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大将军平定台湾传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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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了数千人，年仅十七岁的施琅就在从军者之列。
施琅入伍郑军，以其超乎寻常的神力当上了千夫长。明末清初，军队使用的武器以大刀、长矛、宝剑等冷兵器为主。而且作战都是面对面地厮杀，谁的武艺高强，谁就能致对方于死地，武功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因而军队中武将的选拔主要依据武艺的高低作为标准。
关于施琅投军时因力举铁鼎而被任命为千夫长之事，在《襄壮公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明季，有主兵者募壮士，置巨铁鼎中庭，重不下千斤，集健卒数千辈，莫有举者。公熟视曰：‘无难耳！’奋袂一挈，行数十武，徐置，容色无纤毫改。主兵者骇曰：神力也！署千夫长。”这里的“主兵者”指的就是郑芝龙之五弟郑芝豹。从这里可以得知，在数千名军士之中，只有施琅一人能举起重达千余斤的大铁鼎，而且还能行走数十步而面不改色，足见其力量超人，不免惊为天人。
队伍来到厦门进行海战训练。军训伊始，施琅兴致盎然，但很快就感到厌倦乏味了，一则是大多数训练内容早已熟谙，二则是只能完全按照长官的命令行事，不允许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束缚对于自视不凡的施琅来说备感痛苦。
从军三年，由于地位低下，施琅从未见过郑芝龙，就连招募他的郑芝豹以后也再没见到。此人除了在招兵时赞叹了施琅的神力出众外，也仅仅把他视为一个力气稍大的莽夫而已，很快就将他遗忘了。这期间，施琅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剿灭海盗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尽管立下些许战功，但官职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依然是个千夫长。而且他发现自己的上同才能平庸，打仗贪生怕死，争功却不遗余力，这让渴望大显身手、实现抱负的施琅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萌生去意。正值此时，其弟施显从家乡前来投奔，于是施琅把千夫长之职让予施显，自己则回到了南浔乡衙口村的家中。
回到家乡的施琅并没有急于寻找新的出路，而是安心地等待了几年。他一方面悉心奉养双亲，另一方面多方打探消息，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三年之后，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施琅探知他的一位族叔施福在郑芝龙部队任职，且率军到了安平，遂决定前去投奔。施士伟的《襄壮施公传》记载：“癸未，祖年二十三，访族父故总兵福于安平军。”
施福，又名施天福，字昆玉，出生于万历壬子年（1612年），为施琅的族叔。关于施福的事迹，在《浔海施氏族谱•；震公五世孙昌公二房支派》中有所记载：“当是时，有武毅伯福者，公 族叔也，为帅府将中军。”施福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且志向远大，十八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郑芝龙的部队，由于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郑芝龙的赏识和信任，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军都司、帅府将中军之职，成为郑氏心腹。针对当时海盗猖獗、群雄并起、各地武装势力不服从官府号令等情况，施福提出“有向化者，说降之；崛强者，破灭之”的建议，得到了郑芝龙的赞同并依其计行事。这样，郑芝龙接收了前来投降的地方武装，剿灭了不愿归顺的强盗，彻底扫清了海上航行的障碍，垄断了海上贸易。可以说，郑氏集团能取得这些胜利，施福功不可没。
施琅初次投军，因施福正随郑芝龙与前来骚扰的荷兰海军在海上作战，未及关照。此次再投，经施福力荐，郑芝龙任命施琅为施福的副手。施福对这位二十三岁的侄子青眼有加，把中军的指挥权交付，让其充分发挥军事才能。对于郑芝龙的提拔之恩，以及叔叔施福的重用和信任，施琅心存感激。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以后，清军大举入关，攻掠了河北、山东，明王朝急忙调集大军北上。张献忠降明不到一年，又再次起兵造反。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田地荒芜，赋税繁重，加上灾荒不断，洪水、大旱造成赤地千里，天灾人祸。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和举家自尽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一些强横之徒趁社会混乱之机，四处抢劫，各地盗匪日益猖肆。当时的福建和全国一样，也是强盗四起，时称泉郡的泉州更是山贼啸聚之地，占山为王的土匪大小数百股，四处打劫，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时聚时散，行踪无常，官府围剿多次也无甚收效。有一伙盗贼最为凶残，首领为叶绩和徐晃。他们凭借所占山寨的险要地势，屡败进剿的官兵，气焰十分嚣张。叶绩武艺高强，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称叶绩“素猛鸷，号莫敌。”许多山寨的小股土匪都听从他的号令。
奉命剿贼的施琅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剿灭以叶绩、徐晃为首的这伙土匪。施琅率军来到泉郡，两军相逢，骄横的叶绩出马迎战，施琅舞动手中大刀，纵马冲向敌阵。二人交战只一回合，叶绩当即落马身亡，吓得其余贼兵狼狈逃窜。施琅下令乘胜追击，活捉了徐晃，全歼了这伙山贼。之后，施琅又一鼓作气，所向披靡地剿清了其他占山为王的盗贼团伙。一方面武力剿灭怙恶不悛的悍匪，一方面大行招抚活动。施德馨《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遂广招募，搜山越岭，锄其根蒂，扫靖江、赣、闽、粤三百余贼盗之寨，降巨魁数十。” 剿灭山贼的行动，是施琅首次独立率军作战。他采取剿抚并用、以战逼降的策略，取得了全面胜利，显示出智勇兼备的军事才能。从此，施琅威名显著，被提升为游击将军。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3）
正当施琅在福建剿灭山贼之时，明王朝的丧钟一声声地敲响着。1640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河南后，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反应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减免沉重的赋税的迫切愿望，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闯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河南全境和湖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豫西襄城一带与明军决战，基本消灭了明军主力。第二年便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挥师东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缢，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历史的大潮倾覆了大明王朝之后，继续滚滚向前。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无视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明朝强大的残存势力，清兵的虎视眈眈，大顺军缺乏巩固的后方基地。相反地，群臣们忙于劝进，以便获得封赏；将官们急于享乐，似乎攻下北京城后就可高枕无忧了，到处洋溢着忙乱的欢庆气氛。此时的李自成以为清兵不会在短时间内南下，自己可以招降驻守边关的吴三桂，之后便可率大军南下，一统全国。然而，招抚吴三桂的计划却失败了。当吴三桂闻知爱妾陈圆圆为农民军所占，遂为红颜而怒发冲冠，表示与农民军不共戴天。他一面领兵袭据山海关，一面派人前往清营乞师。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于山海关激战。吴三桂与清军联袂大胜农民军，并乘胜追击。李自成退回北京，见大势不妙，匆匆登基即位后便率军向陕西撤退。清兵以吴三桂为先导，对农民起义军穷追不舍，李自成终在湖北九宫山遭戮，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宣告失败。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父仇”的旗号入关，1644年10月，清世祖福临即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幕。
