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枪勰兀坎唬凇胺鞘ト恕钡难≡裰校不褂斜鸬慕缦蓿纾荒苤鞫亍拔⒆髫觥保涞卑镄祝布茨阄恼轮兴档摹安徊斡胝恕⒋蛉恕保蛘哂媒裉斓牧餍杏镅裕荒艽シ阜桑址浮⑸撕λ耍痪」苣愣哉庋难≡窈懿灰晕唬肥凳且惶醯紫摺Ｕ庵辽偎得髁耍翰⒎恰安皇鞘ト司褪亲锶恕保诘赖缕兰凵希荒苤挥猩偈笆ト恕辈拍艽锏降母呦撸挥写蠖嗍丝梢浴⒍冶匦胱龅降牡紫摺Ｎ颐强梢孕⒐亩耪偃嗣窍颉笆ト恕毖埃床荒芮崧实匦迹锊坏绞ト说牡赖赂呦呔褪欠缸铩Ｒ笕巳硕汲晌笆ト恕保钇鹇胨担彩且恢帧拔谕邪睢钡幕孟耄杂诖蠖嗍胀ㄈ耍òㄖ斗肿樱┑娜诵缘娜醯悖怯Ω糜幸恢掷斫猓踔潦橇陆獾摹！ �
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你自己能不能像“圣人”那样行事？比如说，面对今天中国的许多违反人权的事，我们像哈维尔那样提出了抗议了吗？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那么，你所宣布的“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逻辑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有什么权利裁判他人呢？不错，我自己是时时为自身的软弱而自责的；但我也仅能限于自责，而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责难别人。这里确实有一条原则，说是道德原则也可以，就是律己要严，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要“严格严格再严格”，但对于他人，只要不是“主子”与“帮凶”，则是应该尽量宽容的——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以理解为基础，是“劝说”而不是“判决”。这就说到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使我们自己做到了，也没有权利裁判他人。周作人曾这样谈到中国传统与现实中的道学家，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一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自己的份，便任意地“裁判”他人。这样的“传统”我们当然不能继承。——我完全清楚，你的本意并非如此，我是故意地把话说得如此严重，无非是想提醒你：某种极端观点的逻辑推演，是会落入自己绝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意料到的危险的陷阱中去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某种不安（2）
其实，在这类问题上，早就有过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当年就大力提倡过这样的“圣人伦理”。他不是高歌“六亿神州尽舜尧”吗？他就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每一个中国人与知识分子的，强制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样的伦理观的统治下，每一个有“私心”的人都真的成了罪人，当年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杂念”而忏悔、请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乌托邦理想就是这样变成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这难道还不够怵目惊心吗？还可以再举一个血的事实：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员的失误，曾有几十万的志愿军成了美军的战俘。其中有一部分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回到了祖国，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严厉的审判，依据就是所谓“圣人道德”：被敌人抓住了，就应该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你现在没有死，活着回来了，这本身就是有罪。惩罚是空前残酷的，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曾经为此而写过一篇文章，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这篇文章当然不能发表，但其中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此刻我在向你——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重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仍在颤抖，并且突然有一种恐惧感：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迹洗涤已尽，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第三，你的文章是以昆德拉与哈维尔的选择做对比来展开讨论的，而且明显地倾向于哈维尔，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你将哈维尔称作“圣人”——坦白地说，我对“圣人”这个词有着本能的反感；而且我觉得你将“圣人”（这包含着一种道德的评价）与“智者”（这是一种知识的评价）对称，褒前而贬后，这多少有一点道德主义的味道，也是我不太赞同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或者说仅是小的分歧。但当你推论到中国知识界的现实，我却产生了某种隐忧。不错，你也说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王小波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话，而且你个人也完全有权利不选择他们的道路，因此对他们的选择提出种种批评——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选择都存在着某种陷阱，因而是可以批评或者提出某种忠告的。你的批评意见中有的我有同感，有的则不敢苟同。比如，你把“专家”这种职业化身份的选择，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文化研究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派”学者的选择，判定为是这些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资源稀薄”的表现，甚至断言他们“元神出窍”，指责他们的选择是“为了生存”而“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不排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你所说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你的这一判断是缺乏分析，并不符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你这里遵循的仍然是“不是圣人就是罪人”逻辑，于是你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有机’的知识呢？”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至少说当今的中国，是不需要学院派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做的纯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哈维尔”。这样，你又把自己具有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极端。我于是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观点：“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产生“许多流弊”。不管你现在怎么看待周作人，但他的这一提醒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还要谈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着“革命救国”与“科学（教育、文化、学术）救国”的不同选择。到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历史的结果，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对知识分子中的这两种选择做出了一个价值判决：“革命救国”的道路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而且具有道德的崇高性。许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忏悔了：在革命者为国家流血牺牲时，自己却为了一己、小家的生存而躲在书斋里，这是有违良知的。