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肮锛彝ァ钡淖拥堋＞�1940年统计，全岛的小学校中，日本儿童44210人，台湾儿童只有3763人。1941年，《台湾教育令》重新修正，把小学校、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但实际教学却实行第一、第二、第三号课程表：实行第一号课表的学校，侧重实业，大多是日本人；第二号课表的学校偏重日语，为一般台湾人；第三号课表的学校，日语、实业并重，以偏僻山区儿童为主。尽管名目翻新，但日台之间的差别教育和歧视教育始终未变。
2在中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学校与日本人学校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入学考试、录取名额、修业年限等方面对台湾学生进行歧视和限制。入学考试中，日语口试成绩占相当的比重，主持录取的是日本人。在招生中规定：日本人进的中学，台湾学生不得超过20％，而台湾人进的中学，日本人不受任何限制。台湾人中学修业年限4年，较日本人中学年限短一年。总之，台籍学生进中学的机会极为有限。
台北第二师范旧址3在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和排斥。台湾师范教育始终被日本人独占，台湾人接受师范教育者只有极少数，而台湾人能接受本科高等教育者更是寥若晨星，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据统计，光复前十年内，台湾师范学校毕业生人数4729人，其中的台湾人只有925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台籍学生每年不超过15％。
可见，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日台共学制”，共学是假，对台湾人实行教育歧视和愚弄是真。
东亚教育大会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推行“皇民化”措施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特别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殖民者就撕破一切伪装，在台湾实行了赤裸裸的“皇民化”教育。
其主要内容是：严厉禁止台湾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提倡检举“国民”中所谓“抗日思想犯”；打着所谓“一视同仁”的招牌，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强化“日本化”、“皇民化”教育，强迫台湾人民做日本侵略战争的工具和炮灰。
其具体措施是：1明令禁止使用台湾本地语言和汉语，停止出版发行中文刊物；2强行拆毁台湾传统的寺庙和各家各户设置的祖先神主牌位，强迫一律信奉日本的“天照大神”；3禁止称“台湾人”，一律改称“皇民”；4禁演台湾传统戏剧、音乐，强迫演出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忠勇美谈”、“日华事变美谈”等所谓“青年剧”、“皇民剧”，强迫唱日本军歌、日本歌谣和所谓新台湾音乐，以“大和魂”来麻醉台湾人民。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还制定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缔结法西斯同盟。为建立所谓“日、满、华”“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把台湾视为“皇国南方锁钥”，南进的基地，提出“内台人一体”，“台湾一家”，成立南进入才养成所；在学校教育上注重热带医学、商业、农业研究，以及对华南、南洋一带资源与语言的调查，以便配合日本南进的军事政策，为侵略东南亚做准备。
1941年4月18日，日本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由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任总裁。他们在所谓“临时体制”、“热心奉公”、“为圣战而劳动”的幌子下，普遍开展“皇民奉公运动”。按行政区划在各地设立“皇民奉公”分会、区会和“奉公”班；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成立产业“奉公”会、“奉公”壮丁团、“大日本帝国妇女会台湾分会”等等组织，把每家每户都强制纳入其组织之中，强迫为“圣战”服劳役、购战时公债。其宗旨是：“全岛一致，保持臣民遵守伦理道德，确立国防体制，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期彻底显示国体和皇民精神。”《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初等教育研究》，台湾瑞和堂1981年出版。“奉公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汉族性要蜕变为日本民族性”，“台湾外地性转化为内地性”，“本岛人要转为内地人”。章程的主要精神是：“基于战时国体，贯彻皇国精神，在职奉公，全岛一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该章程行动纲领还提出：“实现惟神之道、八纮一宇精神，推进非常时期的经济建设，实现东亚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由于兵源枯竭，于1942年、1943年公布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征召台湾人去华南和南洋一带作战。为配合征兵需要，日本在台湾设立许多机构，强迫青年入学接受“皇民化”训练。训练机构包括：青年学校544所，学生108300人；特设青年训练所602所，学生5366人；青年特别练成所27所，每期学生13200人；“皇民”练成所3731所，学生179734人。训练的重点是：1实施国民精神训练，使人人都能“皇民化”；2实施军训和军事体育训练，使人人皆能“战斗化”；3传授农业技术，使人人皆能“生产化”。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对租借地大连地区的教育侵略
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地转让给日本，日本开始了对大连地区长达4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旅大地区被沙俄命名为“关东州”，日本统治时期沿用这一名称。《中俄租地续约》规定所辖区域为：自辽东半岛西岸的普兰店湾的北缘起，至东岸貔子窝北缘止划一线，其南水陆各地。日本侵占后又有所扩展，把复州的凤鸣岛、西中岛、交流岛、平岛、骆驼岛全部纳入，辖区包括现在大连市的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旅顺口、金州六区和新金县、长海县、瓦房店市的一部分。日本占领后，组建殖民地教育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殖民教育，把旅大地区作为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据点和基地。但是，在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日本还不敢像对台湾和朝鲜那样，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而是比较小心地进行统治并且为了统治全东北进行着试验。这就决定了在“关东州”的殖民教育不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强制性的同化教育政策，而是渐进式的。直到日本侵占整个东北之后，一方面把“关东州”教育纳入伪满洲国的管理体系，同时又使它比伪满的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在此地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
建立殖民教育机构和体系
