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监狱调查手记-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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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女性犯罪，应该是利剑和钥匙并用。利剑就是法律和刑罚，钥匙就是教育和感化。就拿打击卖淫嫖娼来说吧，我们抓住了刘春花把她绳之以法想杀鸡给猴看，可猴儿们又怎么样了呢？我们每年出动那么多警察去扫黄，可你今天查封了歌舞厅的卖淫女，她们明天就跑到桑拿按摩室了。最近北京禁猖抓得紧，很多卖淫女转移到北京郊区和河北农村了。嫖客们开着宝马、凌志、桑塔那、夏利，骑着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照样不远万里到那里去寻欢。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大量的金钱用于地下性产业，卖淫女的腰包变得鼓鼓囊囊，大量的收入躲过了国家税收；一方面是国家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来禁猖，且不说警察扫黄要用办案费加班费，那些联防队和保安乃至居委会的小脚游击队，国家要拨出多少开支啊！扫来扫去瘦了的是国家的裤腰带，肥了的是老鸨和鸡的腰包。
枪毙了老鸨马玉兰，关押了妈咪刘春花，卖淫嫖娼还在蔓延。抓获新的马玉兰和刘春花需要大量的经费，我们的国家是否就该永远地支付下去？我们的警察是否就该永远地辛苦下去？我们的社会是否只注重了利剑的作用而忽视了钥匙的功能呢？
囚字是人字的外面有一个框框，人因为丧失良知的活动而走进了框子，但进了框子的人仍然是人。他们不是兽，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进了框子而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监狱警察的职责就是让这些进了框子的人摈弃罪恶，以人的形象重新走出框子。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有仁政和仁德的观念，新中国有着改造战犯的成功经验，只有给犯人尊严，才能使执法者成为有尊严的人；只有对犯人讲人权，才能使违法者走向新岸；只有当全社会都来关注女性犯罪，都来拉苦难的夏娃一把时，女性犯罪才能得到有效的防治。
松花江畔的爱心曲后 记 上
2000年夏天，我应司法部和解放军出版社之邀撰写一部反映中国女子监狱的书。当我走进女子监狱大门开始采访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采访犯人的社会学意义。我只是凭着对文学的热爱，满腔热情地工作着。女囚题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十多年前我就应《金盾》杂志之邀采访过北京的女子监区并发表过报告文学《女囚》。监狱题材是作家创作的一块富矿，我非常珍惜司法部和解放军出版社为我创造的这次机遇。
我觉得一个女人犯了罪，把她关到监狱里已经是通过法律程序惩罚她了，在人格上，我们应当尊重她们。女囚王芬患病不能坐着，我就站着和她聊了几个小时；见到女囚刘春花的第一眼，见她蹲在地上用手抱着头，我马上请她坐到凳子上；女囚何瑞婵脸色蜡黄，我告诉她患子宫肌瘤后的注意事项和手术指征，请警官对她的病多加关照；每当看到女囚流泪时，我都会递给她们一张面巾纸。女囚是非常聪明的，她可以通过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来判断你对她的态度。只有当她感觉到你是以一种真诚的态度来进行采访，以一种严肃的作风来进行调查，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时，她才可能向你敞开心扉。
幸福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幸。一开始，女犯们对我很戒备，用敌视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有的人敷衍我，有的人对我说套话和假话，还有的人跟我顶牛。与监狱中这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群打交道，我不是用俯视的态度来对待她们，而是把女囚当成人来看待，用平视的眼光认真地观察她们、体察她们、分析她们。我觉得此时的我不是一个作家来采访，不是一个大学教师来教育失足女性，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来监狱认认真真地做社会调查，我面前的每一个女囚都是我正在服刑的姐妹。我和她们从心与心的较量到心与心的触摸，从心与心的碰撞到心与心的沟通。
当女囚们撕开心灵的伤口给我看时，我和她们一起流泪；当看到女囚在监狱中走向新生时，我和她们一起高兴。只有这种饱含深情的采访，才可能挖掘到最真实的东西。我的采访不是靠技巧，而是靠情感。只有情感的力量才可能进入心灵、打动人心。很多女囚对我说：“我的这些经历入狱后没有跟任何人谈过，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你讲了。”
我说：“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也很感谢你们对我说出了心里话。我不会用猎奇的方式来对待你们的伤痛，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把你们的这些经历用化名写出来，一是为了对女性犯罪做深入探讨，二是为了使社会上的女人不再重蹈覆辙。”
回忆过去对女囚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她们把自己的伤口撕裂给我看，我懂得这信任的份量。因此，不能有半点的冷嘲热讽和居高临下的怜悯。我含着眼泪倾听她们的诉说，而发自内心的诉说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最好的宣泄。
穿梭式的采访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国女性犯罪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在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女性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型犯罪很突出；在广东、江苏、浙江一带，金融诈骗、贪污受贿这些财产型犯罪占了很大的比重；在云南、广西等边远省份，女性涉毒犯罪数量惊人；在沿海地区，女性性犯罪呈上升趋势；在中原地区，女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令人瞩目。
