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做上海男人 作者:秦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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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领个把孩子？男人被女人吓坏了，在这个小问题上……（①新浪网（佚名）：《上海丈夫》原文已作改动）尽管这个网友自始至终没有提到“惧内”，但从他对各种家务活由“逃跑”到“甭想用‘家务’两个字吓我”的认识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严妻”潜藏着的“敬”与“畏”。然而能把这种“敬”与“畏”转化成一种自觉干家务的动力，这就需要一种勇气，一种能“慑”于妻子的“阴威”而放下大老爷儿架子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外地尤其在北方的男子汉们来说难乎其难，但对上海男人而言，则不失为易事。说来也是，不就是多做点家务就能讨得女人欢欣吗？阿拉听从侬阁啦！前些年《中国新闻》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上海，90％的家庭由妻子掌握日常经济支配权；80％的家庭中，烧饭、洗衣等家务均由男子包揽。这份调查数字似乎可以表明这样一个社会认识：上海家庭真有点像阴阳颠倒，女人是主男人是从。如果人们把这种“不平等比例”完会归咎于男人“沪版”的“家庭体制”的依顺的话，那么我相信，如果有人试着给上海男人强加一些自信剂，必会有众多的上海男人不再愿意无条件地将这种“沪版”的“家庭体制”进行到底。除非他在工作上无所收获，在事业上无所盼头。事实也是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海的机遇来了，上海人的机遇也来了——缱绻在家中聆听老婆的教诲围着锅台转的男人也随之减少了。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海派家庭以丈夫做家务为主的仅占5。3％，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仅承担购物和洗碗；57。6％的海派家庭以妻子做家务为主，另有一些家庭则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此外，在共同财产支配方面，多达29％的丈夫承认自己的消费高于妻子，78％的丈夫认为自己用钱从没有不自由的感觉。尽管这种比例和全国家庭的比值还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也足够证明，上海男人打心眼里并不只钟情于家务，更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窝囊到只会以家务为荣的地步。
　　第五卷第二章
　　上海男人的婚恋观
　　“沪版”的“门当户对”
　　男女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并不是上海人的专利，而是中国传统遗风里有关男婚女嫁的文化思考定式。这种定式在主流上秉承了古人对“郎才女貌”的道统的褒扬，以至影响后人。时至今日，在文化生活相对落后的农村，人们仍旧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门当户对”，甚至以“门当户对”为天经地义，以“门当户对”为荣——究其因，想必有二：一是为面子；二是为光宗耀祖。城里的人因为受现代新文化新思维影响，在考量婚姻嫁娶时便不再将“门当户对”作为“不二”之选，即使非“门当户对”不可，那也只是排在其次的地位。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化新思维的标志性城市，在诟病传统文化的愚顽中，不当其他城市的排头兵，至少也不应该落后于其他城市才对，可是，事实上如今上海人的“门当户对”情结却丝毫不见消退的迹像。别说上一辈人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婚姻嫁娶有“门当户对”的要求。即使是年轻人，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但凡对门不当户不对、双方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婚姻嫁娶都会毫不吝惜背后的嘲笑。“门当户对”——在上海人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上海人对此的解释却颇头头是道。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上海的朋友陈一道去喝另一个朋友黄的结婚喜酒，一路上，他就喋喋不休地向我为黄的婚姻鸣不平。说是“黄太亏了，一个大学本科毕业、有人品有长相有前途有志向的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裁在一个村姑裙下，可惜，太可惜了。”陈在一番“慷慨激昂”末了，还要补上绝对“沪版”的感叹：“啧啧……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喜酒，要是在我们上海，肯定是没人去喝的哩！