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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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
士鎏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
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
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菉卿侄舍以居，书室如
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
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
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
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
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
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
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
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
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热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
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
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
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
龢幸而早生70 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
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
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
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
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
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
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
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
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
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
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
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
《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
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
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
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
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 。”之
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 年，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
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
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
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
秉思、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梫、杨钟羲、
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14 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
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
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
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
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
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
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
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
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做
作出来的。他为《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写的长跋，可以算做标本，原文已
收入《西谛题跋》与影印本《录鬼簿》了。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他的另一篇
题跋。这是他自己手书上版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后面的一篇手写跋。
此书刻成于1937 年秋，共22 页。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那木版就寄
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书店的老板怕这篇跋惹祸，就把刻了跋的那块木
版毁掉了，剩下来的21 块木版却还在。抗战胜利以后，来青阁又曾用这旧版
印过少量的蓝印本，但已经没有原跋了。我的一册是书友郭石麒所赠，还是
宣纸的最初印本，时间已经过去了40 年，书口处两行的蓝色都已退掉，但字
迹还清晰，现在就转录在这里。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
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
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
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
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
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荛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
好书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
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庋北平，获色
于难。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
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
不意今乃复丁浩动，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
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
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
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
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
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
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
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跋。
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跋文。可贵的是，在一般藏书家照例要感叹唏嘘的
场合，作者却表现了十分昂扬的气概。而这就正像他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
位热爱祖国文化典籍，生气勃勃，努力工作至死不息的人。
1979 年7 月21 日
谈“集部”
我不知道，藏书到底有没有什么秘诀。按照简单的逻辑，只要有一间房
子，若干资本，到书店里买下、运回、摆好，就行了。事实上当然没有这样
简单。从前有不少藏书家都曾写下过他们的心得，读起来也头头是道的。可
是想照抄照搬几乎都行不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 。一旦变化，即使是头
等的经验，往往也只不过成为美丽的空想而已。
回想自己的买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足以称为经验的东西是没有的。
例如，藏书家大抵都有自己独特的搜求目标，或戏曲、小说，或方志、杂史，
版画、禁书、弹词唱本？ 。都可成为一种专藏的特色。我这里说的是二三十
年前读书界的风气或“时尚”。像这样特定的目标，在我说并没有。我的最
早跑跑书坊，原也不是完全没有目的，那就是想找点晚明野史看看。后来发
现，当一些通常习见的册籍一旦粗备，就再也难以发现什么新奇可喜之物。
当然，有也还是有的。如傅节子抄的“明末五小史”，原也不过是百来年前
抄成的东西，但从“九峰旧庐”拿出来时，就已装在特制的楠木匣子里，用
大红洒金的书皮装订，成为十足的“宝贝”了。我诚惶诚恐地翻了一下，连
价钱也没有打听。
买书是时时需要有新鲜事物的刺激的。不只是新书，旧书也一样。不必
说十年前，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达到想读什么，就能在书店里买到什么
那样理想的境地。只能从书架上幸运地偶然发现，并买到自己所欢喜的东西，
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逛书店的乐趣，看来恰恰也就在这里。过去我的
走走旧书坊，采取的就是一体“人弃我取”的“方针”。这样做的理由是不
言而喻的。不是众矢之的，就可以摆脱竞争的麻烦，也免去了力不能及的高
价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不为人们注意的东西，数量往往较大，新鲜的、未
之前见的书本可能出现的机会也较多。而这正是十分重要的，读者最不能忍
受的是那种一片荒漠、没有生机的可怕景象。
这样，我多年胡乱买书所得，比例最大的就只能是明清人的集部。
集部书是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特别是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这当
然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事物往往有另外一面。非“名人”的作品，未必
就不足观；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
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
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及此了。如果说
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还没有摆脱诗的范围，到了厉鹗作《宋诗纪事》、陈
田作《明诗纪事》？ 。就大踏步地离开了“文学史”的樊篱。但能注意到这
种变化的人是不多的，人们往往总是离不开“文学”、“文学”。钱谦益作
《列朝诗集》并撰集“小传”；朱彝尊作《明诗综》，也写了“小传”，后
来为人辑成《静志居诗话》。方式不同，用意则一。这都不是什么纯文学的
著作。1965 年出版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就是最晚出的一部出色著作。
邓先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写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黄宗羲“当以诗证史，不
当以史证诗”的意见，进一步说道，“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
证史，最为可贵。”邓先生这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史的著作，还不如说是
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他为每一个“诗人”所写的评传，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
虽然某些见解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极好的一种开山之作。读了
以后，使我们对那个动乱的大时代的面貌能获得一个大致的理解。虽然限于
作者的识见与原书的篇幅，所入选的作品还是太少了。
还不能不提到的是阿英同志。阿英是藏书家，但却不同于藏书家中的“庸
流”。他也是对清人集部有浓厚兴趣的一人。他的收藏目标集中在鸦片战争
前后直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这种书在二三十年前真是汗牛充栋，没有受到
图书馆的应有重视，被划在“善本”的线外，大量地落入了还魂纸炉。阿英
以个人的微力，经久地、孜孜不倦地收集、研究，那结果就是“鸦片战争”、
“中法战争”？ 。几部“文学集”，还是《晚清文学丛抄》。这些著作的学
术价值今天是有目共睹的了，但在他进行收集、研究的当时，是很少有人懂
得那意义的。阿英走着一条寂寞的路，他也终于走出了一条路。
刚才看到许涤新同志的《百年心声》，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中国民
主革命诗话”，当然是一部新型的“诗话”，那办法似乎也可以为上面的说
法张目。
现在就来随手找两本书谈谈。说随手，一以说明这只是一点漫谈，没有
系统；此外也想向读者告罪，目前还只能在随手发还的几本旧书里找一点材
料，即使想有些系统，事实上也困难。
最近因为重新上演了京剧《恶虎村》、《连环套》（只“拜山”一折），
人们对施不全和彭鹏关心起来了。纷纷议论他们是不是“清官”，他们的业
绩是“除暴安良”呢，还是“镇压了农民起义”？泛论了好半日没有什么结
果。恰巧这两位不但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都有“作品”传世。晋江施
世纶撰《南堂诗钞》十二卷，有雍正中刻本；“闽中莆田彭鹏无山”有《中
藏集》和《古愚心言》八册，康熙刻本。“诗人”施世纶的集子我没有见过，
无法评论；彭鹏的集子我是有的。可惜现在回到手里的只是《心言》的第七
册，所收都是“详文”，是康熙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他任三河县令时审理案件
的文稿。但只这一册，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京东一带阶级斗争的面貌。这里收
有旗人争地，庄民失盗，番役诬民为盗，详革勾旗乡耆，投旗邑民捏讼，驻
防领饷等等有关案件的文件。可以看出，清初京畿一带因为出现了圈地、驻
防这些新情况，新兴的满洲贵族庄田经济出现了，投旗、勾旗之类现象大量
发生了，驻防的供养也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盗贼”的蜂起，自然是不足
怪的。彭鹏是一个“能吏”，他的担子不轻，责任重大。虽然不过是个小小
的县令，却曾受到康熙帝的殷殷“垂询”。皇帝问道，“地方旗下庄头何如？”
彭鹏回奏，“臣赋性戆直，从不徇私。四载以来，毫无姑容。旗人皆谅臣心，
一一遵法。”这当然是官话，但也可以看出皇帝还是明白的，他知道主要的
矛盾所在。彭鹏在皇帝面前，敢于吹嘘自己性情戆直，不徇情面，可见所谓
“清官”的称号，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彭鹏说，“若使洵邑保甲不行，道里蒙混，旗民杂揉，当时天语下询，
臣何辞以对。”可见他是忠心耿耿并十分看重保甲的作用的。在“详稿”的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