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女性-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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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近代以来，“守宫砂”之说已自然消失了，但是，处女情结和初夜“见红”却一直延至现代。 中国女性的性，是一个极为深广的论题，本章仅是粗略地偏狭地涉及了中国女性的性问题。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目前中国女性现状来看，对于性，往往表现出一种不成熟。也许，在经济发展迅速，现代化步伐加快之际，性文化仍是整个社会领域中校为幼稚、保守、落后的一方天地。 这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毕业班教师、学生与裸体女模特儿的合影。中国美术史上首开裸体模特儿写生课的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1917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会上，陈列了人体素描习作。由此引起轩然大波，刘海粟竟因此受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演成轰动一时的“模特儿事件”。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性的发现
这是1923年的一幅广告画。女子的形象已较推翻清朝皇帝时有了很大改变。同时，她们正在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而努力。 第一节 女学的兴起 （一）“妇人见短，不堪学道” 中国的学校教育始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但是，对中国的女性来说，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男权主宰一切，即使是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的妻女，在家中也处于被主宰的地位，活动范围只能是在家庭，根本没有外出受教育的权利。女子只能在出嫁前受一点家庭教育，由母亲或其他长辈教给纺织、缝纫、刺绣、烹饪和祭祀礼节以及“三从四德”、“贞节柔顺”等为妇之道。妇女所能读的也只是《列女传》、《女诫》、《女孝经》、《女儿经》等女子教训书。 如唐代教女的项目，在李义山著的《杂纂》中记载为十项：（1）习女工；（2）议论酒食；（3）温良恭俭；（4）修饰仪容；（5）学书学算；（6）小心软语；（7）闺房贞洁；（8）不唱词曲；（9）闻事不传；（10）善事尊长。其中“学书学算”，也仅适于家庭应用范围内。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仅仅是作为男子的依附品而存在的，社会所要求女子的便是“三从四德”、延嗣宗族而已。特别是明朝“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后，随着贞节观念的大力倡导，女子便沦为局囿于庭室之中的囚徒，处于“无识”、“见短”愚昧之中，不但不能入学受教育，连稍显文才，也被斥之“非女子为也”。 《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季贞一，常熟沙头市女子，嘉靖间人。少聪慧，其父老儒抱置膝上，令咏烛诗，应声曰：“泪滴非因痛，花开岂为春”，其父不悦，推堕地曰：“非良女子也。” 许多女子生怕显露自己的才华，认为舞文弄墨并非是女子的事，故将自己的创作销毁。如《全唐诗》中记载，唐代孟昌期妻孙氏，突然在某天将自己代夫创作的诗稿焚毁说：“才思非妇人事。”元代的孙蕙兰，善作五、七言近体诗，她毁其稿说：“偶适情耳！女子当治织饪组，以至其孝敬，辞翰非所事也。” 也有的女子虽困居闺室，但自学成才，追求真理，提倡科学文明，虽贡献卓著，却屡遭非难。清代著名女学者王贞仪，幼小好学，习诗习算，并夜观天象，日算星辰，持之以恒，编著了《历算简存》、《筹算易知》、《地圆论》、《女蒙拾诵》等多部著作，她在倡明科学的同时，还批判了宗教宿命沦，认为将希望寄予来世是荒谬的。在当时封建专制统治和苛厉的女子礼教束缚下，像王贞仪这样一个文弱女子，敢于大胆追求真理，反对封建传统，倡导科学文明，是极其艰难的。她每发表一些见解，社会上就责难不止：“诵读非女子事也”，“历算之学非闺阁所宜学”，并且斥骂王贞仪“幼而无知”，“不以酒食缝纫是务”，是“一味好名的闺中狂士”……王贞仪面对种种无理责难和中伤，只是一笑置之，她豁达地表示：“毁我誉我，不妨两任之。”她认为女子应该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在求学与著书立说、研究学问上，男女应是平等的。她在自己的诗作中写道：“丈夫之志才子胸，谁言女儿不英雄”，“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 随着历史的变革，明清期间，人私塾习经文、能诗书的妇女逐渐增多，然而，对女子的学与教也管束颇严。如清代，许多人热衷于集两千多年来女教之大成，撰著女教书，并提出对女学的限制。