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做上海男人 作者:秦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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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褒词，“雅”本身并没有阴性和阳性之别，但在上海男人——这种“部落”里，“雅”却成了阴性的代称。世人所称颂男人的那种宽怀大度的高雅，那种处乱不惊的典雅，那种不拘小节的闲雅，那种镇定自若的优雅——在上海男人崇尚的“雅”中未必能找得到，因为他们所崇尚的“雅”正是以洋人为榜样、以女人为镜子的杂糅的“海派雅”。他们大都学会在其他男人面前如何“傲中做雅”和在女人面前如何“柔中做雅”，孰他们不知，这类的“雅”在外地人眼里早已被改称为另一种词叫“做秀”！男人“做秀”，这在一般人眼里似乎很难接受。因为“作秀”属阴柔之列，男人应该展示自己的阳刚之美才是，若也学着女人样在众人前“做”起“秀”来，岂不倒灶？然而上海男人却是例外。比如有的人分明不是贵族，但如若不在穷人面前摆一副富人相他们便会觉得自己连穷人都不如；比如有的人分明看着别人发财就会妒火中烧，但如若不贬人家“再富也是农民”之类的讥讽他们就难以找到平衡的支点；比如有的人分明是生来就是“见吵架就上，见拳头就溜”的料，但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那种只有口气没有底气的怕死鬼，反说别人“只有粗鲁的人才会用拳头解决问题”——诸如此类行为，表现在一个女人身上则不足为怪；但若表现在一个男人身上，人们难免就会惊异：咦，这人怎么这样，阴不阴阳不阳的？但这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解释说：“他是上海的男人。”，人们除了抱以一声叹息，定然不会再往下说什么。原因很简单：上海男享有阴柔的特例权！男人享有阴柔的特例权——这句话对任何地方的男人去说都意味着被骂，惟有上海男人可当作一种褒扬。因为男人一旦阴柔，说明这个男人缺乏阳刚气度。男人缺乏阳刚之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受众人嗤之以鼻，而上海男人似乎个个身上都透着一种不可言状的阴气，所以当他们在一起时，大家都彼此彼此，很少有人被“本土”人诟病。然而上海男人不诟病上海男人并不是上海男人的性格主流，上海男人善于把自己的弱点包装成优点，那才叫上海男人的性格主流。还说阳刚之气：上海男人一提此话题，心里自然发虚，但他们经过七拐弯八抹角，又能包装成惟上海男人“天生才具备的雅皮气质”。上海男人视“省在肚里，花在身上”为美德，这一点和上海女人是一个胚，但他们却说“惟上海女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对“雅皮”并不领情，称之为“奶油小生”。上海女人也好生不知趣，对上海男人“沮丧失望，发出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从而捧红了东洋明星高仓健。蓦然回首，高仓健也已七十岁了……上海前辈演员中叔皇，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初露头角之际，魁梧阳刚绝不亚于高仓健外，更比他多一份雅皮之情，只是后来没有合适的既阳刚又雅皮的角色给他！”（①程乃珊：《上海男人的雅皮气质》）在上海女人眼里，“雅皮”再加上阳刚，似乎就是“唯美”的男人了。那么什么是雅皮呢？它与阳刚又有什么对应关系呢？雅皮，一般是指都市里较追求时尚生活的“唯美”男士。他们思想前卫、懂得享受，虽能容易接受新事物，但缺乏离经叛道的精神，小主意不少，大主见不多，更没有励志创新和冒险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程乃珊说高仓健比中叔皇“多一份雅皮之情”绝不是功名成就的理由。因为“雅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带有阴柔的稚气，像人们所说的风度翩翩、绅士风度、有理有节、白马王子之类，或多或少地都带有雅皮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不可有，而是应该在不失男人阳刚气度的前提下适度的个性化补充。问题是，许多的上海男人对雅皮却一往情深，无限地扩大雅皮对整体形象作用的效果，甚至有的人可以没有阳刚，但却不可以没有雅皮，以为只要有了雅皮，就足可以“傲视群阳刚”了。这就使得他们性格倾向在自觉不自觉间趋于懦弱继而脱离了男性所应有的阳刚本质。古清生在《上海男人的四大精明》中说，上海男人“总是梅雨般细细密密编织着现实的小日子。上海女人的性格里多了一点阳刚，两相靠近，就如磁与铁，上海男人与女人之间分歧就小。只有在上海，男女之间的思维惊人一致，因此上海家庭男人的意见就是女人的意见，反之亦同，外人想在其中做点策反工作都难以奏效，上海男人就用不着担心外人挑拨夫妻之间关系，因为他们性格接近，又持逆向思维。”如此说来，也只有上海女人和上海男人可以互相诚纳了。因为上海男人身上所欠缺的阳刚气度自有上海女人予以弥补。如果用“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来套用古清生的话的话，那么在上海，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方女人打造一方男人”呢？
