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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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更加主动和积极地实行向中国派遣日本教习的政策。
1900年，日本人辻武雄在《支那教育改革案》中提出，在中国“以讲习日本语言尤为主脑，何则？日本、支那二国，由有邻邦之谊，同文之便，可以互相观摩。中学堂以上可以日本语为必修科，以英语为随意科。”“至若聘外人教习一事，日本人及欧美人孰便孰不便，孰利孰不利，则余尚有意见，请待他日论之。”言虽未尽，而力主向中国派遣教习之意则是明显的。
1901年2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通过吴汝纶与李鸿章见面，力陈延聘日本教习到中国的种种好处，请求聘任两千名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李鸿章表示赞同。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1908年。1902年3月，日本《教育时论》杂志发表《对清教育策》一文，主张：“清政府欲打破多年来形成的弊端，实行新政，仅靠本国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须招募国外的有识之士，在其左右献计献策，筹划经营各种事业……我国若真想帮助清政府实行革新，使日中双方都能获利，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向他们提供优秀的人才。要在教育上对清政府进行赞助和指导，就必须尽可能地向他们派遣一些学识高深的人去担当顾问。”“清政府近期虽不断在各地开办学校，但缺乏适当的教师和教科书……迫不得已，向国外招聘教师，现向我国招聘各类教员，目前双方正在交涉。值此之际，我国应大力遣人清末翻译日本的理科教科书
应聘，赞助清政府的教育事业，同时输入我国文化，扶持我国势力的发展。”这里把向我国派遣教员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帮助只不过是诱饵，输出日本文化，发展日本势力才是其祸心之所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在给吴汝纶的信中明确表示：“窃拟募集敝国之师范生卒业生，授以贵国历史地理，并告以风俗人情及通行言语，此所以假敝国人士以为贵国养成教员者也。”另外，日户胜郎致吴汝纶的信也称：“仆本日见敝邦菊池（大麓）文部大臣，对清国教育事业宜有所谈及……处于今之际，敝邦虽乏干济之才，然欲为清国选送优良教员，则属定局。”吴汝纶《东游丛录》。为此，日本帝国教育会设立了“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专门训练派遣到中国的教员。民间团体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1903年，在东京还成立了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日本有些大学也直接招聘一些志愿到中国的师生来华担任教习。这期间，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遍布中国各地。1905年，日人哈拉达发表《论日本在华教育势力》一文，声称：日本在华教育势力有三种，即日本教习、日本留学生和译成华文的日本教科书。1907年5月2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载文《论日本宜设大学于中国东北各省》，称：“何以我国语战后之满洲者，惟偏重于物质，而疏于精神之计，此识之所为扼腕而痛心者也。”“观列国对华政策，既锐意从事于整理财政，而努力阐发华人之精神，其于传教、兴学等事，有可表见者不少。”“即以我国而论，数年以来，男女教员之至中国者殊不乏人：南自广东，北迄满洲，虽僻至蒙古，莫不有吾人之足迹，成绩亦颇可观。虽然，其所就也皆中国自建之学校，不然亦缙绅家庭之教师，从未有以我国金资创兴大学，谋普及我国学风教化者。噫！当仁不让，其谓之何？”对日本派遣教习来华的目的，中国当时就有有识之士予以揭露，《外交报》在登载这篇文章时，曾加编者按，指出：“外人之欲谋握我教育权久矣；即以已成者论，何地无之？何国无之？及今而言抵御，已嫌其晚。我国当局，可不亟自振兴，谋教育普及之策耶？”而日本教习中有些人如“支那浪人”者流品行恶劣、学识浅薄、为非作歹更是中国师生的厌恶。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日本教习来华由盛转衰。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谋取在华教育权力
日本向中国派遣教习和吸引留学生的政策，从总体上讲是打着赞助清政府教育事业的旗号，以达其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的目的。中国政府也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施中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愿意向日本学习。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俄国，军国主义势力在其国内取得支配地位，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以“大陆政策”取代“保全清国”的政策，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势力。日本的对华文教政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开始时遮遮掩掩式的文化渗透，开始转变为露骨的教育扩张和教育侵略，这集中体现在千方百计谋取在中国的教育权这一点上。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战之机夺取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利益，并占领青岛及胶东铁路，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诱使袁世凯予以承认。“21条”规定日本人在中国有宣教权，也意味着宣布日本对中国实行殖民教育合法化。这充分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谋求教育权的侵略野心。同年10月2日，袁世凯为了讨好日本，竟以大总统的名义申令：查禁具有“排斥友邦思想”的教科书。同时，日本在其国内设立殖民学校（1915年名为东洋协会殖民学校，1918年改称拓殖大学）。该学校以培养在海外经营事业的人才为宗旨，极力主张侵略中国。1919年4月23日，日本众议院提出《关于华人教育设施之建议案》。日本议会议员与政府委员就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和中国内地教育等问题展开辩论，声称应在中国设置教育机关。1923年12月，日本外务省召开中日两国非正式会议，签订了《日本对华文化教育事业计划书》，即以退回庚子赔款为诱饵，由日本人在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势力。由此，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侵略的系统化程度大大提高。从而引发了中国人民“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热潮。
对割让地台湾的教育侵略
1894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战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第二条是：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以后，中国的台湾成了日本的割让地，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开始了长达51年之久的殖民统治。1895年，桦山咨纪出任台湾第一任总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颁布了《关于赴任之际的政治大纲的训令》，确定了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大政方针。《训令》声称，台湾是日本的“新版图”，是亟待沐浴“皇化”的地方。因此，台湾总督施政的基本原则是恩威并行，即一方面进行法西斯统治，镇压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使台湾民众不敢萌发“狎侮之心”；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教育侵略，泯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之做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顺民和奴仆。这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施政的总纲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开办学校、经营教育的全过程，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制定“同化主义”政策
