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做上海男人 作者:秦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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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林
书籍介绍：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是一本文化批判的书。文中鲜见“好话”，这很正常。如果要求这本书像写八股文那样，先表扬几下，再抽几鞭子。那就不叫文化批判，叫总结报告。况且，作总结报告，向来不是搞文化批判的人的风骨。也不是秦林的风骨。
第一卷第一章
序：呼唤真品文化批判
这几年，写书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但能让我读进去的书却越来越少了。再看看出版行业的报纸，占据着排行榜的书籍无非两类：一类是被冠予英文名作者、国内市场超常运作的书；一类是美女帅男明星枪手杜撰的书。乍看文坛人才辈出，书市热热闹闹，然而真正高品味的书籍却比图书品种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更难求，陷入了曲高和寡尴尬境地。我看仅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来着眼的话，这未必是件好事。
文化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文化的进步。真正的文化进步应该基于主流文化在公众中的认可度。主流文化的内涵极其深远，就其作品表现手法而言，要么宏扬，要么批判。现在的尴尬是：两头都缺。恰恰是“另类”文化成了现象，成了时尚，成了市场，成了尢物。什么是“另类”？“怪、酷、奇、俗”四个字即可概而括之。明智的读者也应该能从这四个字当中感受到“另类”文化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基调。如果这种基调长此以往地占有绝对的受众群体，这也未必是件好事。
其实，我所说的以批判手法体现主流文化的书籍也不是没有。比如前些年，批判地域部落群体中人格文化与生活习性之鄙陋的书籍就颇成气候，因这些书籍大抵格调向上，作者大都赋有爱之深、痛之切的之举，所以受到针砭的地域部落群体，无涉者一笑了之，有涉者大可照书反思，也可争鸣。这类的书籍再多些，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初，秦林给我寄来一本他的当时新作，叫《朋友会咬人》。同样是批判手法，秦林“得罪”了“出门靠朋友”的社会期许，这无疑需要相当的勇气。我作为该书的读者之一，就从中找到了好几个我的朋友的身影，尽管出于某种顾虑，秦林声言批判的力度有些拘浅，但从该书的入题定位而言，那种“味道”已经出来了。必须承认的是，搞文化批判难度是较大的，它不算冷门，但总是给人带来沉重。因此批判的客体乃至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构想出让人动容的主题，这咱批判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想，像《朋友会咬人》这类的文化批判读物若能多推出一些，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还是秦林，又给我送“东西”了：这回不是书，是稿子。书名叫《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嘱我斧正并作序。一见书名，足知其批判锋芒，我就和他打趣：“你不做上海男人，没人逼着你做，你不用死！”你说他回答一句什么？“有机会我还是想做上海男人的，因为我不会被‘打死’。”妙哉！真是后生可畏！我只差没称他为“智者”了。
和《朋友会咬人》一样，写《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同样需要相当的勇气。这本书洋洋十余万言的批判，虽算不上句句珠玑，却也难觅挖若、嘲讽、漫骂、讥笑和诘难，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文化批判的力度。其中，“关于‘精明’刍议”一篇尤显个性。作者通过“精”不在“明”处、“精”于算计、“精”于细巧、“门槛精”有多精等四个论点，强有力地支撑了“刍议”的主体，颠覆了多年来根植于人们概念中“上海男人最精明”的社会公论。此外，“一个优势VS三大弱点”、“举轻若重的性格标签”也堪称重量级批判，文似调侃，又能挠到要命的痛处。这和好比用一张带菌的砂纸摩挲上海男人的脸的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相较，就让人好接受得多了。读其文便见拳拳之心，即使发现有过头之处，也不至于煸着火气呼啦呼啦往心头灌了。