弱点之三：只图居安而不思危
在上海这座遍地流金的城市里，掌控着大资本运营的大多数是外地的男人，而这个城市里的主人公——上海男人，却鲜见经济界知名的风云人物，他们更多的只能在小小的功利上发挥“地主之宜”，因而，外地人在上海搞投资似乎并不太担忧上海的同行来抢他们的饭碗，他们知道上海男人的眼界只是停留在以“上海是高产白领的城市”而自豪上，这样，来沪的商人越多，上海男人争当白领的机会也就越多。于是有人就要问了：上海和广东一样处处是商机，为什么广东男人个个都在争当大老板，而上海的男人却只会为自己能当上老板手下的高级雇员而自豪呢？余秋雨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上海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①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人》）和所有的男人一样，上海男人也希望自己发财。但上海男人对发财的认识只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尽管他们也有势利欲和功利欲，但他们既不会太高看也不会太小看自己的能力，因此再大的经济风浪也不会将他们冲昏头脑。当全国各地的男人在市场经济的推助器下纷纷卷入各种各样的竞争时，惟有上海男人始终保持着清醒与静观，这是因为他们有效地秉承了上辈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遗训，所以但凡经济界传闻各种各样有关大起大落的事件其主人公鲜见有上海男人的份。他们毫不讳言自己眼界短，若有外人说眼界短就是不思进取，他们却会振振有词地反说这种“短”恰恰体现了一种务实。然而在上海男人以眼界短为务实的后面，人们似乎还不难看到这样一类人的身影：他们不厌其烦地说那些在上海发迹的外地大老板们的风凉话；若有可能在哪位外地投资商（当然不能是自己的老板）背后捅一刀子让其一蹶不能复振，那是再乐意干不过的事；他们自己没本事挣大钱，但对有能力挣大钱的人怀有一种本能的敌意和嫉妒，他们打心眼里不服这种人，称他们为“鸟枪放大炮”的暴发户，但在高薪的诱惑下，自己又鬼使神差地甘当这种“暴发户”手中的一枚卒子——不用说，这类人依然是上海男人。上海男人不是没有知识，也有判断风险的预见能力。对男人而言，凡事在事先进行风险判断是必需的，判断的结果是为了理性地去冒险，而上海男人则不一样，他们是只要有风险，哪怕再小，也会权衡再三，他们会越权衡越畏首畏尾，直至未遇风险已不寒而悚，最后当然只有把风险留给傻瓜了。他们当然也希望自己在避风港里挣得比冒险家更多的钱，但因为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对自己的“钱途”也不抱太大的奢望。上海的男人当不了大老板，他们容易满足于白领阶层的高薪收入，因为这既没有风险，地位上又能比常人高一畴。他们认为当老板就是投资，投资人担的风险与舍命狂赌没什么两样；赢了且罢，万一输了，那就太不划算了。上海的男人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国际玩笑”。在上海人当中曾流传这样一道民谣：想赔大钱当大老板，想赔小钱当小老板，想挣钱当雇员，想洗钱上帮道。上海男人知道自己的实力，民谣中的“老三”，那是他们最称职的地位。有位作家说：“上海人欠缺闯劲，生命里缺少一潭热泉，这和当年上海人祖先的冒险精神相去甚远。加上大多数上海人在组织能力上不足，使得很多上海人没能坐在集团总裁或公司老板的位子上，这是上海私营企业为数不多的三大原因之一。”现在的上海男人不像过去的男人那样一拨一拨地跟着流氓大亨当打手混饭吃，知识资本的积累，使他们明白了跟着大公司的老板们干就是有稳定的大钱收入的硬道理。上海男人手里的“大钱”，在那些大老板那里也许不起眼，但阿拉就凭这点钱什么也不缺啦！侬阁大老板再大，钱挣得再多，用得完吗？用不完的钱挣那么多作甚？仅这点看，上海男人地确不乏机智，你要讥笑他这是眼界短、怕冒险吧，人家则会反讥笑你：阿拉不贪，过得踏实；侬阁有宏伟大略，大钱还是让侬挣去吧，侬阁别赔死好啦！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上海男人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务实的智慧！所谓务实，就是走一步是一步；看得见的不放过，看不见的不去想；“拎得清”的认真些，“拎不清”的糊涂些。中国传统说教总是要求男人要有具有艰苦的创业精神。