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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周末146-第2部分

小说: 周末146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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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招商。12天的时间,走访了9座城市20多家跨国公司,草签十多份协议,引进资金8000万美元。

  对于被称为“小台北”的昆山来说,招商引资几乎是昆山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法宝,也是昆山几任领导迅速升迁的重要原因。

  昆山的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多种招商的方法,其中有一招叫“链条式招商”:每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就注意跟踪这家企业在海外的上、下游企业,然后通过这家企业和他们取得联系,劝说他们前来投资。

  几年前,昆山在引进一批笔记本电脑企业后,副市长朱凤泉在招商引资上下足功夫:把笔记本电脑拆开,看哪些零部件在昆山还没有生产,然后有目的地去招商。很快,一个IT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形成了。

  昆山干部的亲商理念在引资过程中也日益强化到了“自觉”的地步。

  2001年的一天,昆山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半夜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一位台商的太太语气急促:“我老公不见了。”她打电话没有人接,顺手找到宣炳龙的名片。

  昆山有三条路去上海,宣炳龙立刻派出三辆车沿路往上海找。果然在一条路的边上发现一辆车,敲开车门,正是那位台商。原来这位台商到上海办事,晚上开车回昆山时十分疲劳,怕出车祸就停在路边休息一会,不想睡着了。

  台商好吉利。捷安特自行车公司在昆山投资2950万美元建厂,公司董事长想把厂前的金鸡路改成台湾工厂所在的“顺帆路”。情况反映到昆山市委,当时的市长郑慧珍答应了,结果台商大为高兴,一个路名更换,换来了超过1亿美元的增资。

  至2003年底,昆山全市累计吸收合同外资199亿美元,实际到账74亿美元,已开工企业1490家,剩下的企业也将陆续投产。2003年昆山全年实现GDP430。37亿元,比上年增长31。5%,财政收入达到60多亿元,增长了近六成。

  “在昆山做现任领导最轻松。”宣炳龙说,不断增长的外资产生了聚集效应,昆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其巨大的惯性会持续高速运转一段时间。

  宣炳龙所言不虚。本报记者在苏州到昆山的公路上,一路看到的都是刚刚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工厂区,难得一见连片农田。近两年上千亿元的生产性投入,看来都将转化为GDP数字和财政收入,苏州GDP高速增长的势头还将持续。

  苏州大学一位学者说,对于苏州来说,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真正做大做强仍有待时日,外资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对于GDP、投资额和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仍将是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中的重要一环。

  ■记者手记

  “苏州经验”的核心价值

  □本报驻京记者李梁

  苏州出身的干部为什么受到中央和江苏省的重用?他们在苏州的执政经验价值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从何种层面上理解“苏州经验”?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苏州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考虑,苏州经济高速发展之迷,套用一句大道理来解释无非就是,苏州抓住了机遇,而机遇之所以能被抓住,决策者的审时度势功不可没。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模式土崩瓦解,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

  19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梁保华和陈德铭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

  到了王珉走马上任,苏州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仍在高歌猛进,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已十分明显。过分依赖跨国资本,使它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尽管GDP和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却增长得不快。今年上半年苏州的GDP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但人均收入在“长三角”16个大中城市中,却只能排在第7位。

  在王珉时代,苏州市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就成了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苏州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是外资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苏州经验”似乎也更容易被归纳为招商引资的闪光数字———招商引资便捷易行,也更容易见到实际效果。

  回到时代的具体情境,苏州乃至昆山的干部包括招商引资在内的诸多经验自有其成功之处,可是无法想象,要是整个长三角、甚至全中国都以苏州为榜样,以苏州作为招商引资的追赶目标,去搞引资大道,去建招商广场,那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发达的东部到贫瘠的西部,多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法宝,多少地方“招商引资大跃进”仍在进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经验”也许不能简单地用“模式”或“经验”来概括之。苏州历任决策者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甚至连自己也无法重复的路。

  如果我们坚持要把苏州之路升格为“经验”和“模式”的话,它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梁保华、陈德铭和王珉在苏州执政期间的成功经验莫不归结于此,中央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亦在于此。

  10月底陈德铭在就任陕西省代省长时,有记者曾问他:如何将苏州经验与陕西实际相结合?陈德铭坦诚回答: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是在一定时代下形成的,适合那个环境。我尽管在那边工作了几十年,但到了陕西后觉得那边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地克隆。要从陕西的省情出发,了解陕西现在的困难形成的原因,了解陕西潜在的优势可以迸发出现实优势的东西,然后再借鉴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们结合起来。

  也许,这样的回答正是陈德铭“苏州经验”的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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