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做上海男人 作者:秦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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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大可小的，“各管各”的“本位”有多大呢？它的基础建立在何处呢？依我看，他们的“本位”只有一个“我”字；而“本位”的基础即是“利我”。“各管各”的用意正是围绕着“利我”——这个主轴——适时适地而用的。这种“本位”门槛之精，就精在让“外人”若非伤筋动骨，便很难从他内心深处那最小值的“各”中探到随时都有可能膨胀到无穷大的私欲。上海男人听到别人说他不乐意助人他不生气，因为有“各管各”的“规则”护着他；但听到别人说他爱贪小便宜时心里一定很不爽，因为爱贪小便宜就意味着对“各管各”“规则”的冒犯。不过，爱贪小便宜的上海男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爱贪小便宜。但凡他从别人那里所占的小便宜，那只是别人认为是小便宜而已，他是有绝对的理由说明他所得到的都是他应该得到的，而不是“贪”来的。上海男人生来就具有“玩弄本末”的天资，若是有一百条理由让上海男人拥有了其中的一条，那么他就能把拥有九十九条理由的对手掰倒。这听起来好像也很悖论，但惟有上海男人却能顺理成章。说来也是，既然他们能把很悖论的“各管各”“规则”精巧地玩弄于股掌，在此“各”与彼“各”利害关系已了然于胸的前提下，他们还有什么悖论玩不出像模像样的真理来呢？
第四卷第三章
关于“精明”的刍议
“精”不在“明”处
我承认上海男人很精，但要说他们很精明，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真正的精明应该冠予智慧全能型的人，而不应该冠予那些只精于巧，精于算，精于细，但就难精于明的人。上海男人恰恰精难于明，却能得到人们对他们“精明”的公允，这实在是有些滑稽！前些日子，我在《南方日报》读到古清生的一篇题为《上海男人的四大精明》的文章。文章讲了一则上世纪初发生在上海的故事：“1905年元月，上海商人、大世界的创造者黄楚九在其法租界汉口路的‘中法药房’推出保健口服液‘艾罗补脑汁’，药瓶的商标上印着洋人头像，标着‘Dr。T。C。Yale’字样，暗示此药为洋博士所制，并附有英文之功效说明，一时销售甚佳。不料，此时，一个外国盲流找上门来，自称是艾罗博士之子，指控黄楚九侵其父专利权牟利，要跟黄楚九对簿公堂。黄楚九何等人也？立即公开认错，广泛宣传，付专利费数千元，变敲诈为做托，大炒一把，使其‘艾罗补脑汁’销路广开。上海男人的精明，在黄楚九身上可见一斑。”但古清生似乎并不钦佩上海男人的这种所谓精明。因为即使像黄楚九这样后来能“精”出个“大世界”来的人，在手段上也是“阴阴”的。“精”不在明处，不是很地道，以此类推的其他雕虫小技，自然也就摆不上桌了。于是古清生给上海男人的“精明”又做了四个方面的概括：一则工于算计；二则不跟人走；三则扬己长，求他异；四则性格的雌化——谓之四大精明。和众人的评说一样，古清生也用“精明”解释了上海男人的“精”，而此“精”，用南方人的话说，叫“利害”，亦即“被利所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海男人习惯性地把“精”都用在势利得失上了——为了势利，没有算计他人的本事不行，没有扬己所长、求他之异的本领也不行，不学点妇道之技更不行——如此之“精”，其他城市男人不是不会使用，只是不愿意去使用，惟恐使上了瘾，会被人当做女人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上海男人的精明”在上海人看来是褒义，但在外地人眼里未必是褒义。由于上海男人的“精”难于明，故而“上海男人的精明”之说无疑扭曲了“精明”的本义。自以为精明的上海男人不要不服气，不信，你试着去表扬一个外地人说他很精明，他一样也会很高兴；但你要是说他很精明，后面再加个“跟我们上海男人似的”，对方一定会翻过脸叫起来：“哇塞，你这是在骂我呀！”精明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靠智慧生存的能力。它与只工于精巧、精细、精算的上海男人不能类比。所以，上海男人并不精明。也有人说上海男人“精”在明处。比如易中天说：“我们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何况上海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①易中天：《上海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比如杨东平说：“上海人固然精明，不过精到明处，也许不可交朋友，但可以共事。