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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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这时，德国人宣布将择吉日释放一批集中营的老百姓，其实战俘集中营中大部分都是在路上或者村子里的老百姓。如果有一本预备役付款簿，并且身体不合格、年龄过大或过小就可以确证自己的老百姓身份。萨特找到集中营里的造假高手弄来一份预备役付款簿。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他用手指着自己的斜眼说：“视力模糊。”轻松地通过了检查，走出牢房的那一刻，他心中充满了狂喜。　　1941年3月底，波伏娃吃完饭回到旅馆，发现文件夹中有一张纸条：“我在三个火枪手咖啡馆。”她认出这是萨特的笔迹，心怦怦跳着，飞奔来到咖啡馆，见到胡子拉碴的萨特，不禁一阵心酸。　　萨特不在的日子，她担惊受怕。虽然萨特经常给她写信，但是因为寄出集中营的信件都要接受内容审查，波伏娃总觉得萨特是在刻意美化集中营的生活。萨特在医院担任翻译的时候给波伏娃写过几封信，波伏娃接到信后一看地址是集中营医院，吓得差点晕过去，她以为萨特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医院，很是瞎着急了一番。不过后来她知道了萨特在集中营的确过得还算顺利，就不再为他瞎操心。她重新恢复了《女宾客》的写作，还看了不少黑格尔的书。　　那段日子里，波伏娃和丽丝、比安卡、旺达、博斯特、奥尔加生活在一起。不久，博斯特入伍，奥尔加重新开始在迪兰的剧院演戏。丽丝和奥尔加经常吵架，不过她和旺达倒是很谈得来。丽丝仍继续她的大学学业，在保持与波伏娃情人关系的同时，她和一个叫做安德烈·莫罗的同学同居了，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很快，他们俩又分手了。丽丝的母亲极力阻止他们分手，因为她看中安德烈家有钱，女儿跟着他一定有好日子过。但是丽丝叛逆心理很重，母亲终日没完没了的唠叨反而加速了她和安德烈的分手进程。　　萨特回来后，波伏娃告诉他，他小时候的朋友，巴黎高师“铁三角”之一的尼赞在前线身亡。虽然这些年与尼赞的关系有所疏远，但是这个噩耗仍然让萨特久久无法平静。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逐出莫里哀学校（1）…（图）

　　学年结束后，学校开除了波伏娃。　　　　虽然说小别胜新婚，但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分别了将近一年的波伏娃和萨特都感到两人在不少方面都有些格格不入。早在二战前，他们就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诸多分歧。波伏娃不希望发生战争。好友尼赞与上层人物有所接触，知道一些内部消息，他告诉她不会发生战争，波伏娃松了口气。可是萨特却认为战争一定会爆发。1938年8月慕尼黑协定签定后，萨特认为：不能无限制姑息希特勒。波伏娃则认为：即使是最坏的不公正，也比战争好。或许，女人天性就是惧怕战争的。　　萨特回到巴黎后，波伏娃竟有与萨特无法交流的感觉。她认为集中营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恐怖的，她无法理解萨特居然在那过得既快活又有成就感。她对萨特喋喋不休地表达对集中营生活的留恋感到匪夷所思。萨特则对战后的巴黎照样歌舞升平感到不解。　　在集中营里，是敌我分明，没有妥协的。萨特把集中营的思维带到了战后的城市，指责波伏娃的妥协，说她不应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在非犹太人和非共济会回援的声明上签字，也不应该到黑市上买东西。波伏娃气呼呼地反驳：“如果你想在巴黎活下去，就得对一些事情妥协。”　　战后巴黎人民半死不活的日子令萨特十分反感：“早知还不如在集中营里呆着，那里的日子可比巴黎带劲。”他不可能回集中营去，但他决心要把巴黎营造成一个有斗争热情的城市。他对波伏娃说：“我们要把人们组织起来抵抗。”虽然波伏娃不完全理解萨特要怎样抵抗，但她依然支持他。二战前她曾认为战争不会爆发，萨特认为一定会爆发，结果真的爆发了。萨特总是正确的，波伏娃这样想着。　　自从萨特回来以后，丽丝就很不爽。一次波伏娃和萨特去咖啡馆，她无意间回了一下头，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原来是丽丝！她在跟踪他们，波伏娃又好气又好笑，她招呼在远处探头探脑的丽丝一起过来坐下。丽丝发现自己暴露了，感到很尴尬，她脸色铁青地走了过去。萨特宽厚地朝她笑笑，丽丝顺势在萨特身边坐下，她拿出一根别针，半真半假地说：“这是为你准备的，要不是看在你对我还算客气，我就要用它刺穿你。”萨特没把这种充满孩子气的威胁当回事，一笑了之。丽丝觉得萨特这是在嘲笑自己，愈发恼羞成怒。她决定要给他点教训，好好耍耍他。　　一次波伏娃约萨特在圆顶咖啡馆见面，结果左等右等萨特还不来。不一会萨特来了，丽丝也跟在后面。原来全是丽丝在捣鬼，她先在半路上拦住萨特说波伏娃改地方了，她在三个火枪手咖啡馆等你。于是萨特来到了“三个火枪手”。丽丝开始喋喋不休地与萨特聊上了，萨特感到有点不对头：“海狸怎么还没来？”