1896年12月，台湾总督府掌管学务部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讲话中称：“本岛统治之根基，在国语之普及与国民性之涵养；故加速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强迫入学，根本上施予同化，为最紧要之事件。”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日本在台湾实施同化主义教育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把日语作为同化的桥梁；二是对台湾人实行“心性同化”，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最终使台湾人归附日本，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1895年6月26日，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附近的芝山岩学务部里设立学堂，先后招收21名台湾同胞为日本语练习生。8月末，在《学务部施设事业意见书》中强调提出台湾人要学习日语。第二年4月，总督府公布直辖学校官制，在台湾各重要城市设日语练习所、日语夜学会、日语普及会、日语奖励会等，台湾总督府编印的教科书
对学好日语的给予“秀才”称号。1937年，又将选修的汉语科取消，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完全取消汉语。据1939年统计，全台日语讲习所共15126所，学生有89660人。日本在台湾不仅设置大量推广日语的训练机构，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台湾人学习日语、运用日语加以引诱和强制，如奖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采用日本的生活方式，对此类家庭优先照顾其子女上学，优先任用公务员，还享有营业、就业优待，并提供去日本考察的机会，增加日常必需品的配给额等。采取的强制措施，如中学入学口试皆用日语，不学日语不得升学，在公共场所或机关办公必须用日语，考取官员必须加试日语。特别是向山区高山族推行日语的手段更加野蛮，甚至利用警察、宪兵看管上课，强迫学习日语。据1942年统计，高山族日语讲习所有267所，学生18501人。
1914年11月，日本人板垣退助来台湾组织同化会，发表《台湾的急务》文章，指出“（台湾）三百万新归属的人民，对祖国统治的根本方针有些疑问”，要探讨这些疑问的解决，为更广泛实行同化政策做舆论准备。12月20日，日本成立同化会，对台湾同胞强制实行“心性同化”政策。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对此解释说：“要感化台湾岛民，具备帝国臣民的天性”，“要采取恩惠训服。”这样便把同化教育推向台湾全社会。也就是说，不仅在学校通过日语教育实行同化教育，而且遍及整个社会教育，使台湾居民的民俗、生活习惯、往来礼仪、婚姻家庭、户籍管理，甚至姓名等，全部同化于日本。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同风会、同化会、风俗改良会、户主会、主妇会、青年会、处女会、敦风会、敦俗会、矫风会、兴风会、共荣会等组织，遍布台湾的各州、郡、市、町、庄，对台湾人民进行“心性同化”的教育。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不仅意图明确，而且不断得到强化。其主要目的是：1便于推行其政令，加强殖民统治；2废止台湾本地的语言，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使台湾人丧失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3通过同化教育培养台湾人具有日本的所谓国民性格，便于进行殖民统治；4泯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以便配合其对台湾的经济掠夺。日本在台湾的同化主义教育政策，是为其政治上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服务的，只不过在侵台初期，鉴于对台湾的占领刚刚开始，面临着台湾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者不得不用同化教育这样比较含混的政策术语，为其险恶用心罩上一层文化的色彩，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实行日本教育制度
随着日本在台湾殖民地位的巩固和对中国内地侵略的一步步深入，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从语言、思想、文化的同化，发展到教育制度的同化，即教育制度日本化。这集中体现在推行所谓的“日台共学制”。
1919年1月4日，台湾总督府发布第一号敕令《台湾教育令》。该条令共六章32条，其总则称：“在台湾的台湾人的教育，根据本令实施：教育要以有关《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的国民为根本目的；教育要适应时势和经济文化水平；教育可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明确规定教育目的要以日本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国民”。这就将台湾的教育完全纳入了日本的教育体系，并确立了完整的殖民教育制度。1922年3月，又公布了《台湾新教育令》，共27条，中心内容是“日台共学制”，加快推进台湾教育制度日本化。4月1日，台湾总督府第l号谕示又进一步明确台湾的教育方针是“训育皇民”，振作“国民精神”，强化教育政策。中等教育是“训练中坚有为的皇民”；大学与专科教育“训练皇国有用的人才”，并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制”，即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子弟可以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大学与专科学校学习，但必须按照日本国的规定进行教育。
“日台共学制”的确立，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民族同化教育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它是日本把台湾教育纳入日本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向“皇民化”教育政策的迈进。其主要表现是：以输入日本“皇权文化”为纲，以培养忠良的日本国民为目的；在教育制度上，基本上照搬日本国内的教育制度，只不过适当缩短了年限，突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着重培养中下级人才，以便缩短教育成本，尽快满足殖民统治者经济掠夺的需要。
“日台共学制”打着“日台共学”、“内台一如”、“一视同仁”的旗号，试图欺骗台湾民众，消弭台湾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实际上，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的教育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民族差别教育和民族歧视政策。
1在小学教育方面，台湾人进公学校，日本人进小学校。同样是接受小学教育，年限却不同，公学校6年；而小学校是8年，而且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也不同，公学校增加日本历史及手工实业等科目，改汉语为随意科，加强简易职业教育，课本由总督府编辑；而小学校使用的课本来自日本本土，程度较高。在师资、设备上小学校远胜于公学校。小学校升学率比公学校高得多。实际上，台湾人的公学校降低程度，最后完全变成简易职业教育，与高一级学校缺乏联系，限制了台湾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可能，从起点上控制了大多数台湾人受教育的机会。进小学校是日本儿童的特权，台湾儿童能入小学校者只是极少数的政府官吏和“国语家庭”的子弟。据1940年统计，全岛的小学校中，日本儿童44210人，台湾儿童只有3763人。1941年，《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