他不要这张脸面，朋友们还要这脸面呢！”我对陈的这番话十分不以为然，便有心替黄反诘他：“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像你们上海人那样固守着‘门当户对’的老古董！”“‘门当户对’有什么不好？”陈非但没被我“镇”住，而且还愈发“嚣张”起来了。他说：“你以为像小黄这样的婚姻就能说明文化的进步了？愚蠢！‘门当户对’恰恰体现了人口高素质化前提下婚姻的平等关系。当然，这种平等也不是绝对的，最能让人接受的是，男人的条件总要比女人略强一些，而不是像小黄这样，双方相差十万八千里。走着瞧吧，过不了多久，这对子保准出事！”这“乌鸦嘴”接着又向我列举了上海人常用的一种比喻：在一切被人认同为“般配”的婚姻中，大抵是男人处于“上只角”而女人处于“下只角”，如果这两只“角”出现换位，那必定要阴阳倒挂、乾坤难卜了。当然，这只是过去。现在上海的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在过去，女人从“下只角”嫁到“上只角”是值得庆贺的。如果女人是“上只角”而男人是“下只角”，邻里在其后面就会叽哩咕噜地议论“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云云。如果是一个上海男人娶了个外地户口的老婆，那就更不得了啦——先是婆家亲友一开始就看不起新娘子，可想而知那刚过门的媳妇也必然会在众人前“唰”地矮了半截。问题是，都照着“男上角”“女下角”这种婚姻“规则”一脉相承，就会出现一些男人娶不起的女性。这些女性哪里去了？人们可以回想一下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出现的“剩女不剩男”的怪现象，而那些所“剩”下来的“大女”，绝大部分的各方面条件都是相当“棒”的。为什么成了“大女”？一句话，没有找到能“般配”的“门当户对”。其实，在“门当户对”的定式下，上海女人累，上海男人也不见得轻松！他们不但要接受女方对自己的考量，同时自己也要恰如其分地考量女方。恋爱的过程本身就是彼此感情考量的过程，除感情之外，还有与婚姻相关的各种条件的彼此考量。比如未婚的上海男人，从心底里谁都想能娶到一个好女人做妻子，问题是，好女人对自己的意中人也都有自己的考量标准。男人要把好女人娶为“下只角”，首先自己先得像个“上只角”的样子。一般而言，“上只角”由“先天”和“后天”两部分组成。所谓“先天”，大抵是由“上海”这个符号而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男人的“部落自豪感”。上海男人一向以“身为上海人”引为自荣，原因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很优秀，优秀的城市自然产生优秀的“户籍人族”。这种“户籍人族”的优势，正是他们滋生“先天性”“上只角”的资本。所谓“后天”，则是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哪方面弱就在哪方面予以弥补，尽量地达到让女方满意的“上只角”标准。从文化素质到社会地位，从经济收入到车房股保，从仪表仪容到言谈举止，诸如此类，在“沪式”“门当户对”的“门槛”里，未婚的上海女人对男人无一不是苛刻的。上海男人累，就累在这里：他们似乎从懂事开始就是为迎合女人“成龙”的考量而活着。毕竟，“后天”的“龙”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努力争取的积淀。
　　“剩女不剩男”归谁之过？
　　“门当户对”乍听起来似乎很合乎男女般配的自然情理，但这种情理决不能成为婚姻的准则，更不能作为婚姻必备的条件。它导致了许许多多真爱的恋人放弃成婚的权利；更由于“男上只角”、“女下只角”情结在祖祖辈辈上海人心中根深蒂固，使得十几年前传说在上海的“剩女不剩男”现象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争的真实。“剩女”剩了什么女呢？才女！在知识与经济整体贫脊的年代，才女是社会的“尢物”，加之政客们几番过滤，才女一般是没有婚姻之忧的。然而在男女从小就被赋予平等教育发展权利的今天，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男性一样成为“上只角”的才女俯拾皆是，传统认知里“女上只角”是不能下嫁“男下只角”的，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到了婚龄的才女一筹莫展，她们在地位上虽处于“上只角”光环里，但一旦下嫁“下只角”，心里又难以承受的“公允”之轻，因此她们一开始无不是按各自的理想挑啊挑，挑来挑去挑不到能与自己“般配”的对象，挑到自己的青春年华渐渐褪去，挑到对婚姻万念俱灰，直至干脆关闭情感的窗口，甘当无牵无挂的独身女郎。因而“剩女不剩男”便也不足为怪了。有趣的是，这些所谓“上只角”的女人，在上海曾一度刮起的“涉外婚姻”中纷纷“不知去向”——“好女嫁老外”因此成了上海流行的时尚！比如在上海的一家外资企业里，男女白领都多得不得了，婚姻嫁娶也常被人们提起，作为一个能到这样单位工作的女性，条件自然和同单位的男性是有一拼的。但绝大部分年纪轻、有文凭的女性始终不把眼光放在本单位，而是瞄向更远的地方。如果这样的女性有了男朋友，周围的人最关心的就是“他是啥地方来的”——如果说是“美国、澳洲”等国，就会惹来四周艳羡的目光；如果说是“日本、韩国”等国，则要比前者低一截；如果说是“香港、澳门”等地区，则更比前者低两截；如果说是本地的男人，若非款爷或明星，那干脆回答“我没有男朋友”好了——这就好比一个女作家比喻的那样：“那时候正是科幻片最泛滥的年代，因而我便想如若真有星际旅行，嫁个‘外星’男朋友不知道算不算真正的时髦？”