如果不生火气生什么呢？有则改，无则勉——这句话秦林在书中没有说到。算是我替他向上海男人说了。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是一本文化批判的书。文中鲜见“好话”，这很正常。如果要求这本书像写八股文那样，先表扬几下，再抽几鞭子。那就不叫文化批判，叫总结报告。况且，作总结报告，向来不是搞文化批判的人的风骨。也不是秦林的风骨。
是为序。
第一卷第二章
“海派帝国”的滥觞
在国人怨忿声里簇起的东方之都
上海——这座与北京同称为中国最大的两座标志性城市，她但与北京相比，在城市文化背景上却不在一个档次：北京是古老的城市；上海是新兴的城市。别说和北京比了，即使和她的周边城市相比，其名望也不及古城苏州和杭州。当年皇帝诏曰封疆封吏时，江南的地方官员不计其数，生活在“两江”的老祖宗充其量也就知道在苏州河“上邦”有一广出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的小渔村。宋朝时期，小渔村建镇，隶属苏州府管辖。由于此地交通方便，商船广集，元朝在此设立了行政县，到明朝时已发展成为国内纺织和手工业的重镇。清政府在
公元1685年设立上海海关，一个国际性大商埠从此发展起来。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清政府送来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这个中国土地上的一块大肥肉从此以外国殖民地的名义开埠，取名为上海市。上海开埠之初，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各国的洋人纷纷都选择这块风水宝地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经出了瘾，有很多人干脆赖着不走，便在上海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一时间，国人怨声载道，上海土著的女人却身价猛增，男人没有做洋人老婆的资本，无奈只好当洋人帮工、扛活、打杂、跑腿。再后来，周边十里八乡的农民得知在上海可以挣得大洋养家糊口，便成群结队地涌入上海，甘打上海当地人的下手。于是，上海男人就自然地介于外地人和洋人之间的“中层”地位。加之中国人生性勤奋、吃苦，上海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被洋人所相中，便“荣升”管家、管工、监工、翻译、轿车夫等职务。外地人屈于生活所迫，不得不甘当上海当地人手下，被剥削、克扣钱饷之类的事屡屡发生，便形成了外地打工者和上海当地人之间的直接矛盾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地来沪的人中一部分人成了上海的移民，上海人部落的势力日渐壮大。“海内外”的矛盾也因此日益加剧、扩散，升级，导致了上海人和外地人水火不相容的局面。上海人（准确地说是上海男人）的德行因此成了人们评论的对象。先是在上海的打工者们在背地里偷偷的辱骂，后来发展成有志之士（或文人墨客）的关注与公开诟病。我曾阅读上海历史到现在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世人对上海男人的诟病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就有了。但那时期的诟病似乎仅是针对德行方面的。到了民国三四十年代，随着众多忧国忧民的文人墨客亲历上海黑帮势力的猖獗和一盘散沙似的民心状态，深为上海的前途而担忧，纷纷发表檄文，对逢事“关我屁事”的上海人乃至上海男人进行抨击。建国后一直到现在，上海人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但只要上海人所及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批判，而且人们批判的矛头绝大部分都是直指上海男人。时至今日，上海男人在国人当中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标识，一种让上海以外的人茶余饭后可以随随便便编造各种各样的或素或荤的幽默笑话里的男主人公的标识。从整个过程看，我觉得有一种迹象颇让人思量：不管是百余年前的开埠时期还是百余年后的国际化大都市，世人对上海这座城市都是赞赏有加的，但一提起这座城市里的男主人，口气就变了。变得怎样了呢？我分析其“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先期是从挑剔、嫉妒到开骂；中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后期（现在）是对其劣根“病入膏肓”的嘲讽。无论在文界还是民众，人们对由“上海男人”簇起的这个“海派帝国”大都是持不屑态度的。
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文诟”
上海开埠后几十年里，人们的注意力大都是集中在“上海”这个词上，而没有把上海人从中国人的风骨里剔出去。直到20世纪初（亦称清末民初），上海人的性格特征才开始在人们的谈论中初现端倪。当时，国内较著名的《新闻报》、《民立报》、《新青年》等都参与了有关“上海人”的讨论。其中《民立报》发表的文章最多，从《民立报》的一些妙文中，你若留意，便可见得文人们对上海人性格和品格的雏形的描述。