正是这样的道德自责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改造”，轻易地否定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文化、教育工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不但一无可取，而且是有罪的。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推导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性：知识、学术本身就是无用而有害的。——知识分子的不无真诚的自我反省，就这样最后陷入了文化专制主义与反智主义的陷阱。这也是血的教训：知识分子自有弱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劣根性，这是需要反省与批判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把这种反省与批判，变成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当然，你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走向这样的极端。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你在文章中谈到了鲁迅，我自己也是不断地从鲁迅那里去吸取精神资源的。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的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亮色与宽厚做“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示作用。记得我们在一次交谈中，我提醒你，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做批判的时候，言辞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你对我说，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宽厚、甚至软弱的一面，这我是相信的，有你的一些散文为证。因此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好地调动与发挥自我生命中的各种因子，既要保持批判的激情与锐气，又要以对人的宽厚与理解做底；在坚持某种选择的同时，不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不同的选择，而且自己也不妨从这些不同的选择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你知道我是最尊崇鲁迅的，并不认同周作人的选择；但我仍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据我的经验，以某一种选择为主，同时对他种选择有所择取，达到互补，这对我们自身思想、人格、性情的健全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仅是供你参考而已。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不仅是与你商讨，更是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警戒。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这封信当然不准备发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摩罗等朋友一阅，或许能引发出某些讨论。
祝
好
理群
1999年1月10日—12日陆续写成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东成先生的这本心血之作，本是应由他的恩师李景隆先生作序的——尽管我至今未曾与李先生见过面，但通过东成的叙述，对这位“历经磨难”而“蔼然面对人生”的“儒雅”之士，却已如故人，并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先生重病在身，无力提笔，只能由我作为东成的一个朋友来写几句话了。
但我却有些为难。这是一本文艺理论的著作，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我早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对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发言。而且我对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历来有些望而生畏：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创造社的才子们说话、写文章都摆出一副“创造脸”；理论界也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特此声明，以免发生误会），俨然以“天堂的把门人”自居，一面宣示不容质疑的真理，一面对认定的异端大加讨伐，这副道学家面孔也是够吓人的。但东成先生毫无道学气，他倒是以凡人自居的，一再地声明，自己说的全是常识，是可以、而且欢迎读者和他进行讨论的。东成还有点草根气，他不但鼓吹“草根意识”，而且自己在写作中也时常不顾所谓“学术规范”，跳出来直接抨击时弊，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完全不像一个学院里有涵养的绅士。这一点，倒对了我的脾气，我也是因为喜欢乱说话，而让一些人觉得不像个教授的。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破破自己的规矩，来为东成的这本书说点外行话了。
何况东成的有些观点（当然不是全部）还引起了我的共鸣与进一步的思考，似乎也有一些话可说。
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东成先生是非常强调“艺术人格”的。在他看来；“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他强调“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精神漂泊者’，永远不停止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永远对此岸、对现实感到不满”，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媚权，不媚俗，不媚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东成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中没有爱和怕，没有热爱、悲悯与谦卑，无法无天，无所畏惧，太轻慢、无视乃至践踏常识和规律了”，因此，他认为，呼唤“正直的、富有理性和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发展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当务之急。
我于是想起了20世纪初，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发出的呼唤：“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当然，鲁迅的思考是更为深广的；因此，我想就鲁迅的这一命题作一点我的阐释，与东成先生和读者一起讨论，希望能使东成先生所提出的前述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步。这应该不算是跑题吧。
鲁迅在这里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伪士”即“假知识分子”的概念。按照鲁迅的解释，所谓“伪士”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打着“科学”、“适用”等旗号（也即东成先生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动辄指责别人（例如“气秉未失之农人”）“迷信”，其实质是他们自己“精神窒塞，唯肤薄至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鲁迅因此称他们为“无信仰之士人”。非但如此，他们还要扼杀人们的信仰，即鲁迅所说；“自唯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颠倒黑白，竟至于此。但他们有时也把自己打扮成“信仰”的捍卫者，并动辄指责别人“无信仰”或“背叛信仰”：这同样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表演。鲁迅因此又提出了“正信”这个概念。所谓“正信”，首先是自命为“正确”，而且是唯一而排他的，是对真理的垄断，即所谓“正统”，而实际上不过是某个时代、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多数派的意志。这些“正信”的垄断者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发自自己内心的信仰的，在“万喙同鸣”中他们早已失去
![我是谁？(穿越时空)----生生死死[上]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