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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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想给他特辟一栏，随他天南地北的乱说，反正他口里没有没趣味的材料。他已经答应投稿；但徐志摩为防他懒，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别登广告，先留住他再说，因为“一将难求”。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同时他交游甚广，人缘又好，并且总是热情积极地向文艺界、知识界的著名学者、专家约稿。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等，还特请了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谈文学；天文学家翁文灏、化学家任叔永等谈科技；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谈西洋音乐；考古学家李济之谈中国音乐。至于徐志摩那些日常见面的朋友，如胡适、陈西滢、张歆海、丁西林、陈衡哲、凌淑华、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还向当时的新进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等发出了号召。另外还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们的文章也能过来。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快从法国回来的江西谢，徐志摩也要邀请。
当时，除郭沫若等个别人后来始终不曾理睬这事、没为副刊写过一个字外，多数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场，给副刊送来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29节 苏俄问题
关于苏俄仇友赤白问题的讨论是由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发难的。
1925年10月6日，刚上任不到几天的徐志摩就在《晨报》社会栏中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该文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主张将苏联成为帝国主义，不主张把苏联定为敌人，并赞扬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
被人成为“大炮”的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马上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反驳。他的文章10月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上。他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态度是：“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陈先生说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其为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
于是，双方引起了一场政治问题的大争论。
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不同意见的稿件。同时，徐志摩又在“社会栏”中特设了“对俄问题讨论专号”，从而引发了一场热闹的政治大论战。
这场争论持续近两个月，《晨报副刊》共发表各类文章近30篇，其中张奚若的文章最多，另外有刘勉己、徐志摩、梁启超、张慰慈等。
作为讨论组织者和主持人的徐志摩在10月22日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中，他第一要声明的是《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六是徐志摩主编的，此外不关他自己的事）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晨报副刊》撰稿选稿是徐志摩个人完全除外的特权与责任。《晨报》主人有一天干涉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报》本身的主张徐志摩绝对不过问，他也管不着，也不想管。他知道的只是凭他自定的标准与能力编辑这每周四张的副刊。办好是徐志摩的功劳，办坏是徐志摩的罪责，没有第二个人分得着。
比如这次在讨论中的中俄问题，徐志摩个人自信是无成见的。徐志摩说自己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谁要看懂他上周那篇《从小说讲到大事》，他就认清了徐志摩的评价标准。徐志摩他恨一切私利动机的活动，恨作伪、恨愚暗、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吓与诬陷。他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爱坦白、爱一切忠实的思想。徐志摩曾经登载张奚若反对俄国人帮助中国人进天堂的文章，因为他信得过张奚若的见解至少是独立的，不含别种动机的，忠实的。他也许错误，他也许有他看不到的地方，谁知道；但他的议论至少是对他自己完全忠实的。同时徐志摩也决不拒绝反驳他的文章，只要来者符合他的标准——忠实。有一部分徐志摩不刊出的来稿，是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新发现，或是写得太不清楚；但他决不以正反定取舍。张奚若最初说《晨报》不应该登载赞成或隐利苏俄的文章，徐志摩不这样想。他心目中的友只是他上面列举的几条“我爱”；他的敌人也就是上面列举的几条“我恨”。这标准似乎很空泛，不着边际，但徐志摩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标准。
江绍原说徐志摩“尚不失赤子的心”，他觉得是安慰，因为徐志摩信得过他这句话里没有混入“爱伦内”。就凭着这一点“赤子之心”，如果他真的不曾完全失去，徐志摩才敢来与众人相见。
徐志摩现在特辟这“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一栏，专为登载关于中俄关系乃至联起的中国将来国运问题，盼望国内有思想的特权与责任的朋友们共同来讨论这件大事。
徐志摩在这场讨论中比较注意自己的中立立场，另外，他也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苏联的倾向。徐志摩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徐志摩的政治倾向，苏俄仇友赤白问题在副刊，就以“反共仇苏”这一意见稍占上风。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0节 闲话之争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的另一场论争是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的好友陈西滢的论战。这次论争是留日知识分子与留美知识分子的一场较量，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由的论争。
1925年5月，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兄弟等人与陈西滢展开论战。
生性不爱管闲事、不爱与人争执的徐志摩在鲁迅等人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一直没有说话。
徐志摩最先表示关注这件事的是在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徐志摩在文中称赞了陈西滢的学问、文章及品格。他是在看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郎士的《新闲话》有感而发。正在论战中的鲁迅兄弟看到文章后很恼火，认为徐志摩也参加进来并为陈西滢助威。