如病僧在《上海痛》一文中写道：“不见夫未饮黄浦水者，规行矩步如故也，一履其地，每多抑华扬洋，风尚所趋，不转瞬间，而受其同化，生存之道未效，而亡国灭种之态维肖。吾有见夫北京人之气习多官气，故以充官奴为荣，而上海人之气习多洋气，而以充洋奴为荣，而其实则充卖国气以陶铸卖国奴也。”（①载于《民立报》1911/6/13）这里的“充洋奴为荣”、“充卖国气以陶铸卖国奴”指的无疑就是上海男人。又如秦镜在《上海社会之魔力》一文中写道：“中国之二大都市，一曰北京，一曰上海。北京者，升官发财之机枢也，上海者，醇酒妇人之渊薮也。故予尝有言，留学生一过黄海则热血变为凉血，再过渤海，则凉血更变为冷血。”（①载于《民立报》1911/9/12）还是《民立报》上，有位署名“峰”的作者对上海大加颂扬，称上海为新文明的志士英豪角逐之地。“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①载于《民立报》1910年12月10日）到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由姚公鹤撰写的书，名曰《上海“闲话”》，据记载，作者系常州人，长期在上海的新闻和司法部门工作，有宏阔的文化眼光。他讨论上海与近代文明的关系，认为“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椐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也”。他认为上海与北京是中国两大中心，一为社会中心，一为政治中心。书中多有高见卓识，为同时代他书所罕见。我在查阅资料中未见找到姚公对上海人发表什么宠论，故无据可载。真正对上海人“开骂”的应该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正当年的郭沫若评价上海人是“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①郭沫若：《上海印象》）陈独秀也在《新青年》上连连呼应。说上海“奸商充斥，社会龌龊，算盘声，铜钱臭”云云。（①《上海社会》）同时期有一位叫“一之”的先生，据说此人旅过欧又旅过美，经历十分复杂，人称“海归派”，一之先生回国后立马卷入了声讨上海人的行列，而且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列数了上海人的23条“罪状”发表在《申报》上。不论这23条“罪状”有多少是“罪有其实”，但笔者读来，其中有些东西还是有一定鞭挞意味的。笔者不妨举出几条，也请现今的上海人对个号，看看是否有其座：一如“无事聚立闹市路口，漫无目的闲看”；一如“易于动怒，为琐事争执”；一如“沽名钓誉，好出风头”；一如“到处隔膜，虽为邻居，形同路人”；一如“对于学问、艺术，优异者少，平庸者多”；一如“只知模仿，最喜用‘新’字，一店一物，只要有价值，总爱标‘新’，若言书籍，凡属名著，必有人依样仿造，‘新’字之外，更有‘后’字、‘续’字等巧立名目”；一如“有主张无办法，思想发达，口齿伶俐，但具体解决问题，则多无切实可行的办法”云云。值得一提的是，一之先生在对上海男人的诟病中，有很多的习性迄今仍未见有什么改观，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将模仿自诩为“新”，现在的上海男人就还很热衷。不过，一之先生倒挺会“做人”。他在诟病上海人部落的同时，也没忘了不痛不痒地附加一些肯定性的评语。诸如“有创导之功能”、“女性爱参加社会活动”，等等，但就没见到一条对上海男人稍稍留点儿面子的肯定。再看看他所数列的“罪状”几乎都与男人有关，以此可以推断：如果当年一之先生对上海人还能略微有些好感的话，那一定不是给男的。我想一之先生一定不受上海男人的欢迎，所以，他的沪上行也是短暂的。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
舆论界对上海男人发起的第二波围剿当属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时期的“围剿”因为由左翼作家的“加盟”，而显出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文化批判味。先是由沈从文挑起的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接着是在北京（原为北平）的《新中华》杂志开始公开的讨论。一时间，有关“京派”、“海派”诟病之争为当时世人耳熟能详。沈从文认为，“海派”说到底就是“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
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①沈从文：《论“海派”》，1933年）而鲁迅先生则是将“京派”与“海派”通过形象生动的比较，借“京派”之眼来隐贬“海派”是无文化可言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①指苏州；梅兰芳的原籍应是江苏泰州）。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