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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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8）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学其短》自序
“学其短”标出一个短字，好像只从文章长短着眼，原来在报刊上发表时，许多人便把它看成古文短篇的今译了。这当然不算错，因为我拿来“读”和“曰”的，都是每篇不超过一百字的古文，又是我所喜欢，愿意和别人共欣赏的。谁若是想读点古文，拿了这几百篇去读，保险不会失望。还在学语文的同学，将其作为课外读物，对于提高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大胆地说一句，也多少会有些帮助。熟识的朋友大都知道，这本书和两年前出版的《念楼学短》里的文章，本来都是为我自己的外孙女儿们而写的。她们都读过，有这样的体会。如今她们中的两个分别在美国、英国读博士和硕士，另一个今年也在天津大学毕业，已经成了我的骄傲呢。
可是我的主要兴趣却不在于“今译”，而是读之有感，想做点自己的文章。这几百篇，与其说是我译述的原文，不如说是我作文的由头。虽说不敢“借题发挥”，但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垒块，大概也还属于“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的范围吧！
当然，既名“学其短”，对“学”的对象自然也要尊重，力求不读错或少读错。在这方面，自问也是尽了力的，不过将“贬谪”释读成“下放”的情形恐仍难免。虽然有好心人提醒，贬谪是专制朝廷打击人才的措施，下放是党和人民政府培养干部的德政，不宜相提并论。但在我看来，二者都是人从“上头”往“下头”走，从“中心”往“边缘”挪。所不同者只是从前圣命难违，不能不“钦此钦遵”克期上路；后来则有锣鼓相送，还给戴上了大红花，仅此而己。所以我认为这样释读也是可以的。何况这又是在写文章，援“彭德怀就是海瑞”之例，以今拟古似乎也不是那么的不行。于是兴之所至，笔亦随之，也就顾不得那么太多。
《念楼学短》，收文一百九十篇，本书收文三百一十六篇，二者所收篇目并无重复。从九十年代起，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五百来篇“学其短”小文，全都收在这两本书里了。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附录】 《学其短》后记
《念楼学短》出版以后，大庆市交通银行龙南支行押运支队韩路民先生、湘潭市政协王集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前总编辑夏钦瀚先生，都帮我认真通读，仔细检查，共发现了错字十二处，人名错误四处，数字错误二处，标点错误二处，衍字一处，倒文一处，共计二十二处。《念楼学短》重印时，这些错误均将一一改正。在此谨对三位先生的热心相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同样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新老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书中有错，如灰尘入目，不除干净是受不了，也是不行的。
萧沛苍、蔡皋贤夫妇忙中为设计封面，绘制插图，友情温煦，志此以示不忘。
零四年一月十日，钟叔河。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望过年
“细人子望过年”，是一句湖南话。回想儿时，觉得这句话说得真不错。
儿时望过年，先是渴望年节的吃食。平江人家过年炸“发肉”，用鸡蛋将灰面调成糊，酌加胡椒、香葱和盐，搅匀后用调羹舀起，再放肉丝一二根，下油锅炸熟（须用茶油），成为金黄色不规则形的块子，趁热吃比九如斋的点心还香。
“发肉”制作不难，材料也易得，不知怎的家里却一年只炸这一回。好在过年解除了细人子不得入厨房的禁令，允许我站在油锅旁看，哪一块色最老（我喜欢吃炸得老的）或者样子最有趣，起锅后便吃哪一块。这样的吃法，比从桌上盘中夹起来吃，更加有味得多。这时母亲对我也特别宽大，顶多喊应一下不要烫了手和嘴巴，不要吃得太多等下吃不进饭，再不像平时斥责我贪吃那样疾言厉色。
和母亲在厨房里的态度一样，整个家庭对我的督责和拘管，从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以后，也都大大放宽甚至暂时取消了，因为要过年啊。这才是我最大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因此，望过年的我，最渴望的恐怕还不只是吃食，不只是玩具，不只是儿童图画书，而是家庭中这种平时没有的气氛。这种气氛充满了一切空间，笼罩着一切事物，上街买年货呀，收拾房子迎客呀，试穿新衣新鞋准备去亲戚家拜年呀。它给这些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我幼稚的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好奇和无穷的想象。
