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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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下说书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
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
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
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
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
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
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
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
才能一本本地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
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
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
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
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
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
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
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
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
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
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
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
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
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
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
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
才是惟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
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
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
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
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20　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
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
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
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
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
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
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廉熙原刻的《西湖梦
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
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
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
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
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
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
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
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
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
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
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页作
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
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
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
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
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
“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
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
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
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
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
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
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
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
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
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
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
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
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
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
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
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　。据藏印
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盦”。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
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
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
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
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
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
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
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
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
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
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
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
厂的“废铜”？　。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
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
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①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
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
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
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1979　年4　月13　日
①　这书是宋葛洪撰《蟠室老人文集》。宋刻、宋印，只剩下了十四、十五两卷。今在南京图书馆。《中国
板刻图录》著录。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
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
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
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
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
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
已经临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
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
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了存
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积累
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
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的接班
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
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
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
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着
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　。
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
清刻，什么是明刻？　。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
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版，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
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
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
那位老专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
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
说是如此，像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
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
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作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
者。
像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
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
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
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
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
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
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
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撰”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
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
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
对他的“宋版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堇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
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蜡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
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
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
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仕熙春搂字样的所
在，原来也是挖补过的，和季振宜改造《汉书》是用了同样的手段。类似的
情况我遇到过好多起，这两件都出之于著名的收藏家，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杜诗的版本可谓多矣，不过多半是注释本，白文的比较少见。我有一部
八卷的杜诗白文本，版心下有“净芳亭”三字，前面有序，也不记刻者姓氏。
但据版刻风气可以断定是明代嘉靖中所刻。前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的藏印。后
来却发现，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在书目里却指之为宋本。有一种韩氏书目，
还附印了书影，对比一下，就正与我所藏的一本相同。看来这不像作伪，只
是鉴定上出了差错了。后来又知道，“净芳亭”是许宗鲁的斋名，许刻的《国
语》、《尔雅》等流传颇广，版心下题“宜静书屋”，知道的人不少。但这
“净芳亭”却少见。细看一下，字体之古怪方板，也确是许刻的风气。像这
种情况，一个鉴定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断定书册刊刻的大致时代，要了解更
多的情况，就只有多看，多作对比研究，留心书目、题跋以及有关的一切记
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这一类知识的著作。我们今天的条件到
底比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