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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部分

小说: 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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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击得粉碎。七千人大会上,杭州地区的同志愤愤地说:谭震林“乱批评人,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离奇口号,也是谭震林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的。③他还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自己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大炼钢铁,二是人民公社,他无发明权,有推广权,主要责任在他,赞成的也分点成。其中特别提到谭震林,他说:“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④    
    从这时起,谭震林才开始清醒一些,此后的他开始做自我批评,也逐渐地谨慎起来。他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任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⑤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大会在讨论时,人们针对谭震林仍然提了不少意见。大体说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为,谭震林能够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对大家有启发教育作用。但又强调,谭检查的不够。说这个检查晚了,在去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应当检查,另外检讨的也不深刻。一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没有深挖。这种错误是属于离开了毛主席思想,离开了总路线的错误,是离开了正确的轨道,有“左”倾的毛病。二是对错误的危害没有检查,对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没有痛心之感。三是对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挖得不深。主要是骄傲自满了,官做大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四是检查中没有说清楚自己应负什么责任。五是农业今后如何办,没有提出几条办法。    
    有些人还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还有人尖锐地说,谭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主席思想受干扰,主要是由于他的影响。他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路线性的?很显然,人们对谭震林的检查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又表示不满意。    
    当时的谭震林一定压力很大。他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有些责任是不能推脱的,但要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显然是言重了。    
    谭震林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很传奇的一生。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过错误。“大跃进”期间,因为他错炮连连而走了麦城;“文革”期间,也因为他炮轰陈伯达、江青,被称颂为英雄。这就是真实的谭震林!    
    对“大跃进”的错误,过去的时间越久,谭震林想的越多,越是内疚。21年后的1983年,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在反思,而且念念不忘,他说道:“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⑥毛泽东走了,谭老板还活着,但他对“大跃进”的错误,并没有推诿。这也是谭震林的性格,是他的高尚之处!    
    和谭震林一样,曾希圣是七千人大会上另一个惹人注意的人物。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时,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知情人心里明白,这些摸不得的“老虎”中,就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很快,在大会“出气”阶段,便传来了曾希圣被免职(当时叫调离)的消息。    
    曾希圣,1904年生,和邓小平同龄;湖南人,和毛泽东同乡。1924年的黄埔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可谓资格老矣!他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全面“围剿”之际,信仰共产主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年仅23岁。此后曾希圣先在河南、山东、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到中央苏区领导电台侦察工作。曾希圣脑子快,善于钻研,在当时红军条件极其简陋、人才又很缺乏的情况下,硬靠自己的钻劲破译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军事情报。红军创造的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粉碎的国民党军一次次“围剿”;红军四渡赤水,巧避敌军锋芒跳出重围的一个个战争奇迹的背后,也有着曾希圣的一份功劳。只是多少年来,这些很少被人提及而已。曾希圣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赞扬他领导的二局(情报局)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则赞扬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可见曾希圣在战争年代具有独特的一份贡献。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四部分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2)

    战争年代人称曾希圣“曾胡子”;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好了,他渐渐“发福”,人称“曾胖子”。曾希圣个性很强,但从这些绰号来看,倒也看不出他很强的个性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说,战争年代也有人说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①。这里暂不说菩萨心肠,老虎脾气看来是有的。在安徽,有人甚至称他为“曾霸王”。可见工作作风强硬,比较霸气。战争胜利了,和平年代,官做大了,脾气也大,对人民的疾苦恐怕就不那么敏感了。水静同一篇文章还说,她曾向曾希圣反映,她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但他听不进去。这真是百姓的悲剧,也是曾希圣个人的悲剧了。    
    1940年起,曾希圣到华中工作,曾就任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大概因为他在华中的时间较长,对安徽的情况比较了解,自1951年起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山东发生严重饥荒,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中央免职,曾希圣再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又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十分看重与信赖。他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你现在不但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呀!”②    
    这样一位大红人,怎么会突然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被免职?至今,没有详细的文字材料可证,也很少看见有人回忆这一段历史。从一些零星散见的文字资料来看,一般认为是因为他搞“责任田”的缘故。细细研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仿佛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虽然有一些细节问题还搞不大清楚,但基本的面貌似可厘清。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七千人大会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就安徽来说,使人感到安徽省委汇报的死亡数字不真实,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    
    1月30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安徽同志的住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全体会议(大组,以省为单位;小组,以地委为单位)。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来到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    
    曾希圣呢,他对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话并没有在意,更没有意识到这些“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当他得知刘少奇要来参加安徽组的会议,还请彭真捎话给刘,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现在也减产,明年还要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①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②!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3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声回答:不满意。    
    可见安徽的同志对曾希圣真的很有些意见。当然,也不排除会场的气氛感染情绪,导致人们一边倒的情况发生!曾希圣很可能就遭遇到了会上的这样一种情绪。刘少奇呢,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曾希圣越不让人讲话,刘少奇也就越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整个会议的气氛越加紧张”。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四部分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3)

    那么,曾希圣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到底为什么被调离安徽呢?从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中央似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或者很正式的说法。因为刘少奇的讲话,看上去似乎讲得比较散,没有系统地列出曾希圣的错误一二三条,讲得比较笼统。这里,大致可以归纳出主要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曾希圣有毛病,而且很严重。具体说来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脾气很坏。刘少奇形象地讲: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曾希圣同志就是这个缺点,和三个臭皮匠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也是别人做老鼠他做猫,这是非正常的党内关系,也是非组织关系。    
    还有,曾希圣的作风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切要依他的办,不管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从这一点讲,有独立王国性质。但有某种程度的不自觉。    
    刘少奇还说:作为一个党员来说,这些毛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作为安徽这样一个大省,这样一个大的党,第一书记是个主要负责人,有这些缺点错误是不能允许的。问题就在这里。说曾希圣同志有一个派别他不好接受,那么,我就说,曾希圣同志是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安徽的党,改造安徽的社会。我们党,现在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面貌,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改造我们的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党。我看问题性质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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