要创业，就必须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就要有挖掘和接受新事物的冒险精神，而这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干脆说是一件苦差事。上海男人吃不了这份苦，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不到苦中的乐滋味。因为他们智慧的骨子里渗有一种懒气，一种只图居安而不思危的懒气。不过，话说回头，上海之所以有今天，也多亏上海男人当不起老板。依他们的秉性而言，他们还是少当老板为好，要是真的让他们当老板了，那可不得了了。鲁迅曾说过，上海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①鲁迅：《二心集》）说也是，本来就是不当老板的料，一旦当了老板，那架子一摆，谱儿一靠，八成比他原来的老板像老板，也更可怖。在这种毫无公信力的老板淫威下，能留住几个像样的雇员呢！
第四卷第一章
“小市民”情结里的“冷”与“热”
只给“乡下人”指错路
即使是今天，上海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①余秋雨：《文化苦旅》）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城市的特殊韵味，让他们见了很多世面，但他们就是担负不起这座城市的主宰。他们只满足于“老二”或“老三”的角色，把在沪投资的外国人和外地人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他们没有自主的气魄，缺乏向前冲的欲望，却习惯用有色眼镜来端看在沪的外国人和外地人，端看了后还要忽冷忽热地评头品足。他们把自己的身份介于外国人和外地人中间，此间便“悟”出了三种人的人格落差。多少年以来，这种落差意识始终主导着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傲气，他们的冷眼，他们的葡萄酸，他们的自以为是，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搀在言行举止中，形成一种很独特的“人格流”。这种“人格流”惟上海男人推崇备至，而外地人却说他们是一族冷热飘忽、融琐碎与虚伪于一身的小市民！说上海男人爱给外地人指错路或指反方向，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上海的这种丑陋的确盛行，而且迄今还未消除的迹象。但这怎么说也有个前提条件：一是要看问路人遇上了什么样的上海男人；二是要看指路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路人。如果问路人遇上的是一个有教养的新派上海男人，算你三生有幸；如果问路人遇上的是一个十足的老上海的小市侩，那可能又会出现N种结果——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一个老外，他会像老妈子一样不厌其烦地教导你要去的地方该拐几个弯绕几条路，有可能的话，他还会给你画线路图；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一个清纯的女孩，他除了告诉你目的地怎么走，还会心甘情愿地“顺路”陪你走一程，分手时还要嘱咐你一个女孩在上海要小心，这里处处是陷阱；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个“腕儿”级别的人物，他会彬彬有礼而又简练地告诉你该去的路该怎样走，决不给你多一句废话；一如他一眼看出你是外地民工，要么他根本不理你，生怕理了你他就会染上一场大病，要么通过故意指错路、指错方向的形式，来排遣愚弄“乡下人”后的快感。不过，也有为上海男人的“指错路”开脱的。比如吕思勉先生，他就认为外地人说上海男人指错路是对上海男人的一种误解。他的理由是“由于事务之繁，则无暇与人多语。然不熟于上海情形者，往往絮絮致诘，而其所问之语，又非一二言所能使之了解，久于上海者苦之。乃思得一语以遮断之，使其无从再问，习之既久，凡与人言，多以此法应付，其语既不可谓之诚，亦不可谓之伪。在彼之意，本亦无恶于人，不过求省力而已。”（①吕思勉：《上海风气》1940年）这番辩解自然难以服众。人无事则可以既无诚也无伪，遇到事了，自然非诚即伪，怎么能“不可谓之诚，亦不可谓之伪”呢？吕思勉先生为上海男人指错路现象的这番辩解显然是没有实际说服力的。
伪贵族气势
如果与别人争辩城市人的底蕴，上海男人往往会毫不掩饰地表白自己身上尽显贵族气质。上海男人身上尽显贵族气质？非也！在我眼里，真正的贵族应该是宽宏大量，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彬彬有礼，广纳并尊重别人的意见，办事干脆，不拖泥带水，不轻易改弦易辄。比如有些企业里以公信力而取得下属爱戴的领导，比如能在上海这个四处充满排外势力的氛围里拓展出自己的一番伟业的新移民——他们才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