平凡的屋顶下平凡的日常生活是单调的。如果寒来暑往一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不过一个年，童年的我真不知会如何的寂寞，如何的不知道快乐。我的心智也会因此不健全，甚至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更加无用的人了罢。
所以，我望过年。做“细人子”时望过年。尝过成人的甘苦做了爸爸以后，还是望过年，——为了自己的孩子。如今须发都己颁白，成了退休老人，也还是望过年，——为了孩子的孩子。
从前年到去年，在美国女儿家闲住。美国人很礼貌地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很爱儿童，孩子们在自己家里玩得天翻地覆，却绝不会踏入别人家（包括没有遮拦的草地空坪）半步。可是到了过“鬼节”（万圣节）的晚上，每家的孩子都化装成“鬼怪”，一面喊着“呸！呸！”一面来叫开别人家的门，索要糖果。前后两三个小时，女儿家的门铃响了好几十次，当然每次都得立刻去开并“打发”。我看见不少小孩都是父母开车送来的。太幼小的孩子，父母还得陪着他下车，甚至抱起他来按门铃。孩子们的鬼怪服和鬼怪帽也各出心裁，看得出父母付出的心力。
现代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还要过“鬼节”，还不是出于自己的风俗习惯，为了使孩子们快乐吗？美国的孩子们望过圣诞节、万圣节，还不是和咱们中国的孩子们望过年（现在该叫春节了）一样的迫切吗？
春节是我们自己的节日。《七月》诗中写农夫一年劳作，最后“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三千年前的风俗即己如此。两千多年前的杨恽写道：“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描写更加生动具体（炮原字包下四点，就是油炸，想必和炸“发肉”差不多）。可见春节本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为“田家”劳逸结合调剂生活所必需。美国的感恩节、万圣节，也是从早期移民新英格兰的农民中兴起来的，和我们的春节正是一样，无所谓哪一个土哪一个洋。
（2004。1。9）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To Philomather 的人
上面这行甲骨文为一书名，即《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是武汉大学杨逢彬的著作。
甲骨文我认识得少，限于三千多年来字形变化比较小的那些。杨逢彬我却是认识的，当花城出版社印行的这部精装大书摆在面前时，便想来谈一谈我对他的一点印象。这一点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有理想家气质的做学问（To philomathes）的人。
根据古希腊人的解释，To philomathes的根本要求是要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不只为了实用。像甲骨文这种东西，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全国和全世界总共也只百十个吧），恐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肯定不会“畅销”，用作求名求利求职的敲门砖，即所谓“实用性”，实在很小。但逢彬偏偏对它有兴趣，决心研究它，而且一钻进去好多年，这便是To philomathes了。
初识逢彬时，他刚刚大学毕业。恢复高考后他进的是医学院，可这并不是他自已的选择。他的理想是研究古文字，现在有了点选择的自由，于是便在医学院毕业后决定弃医习文，宁愿牺牲这五年学医的时间，作为To philomathes入门的代价。
这个决定，正可以说明逢彬的理想家的气质。其时正值逢彬祖父杨树达遇夫先生的友朋书札准备出版，标点和注释工作原由出版社组织人员在做。逢彬发现了点注中的一些问题，曾拿来征询我的看法。于是我知道了，他在学医的同时，便一直在自修古汉语，他的理想是有切实的行动支撑着的。
经过努力，逢彬终于通过严格的考试，成了武汉大学夏渌教授的古文字学硕士研究生。此时他年过三十，已经结婚生子，负担不轻。我了解他的古汉语水平已经超过学中文的研究生，便请他标点、今译过几种古籍，使他有一点收入，他都胜任愉快。
修完硕士之后，逢彬可以来出版社工作。这样收入比留校高，职称晋升也容易些，又能够照顾在长沙上班的妻子和幼儿。和他谈到此事时，他诚恳地对我说：“出版社的工作，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的家也在长沙，去武汉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想到大学里去，那才有可能继续深造，争取专门研究甲骨文。”
于是，他留在了武大，开始教书。一个新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后来“开门办学”，还得提着书囊行李到处跑。他的妻子在长沙邮电部门工作，忙得很难兼顾小孩。他甚至不得不将小孩带到武大去，照料其生活，辅导其学习。为了搞好教学同时坚持研究，逢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终于得到了在职攻读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汉语史博士学位的机会。
