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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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左”的东西，并删掉一些很好的内容。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是1966年的版本，因此对学者研究把握毛泽东七千人大会当时的思想状态，造成一定的困难，这里拟将两个版本做一简单的比对。
总的来看，1966年的文本对1962年文本比较重要的修改大体有三处：
（一）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基调比较温和，主要内容讲的是民主集中制问题，目的是纠正过去几年党内存在的压制民主的专断作风，意在党内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毛泽东在讲话时，曾强调要团结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九十几，对苏联搞全民党提出批评，但他在1962年3月整理讲话稿时，又将团结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九十几，改为要“团结全党，全体人民”。可见毛泽东当时并不十分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他的通篇讲话几乎没有提到阶级斗争四个字，所强调的是对反动阶级的残余进行斗争。1966年的文本却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段话是1962年9月2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话虽然不多，却严重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更标志着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他后来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将1962年9月的认识，放到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来，显然给我们今天梳理毛泽东的思想轨迹制造了混乱，在此有着澄清的必要。
（二）在反修问题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基调同样比较温和。类似“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等等，都是1966年文本加上的。毛泽东1962年3月整理的讲话原文是：
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是一个好国家，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好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不是也有犯错误的人，也有坏人吗？我们还学他？我们不是学习苏联的坏人坏事，而是要学习苏联的好人好事，要学习苏联工人、农民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
我们永远要坚持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巩固地团结起来。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尽量淡化提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整理讲话稿时，将在大会上讲的“修正主义者那么坏”一句，改为“苏联不是也有犯错误的人，也有坏人吗”，同时还删掉两处“修正主义”的字样，加上“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好党”一句。邓小平2月6日的讲话，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在反修问题上并不是十分激烈的。邓小平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话都讲到，在国际关系上，在处理反对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上，都要十分慎重。而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如果毛泽东在大会上强调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还在向中央提出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建议就很难理解。我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三）1966年文本删掉了毛泽东原本比较实在中肯的话。讲话中“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后边，还有一段说“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段令人感动、诚恳、激励第一线领导同志的话语，1966年的文本删掉了。
另外，一些研究者为了说明早在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已将刘少奇看作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经常引用毛泽东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讲的一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其实，这段话并不是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的原话，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的原文是：“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事实是，毛泽东同巴卢库所谈的内容，无论他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里，还是当年经过整理下发的讲话稿中都是没有的。相反，他的讲话比较温和，对刘少奇也比较友好。他在讲话一开始就说：“讲工业，不是我，而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农业，我多少懂一点。商业呢？少奇同志比较懂一点，其他的人，包括我在内，一窍不通。”后来，他又讲了这个意思。一篇讲话两次提到在工业、商业方面，他不如少奇同志。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脱口而出的话，后来在整理讲话稿时，把两段内容差不多的话，合并为一段。
但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时为什么要那样讲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1967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毛泽东恨时迁昔，极有可能用1967年的感受来回顾过去的事情。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有些话，在毛泽东听来比较刺耳，对他产生不满是可以肯定的，若说毛泽东那个时候就已经把刘少奇看成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还要做大量的继续查证才能下此结论。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的“高度的集中”，是在影射刘少奇，是在强调毛泽东自己的“高度集中”，凡是不服从他的“集中”，就被视为修正主义。他们引用的这段话是：“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认为，上述研究者的认识未免有点望文生义。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讲的是“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而没有集中，……”。“高度的”三个字，是后来整理讲话稿时加上的，从加写的文字来看，不是毛泽东的笔迹。因此比较难以得出这就是毛泽东在影射刘少奇的推断。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1）