他们有时耍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①杨东平：《北京人与上海人》）我觉得二位前辈的说法和现实中的上海男人似乎融不到一起。姑且说上海男人“精”在明处站得住脚吧，那么二位前辈又是用什么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呢？我们从中看到他们“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看到“他们有时耍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双悖论呀！依愚之见，即使是在上海，但凡竞争中能成为“公开的对手”的上海男人真是门可罗雀，人防人“背后偷袭”的却比比皆是。我有一个上海朋友在上海做广告生意，他在一个项目竞标中就遇上了同是上海的同行，眼看他就要胜了，冷不丁却来了税务稽查，他不得不顾此失彼，眼睁睁地看着实力比他弱的对手去中标。而他遭此劫，恰恰就是对手在背后捅他的一刀所致。我的朋友对此也耿耿于怀，精算着如何也要搞些小动作，把对手拉下马来。真是一“精”比一“精”，精来精去，就是不想明着来。这怎能说明上海男人的“精明”“无损于你”，且“并不坑人”呢？
“精”于算计
精算，亦即精于算计——这是对上海男人之“精”的一种具体解释。上海男人的精算精在两个：一是精算账；二是精算人。精算账是基于在有限的收入基础上，为自己或自己的家庭开源节支、细水长流着眼，以至于穿着不寒碜，银行有存款，在人前不丢面子。从这点看，上海男人的精算能力是无可挑剔的。上海男人就是这么善于精算账。任何一件事情放在他们眼里，他们都会先琢磨有没有去做的必要。前段时间发生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只乌鸦掉挂在树枝上，结果招来了消防、民政、交警等多个部门“通力配合”，花了七个小时才将其救生。这种事在精算的上海男人来说，简直可以反成一段愚蠢的笑料。问题是他们除精算账外，还善于精算人，而且精算人往往与“利”字不无关系，在“利”字上与他人精算，难道与“账”字无关？提到此，上海男人恐怕露怯，便不敢再称自己有多“精明”了，因为越称自己精明就越被人说小气，有失大家风范。孰知在“精”字面前，上海男人大家都是一个胚，明里不算，暗里对所有对自己利益有关的事都早已算出个子丑寅卯，因此谁也讨不得谁的便宜。比如逢得几个人在一起，大家便会彼此彼此、心照不宣地时兴起“AA制”来，这倒也省事，无需谁担心谁多讨了便宜而费着心事去精算一番；但要是逢得他实在难以推委的要和外地人（哪怕是朋友）应酬，作为地主之宜，“AA制”自然行不通了，一旦遇到此类事，上海男人自然也会想尽办法，精算出如何以最小的开支，在客人面前能显示出最大气的风度来。大多数上海男人就是这样，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翁，在“账”字上他永远是囊中羞涩、把请客开支都当作伤筋动骨的大事来抓。在“抓”中显示他的“精”，在“抓”暴露他的“算”。如此精算，无非只为一个目的：不能让他人从自己身上捞到任何便宜。让人佩服的是上海男人的精算每次都能做到曲张有致。比如请客时，他分明是小气、舍不得花钱点好菜，但他一定要找出各种让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确的。有一次我出差到上海，多年不见的朋友康请我吃饭，他先叫了“一凉一炒一汤”，又叫来一瓶百威啤酒（从头至终，那菜单连碰都没让我碰一下）。只见康拿起啤酒往自己杯子里倒了半杯，然后对我说：“我酒量不行，我就喝这么点陪你，剩下的全是你的了。”对于康的如此之“阔”我能表示什么？那不明摆着告诉我不许喝第二瓶吗？于是我当下回道：“我现在已经戒酒了，这酒还是你一人喝吧！”然而这还不算完。因为康的面子还没有找回来！正当我们饭吃半晌，隔壁桌传来一阵骚动声：几个酒足饭饱的吃客买完单，留下一桌的剩酒剩菜大摇大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其中有个人还用轻蔑的眼角余光乜斜了一下我们，这真让康很不自在，但康并不立马发作，而是直等这帮人走出门后，才压低声音对我说：“你看这号人，啧啧啧，要么吃公款，要么就是钱来得不干不净，啧啧，真没素质。”我知道他心里还想说什么，便接下去说：“是啊，我们的钱不是偷来抢来的，没必要那样铺张。这样吃饭，我觉得既高雅又踏实。”康乐了：“知我者，仁君也！”而且一高兴，把那瓶酒也他一人包干了。谈到上海男人为利而精算，我的一个朋友也有同感。他说“有上海人请我的客，发邀时是一张笑容可掬、让人颇感盛情难却的面具，若是有其配偶在场，转过身去开‘沪语短会’时必有另一张不自然的面具已经告诉我，他们是在盘算着如何‘走过场’打发我。我是知趣的人。每每如此，我也就不为难人家破费啦！”上海男人为利而精算还远不止表现在请客方面，只是由于篇幅所限，不一而足。但仅此已经足够说明如前所说的一个道理：一个爱精算的人固然“精”但却不“明”，因为不“明”，又何所谓精明呢？