日本占领旅大后，就开始组建殖民教育统治机构。这正如1941年3月“关东州”厅内务部学务科编印的《关东州的教育》中所说：“自日俄战争后，（旅大）归日本统治以来，作为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棋，首先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教育机构的设置。”日本在旅大的行政机关经历了关东总督府（1905~1906年）、关东都督府（1906~1919年）、关东厅（1919~1934年）、关东局（1934~1945年）几个时期。与此相关，日本在旅大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经历了如下沿革：1905年6月23日，设置“关东州”民政署，其下设旅顺、青泥洼、金州分署，开始掌管教育事宜；1906年8月1日，建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民政部设庶务课学务系，管理教育行政事宜，改大连、旅顺、金州为民政署，增设貔子窝、普兰店两民政支署，隶属于民政部。1918年5月，撤消都督府，设关东厅，原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直属日本天皇。从此实行军政分治，民政部地方课设学务官和视学，第二年，设置学务课并增加视学编制，陆续在厅内和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或支署配备了专职视学。1934年12月，于伪满首都新京（现长春）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内设置关东局，由关东局官房（即办公厅，内设学务课）和在满教务部掌管旅大地区的教育，“关东州”的教育行政机构是州厅内务部学务课及其下属的学务课、学务系。据1934年12月26日“关东州”厅训令第二号《关东州厅事务分掌规程》，内务部学务课分掌下列工作：1有关教育与文化艺术事项；2有关社会教育事项；3有关监督学校教职员事项；4有关学校、幼儿园、青年训练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5有关教学用图书事项；6有关神社、宗教与祭祀事项。
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确保了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为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展开，与日本在旅大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配合，旨在泯灭旅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疏导同化”中国人的教育
1905年至1923年间，日本在旅大开办学校，对中国居民施行教育侵略。其教育基本上是仿效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突出的标志是推行日语和进行“德”育。
1905年4月12日，日本辽东守备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根据在台湾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经验，对各日本侵占大连后设立最早的小学地军政委员即军政署长发出训令，鼓励在占领区设立学堂，讲授日语。训令称：“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致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这是日本占领旅大后发布的第一道对中国居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命令。1906年，日本政府也声称：“我国对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永远维护远东的和平。”《东北局施政三十年史》。同年3月31日，“关东州”民政署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规定：“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同时，民政署长石冢英藏在《规则》的说明书中写道：公学堂的“必修科目为修身，以下四科，即如历史、地理、理科、图画等不加在内的原因，则系出于日本语的熟练为主要的目的”，“使各科目的教授能互相关联、补益，特别应使学生能自如地运用日本语；汉文科的教授，应使学生明了意义，务使熟悉日本语的学生能翻译成日本语”。1911年3月，关东都督府都督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说：“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1914年7月，大连公学堂堂长浅井政次郎在“关东州”教育研究会上提出《关于关东州的中国人教育的意见书》，强调普及日本语，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化的桥梁”。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日本人田道弥说得更为明白：“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从而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以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由于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了解了日本，学会了日语，熟悉了日本的风俗习惯，这样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1935年出版。1926年11月，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元德在《南满教育》特别号上发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写道：旅顺“高等学堂时代是以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的。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但是，慑于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压力，日本殖民当局不便于明目张胆地照搬在台湾和朝鲜实行的那一套“纯粹的同化教育”政策，在表面上极力掩饰，“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说，“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中国教育——公学堂、普通学堂》，大连市档案馆第39号，1945年1号卷。因而不得不做些换汤不换药的掩饰或调整。1923年3月，“关东厅”颁布第十三号厅令，第三次修订《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把“传授日语”这带有同化色彩的词语删去，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放松过日语的传授与普及。同时，继续强调对中国学生进行“德育”，其主要内容是：健全而善良、尊崇孔子、尚协调融合、“日中亲善”、“日满提携”等，从而使学生成为“日满提携”的中坚人才。这表明，虽然删去了“讲授日语”的词语，但并不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纠正和放弃，而是通过强化“德育”对中国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这正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实质内容的坚持。
归顺“皇国之道”的教育宗旨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旅大地区的教育被纳入伪满殖民奴化教育的制度和总体系。随着“王道教育”、“皇道教育”和“神道教育”在东北全境依次展开，日本在旅大的同化教育政策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再也“关东州”中学生饭前默祷用不着掩饰和伪装，并且逐渐发展为露骨的“皇民化”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这集中体现在1943年6月公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中。该教育令在第一章总则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其宗旨是“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在东亚及世界上之使命，须知辅佐大东亚建设是关东州人的职责；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尽力做到重视精神训练，培养灭私奉公的实践能力；培养尊重劳动的观念，振作从事劳动的风气，贯彻坚守岗位的信念；重视集体训练，为培养负责、协同、纪律等品德而尽力。”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实质。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