一般说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人口甚少的民族，要想征服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且人口众多的民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清军入主中原之时实施武力征服，对各地汉族人民进行血腥而残酷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军进行严厉镇压政策的明证。黄宗羲的《嘉定三屠纪事》记录了清军在嘉定屠城的惨剧：“乙酉七月初四日嘉定城破，清兵屠城，肆其杀掠。家至户到，小街僻弄，无不穷捜。刀声砉砉然，达于远迩。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犹动者，狼藉路旁，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百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鎭，浮尸满河，白膏浮于水面，舟不得行。大家闺秀及民间妇有美色者，青天白日当众奸淫，而重妇节者，惨死无数。清兵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豕等物三百余艘而去。其时孝子慈孙，贞夫烈妇，才子佳人，横罗锋镝，尙不可胜纪。谓非设县以来，绝无仅有之异变哉！”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发“圈地令”，至顺治四年正月，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地分给各满族贵族，这实际上是对汉族人民的野蛮掠夺。与此同时，清廷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为此清廷又颁行了“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 “圈地令”和“投充法”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则把农奴牢牢禁锢在庄园里。清军入关后推行的这一系列弊政，再加上对其他各民族施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顺治二年，清政府又颁布“薙发令”，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更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清廷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薙发令”，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高压政策使得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而且，其时的汉人视满人为外来民族，称之为“狄”、“虏”。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明朝才是汉人的正统正朔。
此时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转而拥明抗清；原来企图联合清军镇压起义军的明王室转而联合农民起义军，抵抗清军。福王的弘光政权失败后，明室遗臣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王，在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旗帜，各地民众纷纷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进行抗清斗争。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气节，义不降清，甚至奔走呼号，并积极参与抗清斗争。清代著名思想家、诗文家顾炎武，以及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并始终不愿应召到清廷做官。
清兵占领北京后，一批汉族官绅纷纷南下，遂在江南一带形成了以汉族大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史称南明政权。1644年5月，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权建立于危难之际，寄望于南方各拥有重兵的将领维持江山，于是封郑芝龙为“南安伯”，他手下的将领也各有升迁，施琅遂任副总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小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弘光政权建立后，没有制订出正确的对付清政府和农民军的策略，而是一厢情愿地想“借虏平寇”，竟天真地遣使赴北京“酬虏通好”，遭清政府断然拒绝。然而，弘光政权毫无警醒，满足于偏安江左，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物质生活，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弘光小朝廷大肆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政治腐败到极点。第一个南明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宣告灭亡。弘光帝逃往芜湖，很快被俘获。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未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纷纷投靠清王朝。
弘光政权灭亡后，在福州又出现了第二个南明政权，即隆武政权。1645年的闰六月初六，唐王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不久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纪元从七月初一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史称“隆武政权”。由于此政权为郑芝龙所拥戴建立，因此郑芝龙被晋封为平虏侯，很快又被封为平国公。随着郑芝龙的位高权重，施琅再次得到升迁，被提拔为佥都督，担任左冲锋，其弟施显也被授予锦衣卫仁武营将领之职。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4）
接连得到升迁的施琅，一方面感激郑芝龙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希图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以遂平生之志。然而，为攫取更大的权利，郑芝龙竟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对郑芝龙拥兵观望十分愤慨，自告奋勇督兵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义军，欲为隆武政权打开局面。1645年7月22日，黄道周率领勉强拼凑的三千多士卒踏上征途，但掌握兵马钱粮大权的郑芝龙却只拨付一个月的粮饷。师出不久，兵饷无继，黄道周只好凭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勇之士。黄道周虽也读过一些兵书，还曾为《广百将传》做过注，但却只是纸上谈兵，未曾亲历沙场。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仅凭一腔热血奋勇向前。施琅当时充当其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凭其独到的军事眼光，施琅认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据李光地的《榕村语录》记载，施琅曾向黄道周“献奇策”，提出遣散所招募来的福建沿海地方之兵，只带少数精兵强将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