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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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
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
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
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栴被
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柽樟（潘耒的哥哥）的作
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
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
保存下来，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
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
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
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
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　。以及如何打点营救，
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
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下的驱赶下赶路，
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
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纪
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
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属名“宗
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辩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
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末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
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　。这一切
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
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
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
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霦）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
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
道立决枭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
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
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
由。其实江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
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
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在“上谕”中
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
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
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
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
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
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
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
可惜他的统治只持续了13　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
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
盘躄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
凄凉的结末。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
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
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
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难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
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
但后印的本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
三“喜青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一
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
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
是版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
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不理想的。当
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
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倌的定案标准，
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
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
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
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
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节
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
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
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
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
（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
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
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
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
象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但仅此一节，难道就
不该劈版禁毁、追究作者吗？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轻轻地放过了。
乾隆肚皮里的标准，捉摸起来是困难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狱档”，就
可以约略知道那大概。不是连测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还有什么标
准可言？其实这也正是一种标准。运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
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聪明，早已发现这样蛮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须转变作风，
采取新的积极措施。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聚集群书，暗暗改削，
写成“正本”，颁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统一思想之实效。
确是一条好计。但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发明创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见及此并
付之实施了。入关以后首先为崇祯帝治丧；康熙下江南专程去孝陵致祭，他
写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还完好无恙。已死的明臣给以美谥，
尚存的就用“博学鸿词”的办法招徕。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两个侧面。不懂
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书的全部奥妙的。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
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
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
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
具有健康、正常的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彻底打
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历史痕迹的吧。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
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
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
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
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
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
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久，
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1979　年11　月28　日
书　痴
看题目，这好像是从《聊斋志异》上抄了来的。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废寝
忘食地在书斋里读书，半夜里，一张少女漂亮的脸在窗外出现了？　。后来，
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恋爱生活，然后，书生得到少女的帮助，终于考
中了状元，作了大官？　。
自然，这不过是说笑话，蒲松龄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风
起云涌继《聊斋志异》而出现的什么《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之类的
作品里，这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了。在那样的社会
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的“美妙”
幻想，在读书人的头脑里，简直是独霸着的，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整天价作着
此类的白日好梦，也自然要进而写进他们的创作中间。
不过关于读书人真实的并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图便捷，不想
翻检许多书本，我想，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可以看看的。
叶昌炽辛苦地从大量原始纪录中搜罗了丰富的材料，依时代次序，把许
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编缀在一起，是煞费苦心的。他的书在这一须域不愧是
“开山之作”，过去还没有谁就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叶昌炽的书另一值得佩服的特点是，他在取材时尽量选取的是那种“非
功利性”的读书人的故事，因而也较少封建气息的污染。当然这也只能是相
对而言。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百分之百的“为读书而读书”是不存在
的。读书，无论在什么时代，总都有它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间，不同作者的
眼光是大不相同的。我想这和叶昌炽自己就是一个生性恬淡，习惯于寂寞的
研究，因而热爱书本的书呆子不无关系。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
强烈的求知欲。司马光是爱书的，他所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虽然天天翻阅，
几十年后依然还像“新若手未触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贾竖藏
货贝，儒家惟此耳。”这是很坦率的话。书是知识分子的吃饭家伙，是不能
不予以重视的。这里我把“儒家”译为知识分子，和“四人帮”的论客的解
释是不同的。虽然在政治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对立的，但他这里所谓“儒家”
看来也只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泛称，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深意”。
司马光自然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人，他编写《通鉴》的目的是为
了“资治”，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刘恕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受司马
光的委托，经常走几百里路访问藏书家，阅读抄写。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
书，主人殷勤招待。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费吾事”，“悉去之，
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尤袤，则公然声明他的藏书的目的是，“饥读之以
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这个著名的声明，出之诗人之口，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他是道出了“为
读书而读书”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学人章钰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
就是出典于此。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
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出来了。有一些还被传为“美
谈”，其实正是丑史。过去的藏书家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加印。除了名号之
外，也还有一种“闲章”，有时要长达数十百字，就等于一通宣言。从这些
印章中，很可以窥见藏书家的心思。
陈仲鱼有一方白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是很
有名的印记，读了使人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印象，觉得陈仲鱼是挺可怜的。他
这里所说的后人，并非指自己的子孙，而是后来得到他所藏书籍的人。在这
一点上，他还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风溪陶崇质“南村草堂”藏
书，每每铃一楷书长印，文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
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
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
法。’陶松谷录。”这也是很通脱的。爱书，但私有观念并不怎样浓重，是
很难得的。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的印记则说，“澹生堂中储
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
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则已明显地露出了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孙乞怜，
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当然是失望。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吕晚
村大捆地买去，吕还为此作了两首诗，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
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说了一通风凉话，却料不
到他自己连同所藏书籍的命运比祁氏还要来得悲惨。
清末浙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