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女性-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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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中国女学兴起
这也可见，当时各地相继设立女学，其宗旨仍为强国保种。 一九○二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强调以新的文化知识和爱国思想培养学生，他说：“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他宣布，教学的目的“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同年，上海城东女校和以职业教育为目的的女子蚕桑学校等相继创办设立。孙中山先生也竭力主张创办女学，他把女学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他于一八九○年与郑藻如探讨中国的社会改革时就说过，由于中国人中“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这样，“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他上张多设学校，让妇孺都能读书，并设想“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以普及教育。 当时，更有许多知识妇女，为唤醒妇女姐妹们，为兴女学而奉献出一切。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四年），倡办女学之风传到杭州，激奋了一位名叫瓜尔佳惠兴的满族妇女。惠兴女士从小喜好读书，她天资聪慧，性格坚毅，二十岁起守寡，持家育子。当时，三十五岁的惠兴女士邀请满族妇女中有地位的同乡，共议办女学之事，但人们反应冷漠。为了表示决心，她以刀刺臂，血誓说：“我必办成此校，否则以身殉。”众人为她的坚贞所感动，纷纷出钱出物，终于成立了“贞文女学校”。惠兴女士毁家办学，自任校长，亲自授课，并苦口劝乡邻送女上学。她不辞辛苦，付诸全部心血，聘来教员，顽强地维持和发展着女校。 但是，一年后，由于资金断绝，教员相继辞去，惠兴女士用仅剩的一点首饰相留也无济于事，她悲愤中暗下决心：以己死求校生。一天，她遍访亲友，徘徊校园后，吞鸦片自尽，临终郑重道出原委：“我因无法维持女校，仰慕古人有以身殉道的义举，我今服毒正为了我死而女校可活。”惠兴女士的死震惊杭州各界，民众们为她建墓于孤山，并由地方政府出面筹款，扩建校舍，复兴贞文女校。 章太炎先生的夫人汤国梨当时二十三岁，她仰慕新思潮，在舅父的支持下，于一九○五年秋人上海务本女学读书。这所学校培养了不少社会活动家。汤国梨在务本女学求学期间，浙江发生了反对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风潮。她积极参加保路拒款运动，经常在愚园、锡金公所讲演，听者激动，女界认款支持者甚众。汤国梨在学期间能参与社会活动，可见当时的女学已不再是旧式女学了。一九○七年夏，汤国梨从务本女学师范毕业，受聘到吴兴女校，历任教员、监舍和校长。 随着各地女校相继创立，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发展得更快，据《五大洲女校考》记载，长期在我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统计，截至一九○二年底，单是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就有四千三百七十三人。 迫于形势，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五年）政府开始设立学部，奏定学堂章程，把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第二年，又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一九○七年，清政府官办了京师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对象是小学教师和蒙学院（幼儿园）保育员。辛亥革命后，这所学校改为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当时的学部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女子小学章程二十六条。自此，女子教育纳入教育系统，开始取得合法的地位。但是，在《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女子教育完全和男子教育分开：女子教育最高为师范学堂，政府不设女子中学，更不设女子大学。这说明，仍然保持着男女有别的封建传统。而且，章程中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的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德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这说明，官办女学只是把两千多年来女教积累的观念，用另一种形式重演而已，其目的仍是禁束妇女，培养贤妻良母。如女子师范教育所设的“修身科”，其教学要旨是：“凡教修身之课本，务根据经训，并荟萃《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家范》、《温氏母训》、《女教经传通纂》、《教女遗规》、《内训》、《闺范》、《女学》、《妇学》等书，及外国女子修身书之不悖中国风教者，撷其精要，融会编成，且须分别浅深次序，附图解说，令其易于明晓。”由此，当时的女学把“贞静顺良慈淑端俭”列为校训。有的女学堂大门上的对联是：“孔圣孟贤咸兹母教；伏经班史蔚为大家。” 一九○七年以后，官办女学获得缓慢发展。至一九○九年，官办女校已有七百二十二所，在校女生二万六千四百六十人。但与男学生相比，还只占百分之二左右。而且，当时的女校，尤其是官办女校还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的。陶行知先生曾归纳过当时女学的特点，认为一是男女之别很严；二是只有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女校比同类男校学制短一年；三是没有女子中学设备。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封建王朝后，蔡元培先生担任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他提倡男女同校。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蔡元培主持制定并颁布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规定初等教育男女可以同校，中学、师范和各类职业学校可以为女子单独设立。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以北大校长身份，首先在北大开了女禁，招收女大学生。一九一九年秋，北大招收了第一批女大学生，共九名。此后，各大学先后开始招收女学生了。但那时能够进入大学的女性不过是凤毛麟角。据二十年代初统计，全国女大学生，包括女师大在内不过四百六十七人。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这样一个已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女大学生却如此微少，可见当时倡办女校的艰难，而妇女不受教育，不从闭守无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那么，妇女自身的觉醒是不可能的。蔡元培先生主持制定的男女同校的教育制度，因袁世凯的复辟未能正式确认，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草案》，确认了不分性别的教育学制。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清末的女留学生