蓝鼎元的《女学·自序》中说：“夫女子之学与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为学之日，故能出入经史，淹贯百家；女子入学，不过十年，则将任人家事，百务交责，非得专经，未易殚究……” 他的《女学》内容仍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又如清乾隆年间李晚芳著的《女学言行录》认为：“女学之要有四：曰去私，曰敦礼，曰读书，曰治事……女学之道亦有四：曰事父母之道，曰事舅姑之道，曰事夫子之道，曰教子女之道。四者自少至老，一生之事尽矣。” 实际上，明清时期对女子的学与教仍与汉代班昭的《女诫》等相同，不过是学做妇人之道而已，并没有真正从男女平等受教育出发。 在明代，敢于在女子教育上冲破“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偏见的，是思想家李贽。 李贽在麻城讲学时广收学生，既收男生，也收女学生。虽然，这些女生多是大家闺秀，而无贫苦市民，但总算有了女学生。李贽的这些做法遭到理学家们的诋毁。他们认为“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据理力争，写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加以驳斥，他认为“女人的见短”，是由于不出域（门限）造成的。即使是志在四方的男子，也有不少是“见短”的。他认为说女人见短是“市井小儿”之见。 清代乾隆年间，诗人袁枚退居南京随园作文讲学，他也广收女学生。《随园女弟子诗选》中，汪心农曾乍序言说：“随园先生，风雅所宗。年登大耋，行将重宴琼林矣。四方女士之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袁枚主张做文章要抒发真情实感，并教学生们学写抒发真情实感的诗文。这与清代反对女子入学，只许女子闺门内读女教书，顺“三从四德”的观念是相抵触的，因此，也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斥责，并诬蔑他伤风败俗。章实斋的《丁巳记》中斥骂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女士；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但是，袁枚的女学生们写诗赋词很是出色，清代女诗人辈出，作品集子很多，“作诗写文只有妓女才允许，良家妇女是不做的”传统看法已被众多的女诗人们打破了，女子必须有所学、并且学有所成的思想初步得到社会的承认。特别是对女子来说，许多诗词都表明了她们开始觉醒了，她们对阻挠妇女求学和掌握文化知识，使之永远处于“无识”、“短见”的愚昧之中的观念表示愤慨。 清代女诗人王筠生性聪敏，好读书，富才华。她常恨自己身为女子，不能和男人一样进科场，入仕途： 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 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李白篇。 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暇事无缘。 玉堂金马身无份，好把心情付梦诠。 夏伊兰的《偶成诗》也反映了女性对求学与成材的觉醒： 人生德和才，兼备方可爱。独论闺才时，持论正相反；有德无才好，有才德反减。无才亦有仪，援引古训典。 我意颇不然，此论殊偏浅。不见三百篇，妇传亦匪鲜。 《葛覃》念父母，旋归忘路远；《柏舟》矢不他，至死心不改。古来篇什中，节孝何不选？归言妇人功，德亦藉此阐。好名人常情，名媛亦难免。 清代，倡导女子入学受教育虽只是萌芽阶段，但是，入学读书的女子还是不少的，只是女子入学读书的内容仍限于女子教训书，而且，其读书的目的、要求乃至清规戒律都与男子不同。如《训学良规》有一段讲到女子入塾读书的教学方法说：“有女弟子从学者，识字、读《弟子规》，与男子同。更读《小学》一部，《女四书》一部，看《吕氏闺范》一部。勤与讲说，使明大义。只须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书足矣。诗文均不必学，词赋尤不可学。” “塾中有女弟子，男子有过，概不责臀；虽幼童不得与之嬉戏。如女已十岁，外师未过五十者，不宜教之。” 虽然塾中防范甚严，但是，在“妇人见短，不堪学道”、“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节烈之风大盛、男女大防甚严的时代，女子终于能入塾读书，也是颇为不易的。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西洋女塾
清朝道光二十二年以后，中国有了西洋人办的女塾，这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 一八四四年，英国妇女组织的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社员爱尔特绥，趁五口通商开放之际，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是中国女学之开端。从一八四七到一八六○年间，外国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创办了十一所教会女学校。一八六四年，英国教会又在北平和天津创办了教会女学校。一八八一年，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圣玛利亚女学，继而，又设立了中西女塾、清心女学等等，一时，“教会所至，女塾接轨”。 但是，西洋人到中国来兴办女学是以传教为重的，目的除培养女子传教骨干外，还注意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要求，培养“贤妻良母”，他们迎合社会习俗及封建礼教，管理方法十分守旧。