不自禁地赞誉永清姐妹俩：
“永清和永洁目前正回来过周末。她们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还要我向你转达她们对你的礼物（美国的金色八音琴和笔）的谢意。永洁现在在外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希望很快就能自己用英文给你写信。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终身的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
“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
（以上摘自宋庆龄分别于1977年7月3日、24日致拉维那的信。）
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又在这年的8月10日致高醇芳（与宋庆龄有密切关系的重庆企业家高士愚的女儿迪安娜）的信中，也提到了永清和永洁两姐妹：
“去年，我和两个年轻的‘被保护人’（指隋永清与隋永洁—笔者注）住在北京饭店，那里挺舒适，偶然会感到有点摇晃，我能泰然处之……约兰达（隋永清的英文名字）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隋永洁的英文名字）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不过，在隋永清与隋永洁这对姐妹中，妹妹隋永洁似乎更使宋庆龄感到满意与喜欢。这从她1978年4月7日致高醇芳的信中可以见到：
“上个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有四千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精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特尼（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到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然而，鸟儿长大了，总有一天要自己飞翔的。1979年5月中旬，隋永洁要出国深造、前往美国的特尔尼蒂大学求学、离开宋庆龄了，这使年已八十八岁的宋庆龄感到了惆怅与依恋。这在她分别给廖梦醒与沈粹缜两位的信中都有明显流露：
“前些日子我工作非常忙，还要为永洁去纽约做准备。她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预科。她很幸运地得到了奖学金。她想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到旧金山去接她，但是在东京机场找不到能打长途的电话……现在她终于抵达纽约，和一个她在这里的同学一起上课。她是个有责任感的女孩。我想她回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翻译，一个能令我自豪的人。”
“永洁拿到了奖学金，已于五月初去纽约读书了。我为了她花了不少钱，用来做衣衫等等。”
至于姐姐隋永清的婚事，宋庆龄似乎并没有像对她妹妹一样。这可以从她1980年7月14日致沈粹缜的信、尤其是同年9月3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亲爱的沈大姐：
您的信及送给永清结婚的贵重礼物都收到了。您实在太客气了！这么多样及新式的产品，大家看到都呆了！暂时，杜同志管了礼品。等永清看到了，让她自己给您写信。
这里天气很热，希望八月一日不这样热！永洁天天代她姐姐去找新房的家私。如果没有永洁在大力的帮忙，我要急出病来了。永洁很聪明，也在各方面找过我。
永清的新房要到11月才可搬进去住。现在还不知道那两间的大小，所以买家具还是只好估估。”
“我亲爱的永清于八月一日下午四点钟在我家快速而简朴地结婚了。我不想打扰朋友们，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指廖梦醒—笔者注）。只是办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国旗袍，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不少求婚人中挑选了一个比她的年龄大得多的男人。我并没有反对她，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生活。他们住在十八层楼的一套两居室里。电梯晚上九点钟就停运了，所以他们发现有很多困难。每天上晚班到凌晨三点钟，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得爬楼梯到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