清朝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早在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就开始了。而正式选派女学生官费留学，是在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一八九八年），当时，江苏考试出洋学生，女子也可以应试，结果择优录取三名女生留学去美国威尔士利女子大学。但是，在民间，自费留学的女生却渐渐增多，最初是少数家庭比较富裕的女子随父兄或丈夫到日本留学伴读，此后，单身赴日本的女子也渐渐多了。女学生留学，大多是到日本，而且，以江浙一带女子为多。至一九○五年，湖南又选派二十名女子赴日本学习。据统计，清末留日的女学生已多达几百人，日本东亚女学设立了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学堂，日本实践女学也设了中国女子留学师范工艺速成科。实践女学中国留学生分校的教师坂寄美都子曾对一九○五年二十名湖南女子前来就读之事回忆说：“首先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二十名新留学生的年龄差距。最年少的仅十四岁，而最年长的是五十三岁的母亲。五十三岁已经到了把家庭主妇的位置让给儿媳，自己去过隐居生活的年龄。她和与自己孙女年龄相仿的女孩一起来到国外，开创新风，中国妇人的活动能力之强，使我吃惊之余又感到由衷的敬佩。”（《日本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 几百名官费或自费的女留学生东渡扶桑，她们聚集在异国他乡，除了求学，学习医学和师范教育外，还密切关注国内情势，与国内同人一道兴起女权运动，致力于唤醒女同胞，解除封建礼教束缚与压制的活动。 第一，她们互相联络，成立过不少组织，以开展爱国活动和女权运动。 中国留日女学生的第一个组织“共爱会”成立于一九○三年四月八日。这个只有十几名成员的组织确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其宗旨，并积极撰文，为之奔走呼号，影响较大。 “共爱会”活动消失后，一九○六年九月，由东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学生李元发起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在谈社英著的《中国妇女运动通史》中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其时在日留学女同志约百余人，初未团结，自丙午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暑假时，鄂人李元，感觉留学女界无正当团体，不能精诚团结而消息灵通，乃奔走调查，征求得七十余人同志之赞同，组织一留日女学生会。”这个“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后，曾发通告书，指出中国女界不能独立于社会的原因：“一曰无教育。二日无团体。”并指出：“今日既以此团体始，他日幸勿仅以此团体终。愿共牺牲个人之私利，尽力致死，务为我女同胞除奴隶之徽号，革散沙之性质，以购取最尊严、最壮丽无上之位置。” 一九○七年，另一个女留学生组织“女子复权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以争女权、变革社会为目的的组织。她们主张以暴力手段去争女权、破坏社会，一是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是干涉甘受压抑的女子。 随着民族危机加深，为反对日、英、俄、法等国侵略，一九一一年二月，留日学生组织了“留日中国国民会”。三月五日，女学生们召开了留日女界全体大会，会上宣告成立了“留日女学会”。这是一个以救国为宗旨的组织，号召中国妇女们要同男子一起，共同担负起国家民族的责任，“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并提出妇女们应做的三件事：首先，为普及教育效力；其次，努力于实业，以求殷家富国；第三，要从事医疗救护。 这些留日女学生在回国后，大多热衷于妇女解放运动，成立各种组织，办刊撰文，集资创立女校等等，对中国女界的觉醒和妇女解放之路的探索，都起了推进作用。 第二，中国清末女留学生在日本创办了许多刊物，发表一系列论述。 她们在日本办的杂志有九种：《女学报》（一九○三年），《女子魂》（一九○四年），《白话》（一九○四年），《中国新女界杂志》（一九○七年），《天义报》（一九○七年），《新女子世界》（一九○七年），《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一九○七年），《留日女学会杂志》（一九一一年），《新女界》（一九一一年）。 如一九○七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共发行六期，每期发行量万余册，杂志以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为宗旨，在日本及国内的女界中影响很大。她们在杂志上倡导五大主义：“一、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法；二、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三、提倡道德，鼓吹教育；四、破旧沉迷开新社会；五、结合感情表彰幽遗。”杂志的撰稿人大多是留日女学生，她们在杂志上探索中国妇女解放之路，批判男尊女卑与封建三从四德，发表了《女权平议》、《男女平等的真理》、《女德论》、《论女学》、《中国婚俗五大弊说》等文章。 除办刊物探讨中国女性问题外，留日女学生们密切关注国内的情势，如国内维新派开始大力提倡女学和提出男女平等时，她们积极撰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见解。如有一篇《兴女学以复女权说》中写道：“我国女子之失权也已数千年。于兹矣洞耳缠足，不出户庭，不读诗书，见闻浅陋，惟知奴颜婢膝，依赖他人，即人格之不完，尚何权利之足云。近倾女权之理，渐次发明。女子之稍有知识者，亦类能言之。及今而尚不思恢复，将更待何时乎？……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即以无学而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 清末留日女学生社会活动相当活跃，并且涌现不少像秋瑾这样的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并对中国女性的觉醒与解放做出了贡献。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子教育举步维艰（1）
女子教育虽然在清末已逐步纳入学制，经过辛亥革命的兴女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对女子教育的限制却是十分保守的。 一九一四年，民国教育总长汤化龙针对一些进步人士倡导男女同校的主张，明确表示：“余对于女子之教育方针，则在使其将来足为贤妻良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 一九一六年，教育部下令端肃女校风化，明令禁止剪发、缠足，不得结伴游行等。 社会上许多女子自身也接受“贤妻良母”观，认为“女子者，人类之母也。相夫教子，持家处事，其所以贡献于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