如西洋人办的镇江女塾的章程中有这样的规定：“住塾女生就近有无亲友照料，父母外，指定何人来领，皆须填明关书。如非指定来领之人，只可入塾探望，不得擅将该生领出。本塾每日八点钟进塾，十一点半放饭；一点钟进塾，四点钟放学；暇时备有玩具，俾各散心，惟不准出大门以及门前观望等情。每礼拜六日放学，做一切杂事以及学习针线。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日课。每年散学两次，一为歇暑，约两月；一为年底，约半月；可将学生领归，开学时再行到塾。平时不宜轻易作辍，加家中果有正事，须由该生父母，或曾经指定来领之人领去，并订定假期，不得逾限，寻常小事，概不给假……”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规定，该校女生“只准嫁给基督徒”。 虽然，这些西洋女塾迎合中国社会的习俗，较为守旧，但这毕竟是真正的女学，这对中国人自己创办女学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女学之兴起 清朝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提出了女子教育问题。 最先提出男女平等、女子应当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的是康有为。他在变法前写的《大同书》中，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 指导下，指斥人们对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团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出室门……”。他认为“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他主张设立女学，使女子能接受教育，参加考选。康有为理想的大同之世，是一个“男女齐等，同事学问，同充师长，同得名誉，同操事权”的社会，他特别强调了妇女受教育的必要性。 维新派把兴女学、发展女子教育与民族的强盛联系起来，特别是梁启超，他指出女子的智力并不比男子差，只是未受教育、未予开发。 梁启超认为：“天下所以积弱到如此地步，其原因乃是从妇人不学开始。”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章中，层层论证女学之必要。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天下大本”有二：正人心，广人才。这两者都要从“蒙养”开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保教为天下三大事。他进一步指出：教，包括男，也包括女，男女各半。而男子之半，又出于妇人。因此，妇女教育是保教、保种乃至保国之必须。梁启超在文中呼吁：“中国人应该着手振兴自己的女子教育。”他认为妇女要开创经济上的自立之路，才能最终摆脱奴隶的地位。如果大家承认幼儿的教育是母亲在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对女子的教育是何等重要不是也很清楚了吗？所以，女子教育的好坏实为国家强弱的基础。 这些激烈的观点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震动。当然，梁启超所倡导的女学，目的还是培养贤妻良母，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智力启蒙与开发。他曾经明确提出兴女学的目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 在这个问题上，严复的见解比梁启超又进了一步。一八九八年，他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中强调：“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阅世，就是读今人之书，知当世之事，而不能把“压制妇女，待之以奴隶”的《列女传》、《女诫》之类作为课本。 在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下，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及其夫人黄谨娱和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并在上海城南的桂墅里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自己的女学。这些知识妇女开始提出自身解放的要求，并积极办刊物，兴女学。与此同时，维新派把发展女子教育的思想付诸实践，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相继刊登《倡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变法运动中，他们支持民族资本家经元善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学，”收女学生二十名，后改名为“中国女学堂”。同期，江漱芳在苏州办了兰陵女学；开明士绅吴怀疚创办了上海务本女学；广州女医师张竹君创办了育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