1月29日，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
这一阶段，根据中央的布置，省、市、部委一方面要充分听取地县两级干部的意见，一方面要主动检讨过去几年存在的缺点错误，解决一个上下通气的问题。从毛泽东来说，他很重视“出气”这一阶段。在大会的第一阶段，有关各组讨论的情况汇报都是由杨尚昆听取的（刘少奇听了大会第一天的汇报）；而在“出气”阶段，毛泽东则亲自听取了汇报。2月1日晚上，是华北、东北、华东汇报，2日晚上，是中南、西南、西北汇报。那两天，人们汇报了哪些内容，毛泽东到底讲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档案里既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也未见当事人的点滴回忆。
由于“出气会”是毛泽东直接布置的，再加上毛泽东要亲自听取“出气”情况的汇报，各个省、部委都不敢怠慢，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发动大家提意见，一方面抓紧准备检讨材料。
从已知的“出气”情况看，不少人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有给省委提意见的，也有给地委提意见的，还有给各部委提意见的；有提工作中的意见，也有提运动中的意见，还有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意见等等，有些意见则讲得相当尖锐。
比如湖南有人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给省委提意见说：“没有抓住‘五风’这个关键问题，把文章做到纯洁组织的问题上去了，全省一下子就发现了32个三类县，可见省委心中无底。工作队一到县里，一下就把县委甩开了，既不开县委会，又不了解情况，却把干部划了一大堆五六类。对当地党委组织根本不信任，不去耐心帮助，怎么能谈得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呢？”
还有人说：“1960年整社出的问题比前几年还要大，主要是把干部的积极性打掉了。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做个报告。三类队划分的标准是谁规定的，究竟全省有多少敌人掌握的大队，为什么出入这么大？整风整社，整下边干部，真是整伤了心。”由此可以看到县级干部的气的确很大。
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
河北有人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这些意见反映了上级领导脱离群众、领导作风专断，遇到问题总是用战争年代搞肃反的思路（动不动就抓坏人）搞建设的情况，其结果，弄得上下关系紧张，工作出现重大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人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
这些意见都十分尖锐，话说得也重。
在让大家出气的基础上，各个省、市、部委纷纷作自我批评。2月4日是大年三十，除夕；2月5日，大年初一，又是星期日，所以休息；2月6日，大年初二，继续开会；2月7日下午大会闭幕。一般来说，各省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节后进行检讨。也有在节前检讨的，如湖北。
河北的检讨—河北是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长刘子厚在2月6日做的检讨。河北在19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宏伟目标；1959年更喊出“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④的“响亮”口号，一时间把北京人激动的不得了，一想到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为他们的生活美好而艰苦奋斗的时候，就生出无尽的感激和钦佩！其结果呢，河北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全省人均只吃4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检讨中，刘子厚分三段讲了河北的情况。他说：1958年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认为农村需要反右，把解散食堂也看成是右，实际是农村“左”的情况未彻底解决，反而掀起了反右浪潮。加之在这种情况下，搞了几个大办，搞过渡试点，结果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1960年的减产。再一段是1960年冬，就减产和生活上发生问题的原因，对天灾估计的高，对坏人挡道、基层组织不纯、五类分子掌权、民主革命不彻底，估计得过分；而对“五风”错误的严重危害性估计不足。
从河北的检讨来看，河北经历三次反复，第一次是1958年，第二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第三次是1960年冬。前两次的反复把经济搞垮了，也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后一次在寻找出现困难的原因时，把一些县以下干部的心伤了。
山西的检讨—山西在1958年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省份，不断放高产卫星。1958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农业科学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2万斤；195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这在当时影响较大。这次出气会上，山西有人提意见说，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天灾”对收成的影响不大。1958年是丰收年，1959、1960年一部分地区受灾，1961年天灾比哪一年都大，但收成比1960年还好。“人灾”主要是1959年以后，公共食堂散了又办，办了又散，反复了两次；社办经济大搞平调；征购中购了过头粮；瞎指挥，修了一些无用的水库。于是农村出现了三瘦（人瘦、牲口瘦、猪瘦）现象。1960年冬，形势恶性发展，闹了浮肿病，死了一些人。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陶鲁笳，1962年他45岁，陶鲁笳36岁就出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也是当年的省委第一书记至今还健在的惟一一位了。山西当年虽然也是头脑发热，犯了不少错误，但相对全国来讲，三年困难时期山西人口总量没有出现负增长，还算一个稍显平稳的省份。陶鲁笳在2月6日检讨说：“第一，过去四年，我们曾有两次头脑发热，一次是1958年9月－1959年2月；另一次是1959年9月－1960年6月。1958－1960年，全省平调总数共计8。1亿多，其中6亿多是1959年9月－1960年6月。” 陶鲁笳的检讨与大家所提意见比较一致，关键是庐山会议以后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