周作人于是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刊登在1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他表示不敢赞同徐志摩对陈西滢的恭维，还责备徐志摩是非不明。在同一期《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自己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对周作人的责难进行了辩解，并想在此次争论中做和事佬。这种天真的和稀泥做法徒劳无功，双方都不买账。况且在这种争论中，徐志摩很难做到对两方都不偏不倚，但他觉得有必要以他那种尴尬的角色调解双方。
于是，徐志摩在1月30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声明：“无论如何，我以本刊记者的资格向读者们道歉，为今天登载这长篇累牍多少不免私人间争执性质的一大束通信。”在这天的副刊上，徐志摩用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关于“闲话”的论战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陈西滢的。
徐志摩说陈西滢是他的朋友，是他最佩服、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陈西滢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心眼是有点儿窄，但他也不是好惹的。关于陈西滢在闲话里对时事的批评，徐志摩也是同意陈西滢的时候多，虽然他并没有陈西滢那种说闲话的天才与兴致。至于周氏弟兄，徐志摩说他与他们私人交情很浅。他从来没有见过鲁迅，与周作人相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对鲁迅的作品，徐志摩说他读得很少，就只读过《呐喊》集里的三两篇小说和《热风》集里的几页，那是因为最近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才去读的。鲁迅平常写的零星的杂感类的文章东西，他即使看也是白看，因为他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周作人的作品他也没有全看，但比看鲁迅的要多。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尤其是他的博学。他爱小挑剔，徐志摩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认。
犹豫踌躇的结果，徐志摩还是把陈西滢投来的稿件照常刊登出来，并且也负代登的责任。
徐志摩的理由如下。
虽然这场争执表面上看来是看私人性质的，但它所涉及的当事人多是现代的知名人士、舆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场争执是因为1925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它的影响就不仅仅限于社会，而且会牵涉到政治和道德。在双方各执一是的时候，旁边人只觉得迷惑。这事情有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果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陈西滢一向是处于孤单的位置，他一个人冷清清地说他的闲话。相反，骂陈西滢的却是极不孤单的，骂的笔不止一枝，骂的机关不止一个。这究竟是因为陈西滢确实有冒犯众怒的地方，还是对方仗着人多势众、发表机关很多特地来破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如果前一个假定正确，那陈西滢是活该，否则徐志摩等那些不会混入是非旋涡的人就应该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间的小仇恨往往酿成无法预料的大灾祸。酝酿怨毒是危险的；就像藏着脓疮不开刀，结果更无法开交。在这场争执里，双方都郁积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讳言的，这不是戏谑，这是纯粹的虐待。这刀之所以应该当众开，是因为更基本的事实：彼此同是在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名望、有责任的人，同是在这纷乱的时期肩负着各尽所长清理、改进的责任的人，同是对在迷途中的青年负有指导、警醒的责任的人。是人就有错误，就有过失，在行为举止上或思想意见上。人们受教育为的就是要训练理智来驾驭本性、涵养性情来节制意气。这并不表明人们因此就得贪图和平，处处不露棱角，避免冲突。不，人们在小地方养正是准备在大地方用。一个人如果纯粹为于己无关的动机、为正义、为公道奋斗时，我们就佩服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或言论中包含有私己的因素，那时不论他怎样找借口，也是不能容许他。例如这一次争执，双方似乎都尽情发泄了，像徐志摩这样的旁观者就应该来考察一下，究竟这场纠纷的背后有没有关系人道的重大问题，值得有血性的人们奋力拼搏——例如法国的德来福斯的案子，起因虽小，却含义重大——当前的问题是不是同性质的？还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大问题，有的只要两边或一边弄笔头开玩笑过分了的结果。那就好办了，说开了朋友还是朋友，本来不是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敌。
为了这几个理由，徐志摩决定登载陈西滢的稿件。在副刊这也算是一个结束，从徐志摩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起，经过周作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到陈西滢的总清账为止，以后除了有新发明的见解，徐志摩声明，关于此事辩难性质的来件，副刊不登载。
徐志摩强烈呼吁双方停战，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陈西滢接着在《致徐志摩》的信中更不客气地斥责鲁迅。鲁迅也不依不饶，说自己所遇到的只不过是“几个家丁”的叫骂，刚开始，就关门了，“据说‘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这自然又将陈西滢与徐志摩一块儿骂了。
不爱意气之争的徐志摩对这种事实在不感兴趣了，不过，他仍然执着地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劝解争执的双方。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副刊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呼吁双方停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徐志摩在私下里也劝说双方不要再战了。1926年1月3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他与俞平伯、江绍原等人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停息的必要，准备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过去的只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齐心协力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叫俗人们笑话。关于闲话之争，徐志摩说自己已是十三分的懊悔，30日那天也不该登载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他非常高兴，因为周作人居然能持温和的态度。至于陈西滢，他这次发泄已算够了。彼此都说过不悦耳的话，就算两开了吧，看在徐志摩他们几个居中调解的朋友的份上，因为他还是深信彼此之间没有结仇的必要。这点极诚恳的意思，千万请周作人容纳，最好在徐志摩动身前再给他一句可以使他放心的话。
只要彼此放开胸膛，什么事都没有了。
徐志摩说他信得过陈西滢和周作人，但他担心鲁迅那里不好处理，希望周作人能从中调解，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鲁迅在看了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后，在2月7日又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双方继续论战。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1节 自剖
1926年春，徐志摩接连发表在《自剖》、《再剖》、《求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