“精”于细巧
上海男人普遍很精细，很精巧——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也让颇多外地男人羡慕不已。然细与巧均始于上海男人身上天生就独有的那么一种阴柔。这种阴柔导致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人格期待从小就缱绻在女性化中，以致长大后也难成就完整的男性人格。他们与外地男人格格不入，不仅仅是因为排外所致，其中也不乏他们自身怯弱、胆小怕事的性格。余秋雨说：“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①余秋雨：《文化苦旅》）但上海男人似乎并不为自己的怯弱而感到自卑，却在这种怯弱中，渐渐地练就了女人般的精细与精巧。对此，余秋雨又说：上海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①余秋雨：《文化苦旅》）过去人们常笑话上海男人抢不了男人的饭碗，就和女人抢饭碗。比如他们会织毛衣，会绣花针、会洗衣做饭，会当幼儿园的老师，并乐意给老板当文秘。现在已经很少人再这样笑话上海男人了。因为大家通过无数的生活实践终于明白，原来那些送给上海男人的笑话恰恰是惟上海男人独具的魅力之所在。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像如今这样四处充满着浮躁的社会，能找到具有上海男人这般精细、精巧又顾家的男人，实在是难求得很。然而这仅仅是指上海男人精细、精巧的好的一面。举凡上海男人精细、精巧不好的一面，要阐述起来恐怕又是一本书了。为了不倒人胃口，我只在此例举如下几种表现形式：一精于小贪小取。上海男人爱贪小便宜，但绝对不会有恃无恐地向人讨要，而是经过精细的布置，给自己每一次的获取巧立名目，以期让自己的获取心安理得。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能巧立名目的获取他就不会去贪。比如无人照管的公家的东西，有些上海男人就抱着“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的思想，纷纷往家里瓜分；比如药费车费的报销可以封顶，有些上海男人就会通过“买票”的办法，巧套公家的钱，绝不让公家占走“便宜”。如此之“精”，何以为“明”？二精于巧用“智愚”术。很多人吃过上海男人巧用“智愚”术的亏。所谓“智愚”术，就是“磊智若愚”之意。上海男人“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还善于伪装愚钝、木讷。即为了即得利益，不惜于在人前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其实心里早就巧做安排：以“愚”作为掩护，一旦对方解除戒备，便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这用上海人自己的话说，叫“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前面我说过我在上海被一个上海司机“误”把民航当闵行的遭遇，无独有偶，还是在上海，还是我叫了一部出租车，我跟司机说要去绍兴路54号，那个司机重述了一下我说的地址，并表示他知道怎样走，结果呢，他把我拉到陕西路去了。我向他发了一通的火，无奈那个司机“憨”态可掬，让人不免感动，以至最后我还是多搭了60多块打车钱还耽误了办事。这事若去问一问上海人“愚”的机巧在何处，上海人一定会“噗哧”一笑曰：绍兴路的上海话不就是陕西路吗？剩下的问题还留待你自己去想吧！三精于作伪作秀获巧利。丰子恺曾经讲过一段关于上海男人的故事：“三马路广西路附近，有两家专卖梨膏的店，贴邻而居，店名都叫做‘天晓得’。里面各挂着一轴大画，画着一只大乌龟。这两爿店是兄弟两人所开。他们的父亲发明梨膏，说是化痰止咳的良药，销售甚广，获利颇丰。父亲死后，兄弟两人争夺这爿老店，都说父亲的秘方是传授给我的。争执不休，向上海县告状。官不能断。兄弟二人就到城隍庙发誓：‘谁说谎谁是乌龟！是真是假天晓得！’于是各人各开一爿店，店名‘天晓得’，里面各挂一幅乌龟。上海各报都登载此事，闹得远近闻名。全国各埠都来批发这梨膏。外路人到上海，一定要买两瓶梨膏回去。兄弟二人的生意兴旺，财源茂盛，都变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