其实谁也没有把这种事当作时髦，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其最大的原因还在于要对得起公允。上海人是一向最要讲面子的，什么叫面子？对得起公允就是面子。要对得起公允，老老实实照着能般配的“门当户对”去做就是了。遗憾的是，上海男人往往娶不起“上只角”才女。原因是：谁让侬阁是“上只角”来着？阿拉才不愿将来当老婆奴呢！尽管上海男人不敢奢望女人当自己的“上只角”，但也不是只要见到能和自己情投意合的女人就敢娶回家做妻子的一族。他们接受女方的考量，但他们同样也要从家庭地位、出身、户籍、文化程度等诸多方面考量对方，直至自己感到合适为止。上海男人最普遍的认知是：女人不能太强，女人太强，婚后自己要吃亏；但女人绝不能素质太低，低素质的女人仅从社会地位上根本就配不上“上海男人”这个“标底”。这就使得那些一心想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上海老公的女孩子也不得不在婚前好生打造自己。通常的情况是：不管是正牌的还是“混”的，大抵要搞个文凭什么的，然后想方设法找个有固定收入的单位工作。因为“门当户对”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忌讳：如果女孩子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男人是会害怕的！但如果女人学识高，独立性强，上海男人自然也恭候不起，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气势轩昂的女人裙带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剩女：非男人之过也！
　　婚姻成本“预算”
　　世人所褒扬的婚恋观中，爱情无疑是高于一切的。因而有人说，爱是无价的，因为无价才不能谈钱。可是上海男人对这种说法却未必认同。尽管他们对爱的罗曼蒂克也十分赞赏，但他们心中所理解的爱情绝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词，精算的性格注定了他们一旦真爱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由此会联想到今后与对方成为婚配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下所需要做的长远打算。毕竟，在他们婚恋成本“预算单”中，不成婚配的相爱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但一旦双方做出了婚姻承诺，就不可能不考虑经济基础。婚姻是人生之大事，要办大事，没有钱怎么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男人对婚姻的经济成本预算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人说，上海男人的婚恋观是呈阶梯型发展的。每一层阶梯都蕴含着无形的成本预算：初恋关系有初恋关系的预算，热恋关系有热恋关系的预算，定婚关系有定婚关系的预算——每一步预算，上海的男人都会力求做到精细，绝不会做无谓的成本透支的“傻事”。即使是初恋男女，逢得晚上约会之后，男方送女方回家——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上海男人却觉得一开始对女方就如此献殷勤太降格，为了证明自己既清高又不失慷慨，他宁可叫来一部“的士”，掏出50元钱交给司机，叮咛司机把她送到目的地，然后自己回到家里等待她已“安全到家”的电话。这种办法实用性强，可是爱情的纯度却不得不让外地人生疑——因为像如上同类的事情对一般初恋男女来说，爱情的关系都是难以为继的。而在上海，不但男方做得自然得体，女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若是有人问其原委，答曰：“现在就把将来要做的事都做了，将来还做什么呢？”言下之意不言也明：若是女方可以享受到由男方送她女方回家的待遇时，他们的关系则可谓八九不离十了。这让我想起好几年前在上海很流行的一个词叫“距离感”。虽然我难以将“距离感”的定义演绎透彻，但我从“海派式”的初恋男女与50元“打的”费的实用性的微妙关系中，我体悟到了“距离”对于初恋情人而言所潜在那种难以言状的吸引力。也许上海男人理解这种距离只是出于不宜太早进入角色所考虑；也许上海男人把保持这种距离的原因只是基于“八”字刚一撇，太早献殷勤是不是显得自己太掉价而故作姿态……但我却从中管窥到了上海男人对待婚恋态度上的性格文化的深层背景。50元“打的”费——过程是简简单单的，初衷却是深思熟虑的——这就是上海男人对“爱情即是由远即近”的“距离感”的理解。在这种理解里，我同样还看到上海男人对所接触的事情（包括谈情说爱）的成本投入价值预算欲的本色，以及为不同程度的爱情所能做的相应付出。说来也是，既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又何缘何故做何所谓付出呢？去年（2002年）底，偶读阿黛儿的一篇《上海男人的爱情》一文，叹其对上海男人对爱情现实观的扼腕之余，也服其对这种现实观某种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