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逢彬到北大进修了一年，系统补习了汉语史、语言理论和现代汉语。攻读学位期间，又到北大一年，完成了学位课程的学习。一九九八年，他以三年之力写成的《殷墟甲骨刻辞动词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全体答辩委员给这篇论文以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其研究方法得当，占有材料丰富，尤其在克服用后代语法体系去上探甲骨语法的模式这一点上，具有独到的创获和颇高的学术价值。有关方面认为，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正式出版的水平。
此时逢彬已执教好几年，职称还没有上去，等着要看他的“专著”。逢彬却并不急于出版自己的论文。他听取了郭锡良教授的意见，决心在动词研究之后，继续研究甲骨刻辞的形容词、名词、代词、副词和介词。又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正式完成这部书，交付出版。
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秦颖告诉我，逢彬交稿以后，多次检阅校样，反复推敲，尤其是对于“绪论”，终校至再至三。“讲老实话，我们社出版学术著作，绝大部分作者最关心的都是出书的日期，也有的是稿酬的标准。只有杨逢彬，才自始至终一直将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就凭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向别的出版社争来这部书稿，就是完全值得的。”秦颖说：“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动，我到武大去拿书稿，见到逢彬生活清贫。他告诉我，他妻子放弃长沙的工作去武汉，家庭收入大大减少。我问他何不多讲点课创点收。他说，想做学问就赚不了钱，这点我早就有思想准备。”秦颖说的，不也是逢彬To philomathes的精神吗？
逢彬的书，属于专门，印数很少。秦颖不怕赔钱，争着来出版，也颇有一些理想家的气质。对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我也是十分欣赏的。
如今“做学问的人”中，出书的人中，理想主义者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一切只从实际利益考虑。七十多年前有人礼赞古希腊人Tophilomathes的精神，举欧几里得教几何的事为例。有个弟子做习题时问道：“我学了这些能得到什么好处？”欧氏便叫奴隶：“去拿两角钱来给这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礼赞者然后申论道：
我喜欢礼赞希腊人的好学。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
最后这一句听起来似乎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是相当沉重的。
我在这里介绍逢彬和他的书，心情当然很高兴；但想到真正To philomathes精神的式微，亦不禁沉重之感。为了不破坏读者的情绪，也学着来轻松一下吧：写杨逢彬不是为了提倡大家都做书呆子，谁有欧几里得弟子的本事，学了几何又赚得到钱，我也是乐观其成的。
遇夫先生与先父一八九八年在时务学堂同学，一九五三年起又同挂名湖南文史研究馆直至逝世。先父一生侘傺，曾教我曰：“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做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的章士钊，都不啻云泥。此固由于资质有差别，境遇有不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不发愤。汝当以我为戒，立志做一门学问。即使只做出点点成绩，也比耍嘴皮子、扎花架子有意义，庶不致庸庸碌碌虚度一生。”
当时我正狂热地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将七十岁老父的话当成耳边风。逢彬的父亲德嘉同志比我小一岁，当时的情况恐怕也和我差不多。四九年八月长沙一解放，德嘉和我不约而同成了革命干部。虽然因此五十年后得以光荣离休，不必进文史馆，工资也照加；但父亲的期望“做一门学问”却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在读书人家出身的人如德嘉和我者，狂热过后清醒过来时，自然不能不感到一种愧疚，一种遗憾。
现在逢彬学问有成，德嘉同志可以无憾了。回想起自己五十年未能用心于学，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