也许是受过医学院校科班培养的缘故，我一开始侧重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关注女性犯罪。比如对于性虐待狂，我觉得这是一种性错位，是通过折磨他人而得到性满足。这种性变态不是思想意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是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矫治解决的。慢慢地，我发现仅仅有心理学、生理学和法学知识是不能驾驭这个题材的，犯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想写好这部书，必须具备深厚的社会学功力。
于是，我开始认真研读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我惊讶地发现费老三十年代初期在燕京大学学习时，当时社会学系的吴文藻教授就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他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到社会去做调查。后来，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派克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他向学生们讲授了社区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还带领费孝通等学生到北平的监狱和八大胡同去进行实地观察和研究。
无独有偶，当费孝通考上清华研究院学习时，俄籍教授史禄国给学生讲授体质人类学时，又安排费孝通到北平的监狱去测量犯人的体质。为什么这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把监狱当成最好的调研场所？因为监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殊窗口，监狱是一个小社会，研究监狱就是在研究社会。
松花江畔的爱心曲后 记 下
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我之所以格外偏爱报告文学，就是因为报告文学直面人生，写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事情，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因而有大量的读者群。因此，关注社会热点、贴近时代生活就成为我创作的宗旨。虽然当了多年的大学教师，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我笃信三人行，必有吾师。我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当成研究社会、学习社会的过程。近年来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时，我看了大量的经济学和农村问题的书籍；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放飞的生命——中国院士三兄弟》时，我看了大量的教育学和医学的书籍；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金融黑洞》时，我看了大量的金融学和法学的书籍。
这次撰写监狱题材，我用费孝通教授的治学方法研究女性犯罪，深深感到采访写作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过程。通过与200多位监狱警察、女囚和家属的访谈，使我对中国女子监狱这个鲜为人知的角落有了新的认识。我在采访中吃了很多苦头，每当我感到艰难和委屈时，我就想起了费孝通教授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到大瑶山做社会学调查的情景。费孝通掉进陷阱里受了重伤，而王同惠却为了中国的社会学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觉得现在能够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学人太少了，我应该像费孝通教授那样，把文学创作当成比生命还重要的事业来做。
虽然我与解放军出版社签约完成一部25万字的书稿，可素材的丰富使我一口气写出了60万字。于是，我把这些内容劈成了两半，其中36万字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重绽芬芳——中国女子监狱纪实》。这部书除了写一些案例外，着重描写了女犯在监狱人民警察的帮助下改造成新人的故事，讴歌了监狱人民警察无私奉献的精神。另一半24万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在这本书里，我在全国范围内精心挑选了二十个触目惊心的案例，侧重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法学角度对中国女性犯罪做深入探讨。
《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是《重绽芬芳》一书的姊妹篇，在这本书里，所有的司法民警都使用了真名，除了家喻户晓的女囚外，囚犯和关系人基本上使用的是化名，但案例都是真实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法学知识必须优于他的文学功力，写出的作品才具有思想穿透力。
写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过程，我也完成了一次参与式的社会调查。我希望自己的调查活动能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自新过程，也就是再社会化过程起到积极的作用。也许是太投入的缘故，我每天都是含着眼泪在写作，有时写不下去了就趴在桌上哭一会儿，或者坐在钢琴前弹奏汤普森和拜厄。我就这样用感情的热流和理性的思考以一天一万字的速度写完了这本书。
感谢费孝通教授给了我研究社会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亲自为我的书稿作序；感谢司法部的大力支持，使我采访到这么多真实的案例；感谢解放军出版社的组稿，使我得到了如此重大的一个选题；感谢作家出版社的认真编辑，使我的《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顺利出版。但愿这本书能从预防女性犯罪上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孙晶岩
2001年11月26日 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