结果丽丝若无其事地说：“波伏娃在圆顶呐，刚才我都是骗你的。”　　萨特感到莫名其妙，他气愤地责问：“你干吗骗人？”丽丝振振有辞：“就是想和你谈谈，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经过这次“较量”，丽丝对萨特的态度开始好转。萨特一度想和丽丝发展成情人，被丽丝拒绝了。尽管丽丝也是非常喜欢萨特的，但她不喜欢“三重奏”这种方式，她能给予萨特的只是友谊。　　和安德烈分手后，丽丝和一个叫博拉的18岁小伙子相爱了。博拉曾是萨特的学生，他性格单纯温柔，对丽丝的霸道固执性格，给予了很大的包容。可是丽丝的母亲却不喜欢博拉，她指望女儿和第一个男朋友——富家公子安德烈复合。但是丽丝很快和博拉同居，丽丝母亲勃然大怒，她去找波伏娃希望她说服丽丝离开博拉。但是波伏娃没有这样做。丽丝的母亲恼羞成怒，她来到波伏娃工作的莫里哀学校，控诉波伏娃让未成年少女堕落了。丽丝母亲所说的“波伏娃让未成年少女堕落”具体究竟是指什么？极有可能是丽丝的母亲向校方揭露了波伏娃和丽丝的同性恋关系。学年结束后，学校开除了波伏娃。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博拉和他爸爸被抓进集中营，因为他们是西班牙犹太人。波伏娃和萨特动用种种关系尽力营救，但不久博拉父子还是被德国人残忍地杀害了。丽丝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悲痛欲绝。波伏娃成了她惟一的依靠。　　过了一段时间，丽丝和一个美国兵相爱，但她仍然无法忘记博拉。她不想继续留在法国这个伤心地，就跟着美国兵来到美国。美国兵不久抛弃了她，丽丝独自带着女儿，靠在大学里教授法语为生。后来她和学校里的一个物理学家结婚，感情非常好。不过同时她还和几个同性恋者有关系。　　波伏娃来美国的时候，丽丝还经常来看望她。不过波伏娃不想与之维持同性关系，两人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分别时间太久，共同语言已经不多。在波伏娃看来，丽丝已经被美国人同化，原先生动鲜活的面容现在变成了一张死板冷漠的美国式的脸，而且衣着十分粗俗。她们之间虽然友好，但并不亲密。波伏娃开始慢慢疏远她。当她们俩人都在巴黎的时候，波伏娃就已经有点烦她。因为丽丝从小家庭贫穷，她有偷窃的习惯，为人处事也有点鬼头鬼脑的。再加上她老缠着自己，令波伏娃不胜其烦。丽丝仍然经常抱怨波伏娃对她冷淡，因为她对波伏娃的感情很深。她一生都没有摆脱博拉之死带给她的痛苦。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逐出莫里哀学校（2）…（图）

　　中年后的丽丝精神出现问题，变得神经质，波伏娃说：“她的周身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快的药房气息，她一旦开始疲倦就大量出汗。虽然丽丝后来的丈夫待她很好，但是依旧没能消除她的心理阴影。1968的一天，丽丝的丈夫突然写信给波伏娃：“我想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我们离婚了，因为丽丝死了。”丽丝死于流感。一个月后，波伏娃收到一只包裹，寄件人写着丽丝的名字。波伏娃楞楞地望着这个从阴间来的礼物。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水果蛋糕，是丽丝临死前两天给波伏娃订送的。　　　　有人曾批判二战后1940—1944年的萨特与波伏娃的行为举动是“一段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他们在战争年代只顾发展自己的文学生涯，写了不少书。确实，他们的文学生涯都起步于沦陷时期。这期间波伏娃凭借处女作《女宾客》进入大众视野，而萨特的名声则比战前更加响亮。　　《女宾客》　　《女宾客》，也就是指奥尔加是来到她生活中的不速之客的意思。　　　　集中营生活虽然使萨特萌发了抵抗的念头，他组织了“社会主义与自由”，成员大多为巴黎高师的师生。这个抵抗组织的最终解散让萨特觉醒了的政治理想再次昏迷，他只稍微醒了一会儿又重新睡了过去。在沦陷时期，他只顾埋头雕琢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波伏娃也同样如此。其实，萨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抵抗。　　话说萨特离开集中营后重新在巴斯德中学教书，在此之余他也在潜心写作，著作《理智之年》即将完稿。波伏娃的小说也正在飞速进行中，奥尔加和旺达姐妹俩在迪兰的剧院当小演员。一切似乎都像战前那样平静。　　事实上萨特已开始着手进行他的抵抗活动。他找到了自己的几个学生，博斯特等，还有大学同学梅洛·庞蒂。大家都痛恨德国人和投敌分子，聚集在波伏娃的房间里开会，一致认为抵抗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收罗情况，散发小册子和简报。萨特给这个组织起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开始同巴黎其他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壮大抵抗力量。　　奥尔加和旺达对演戏失去了兴趣，她们想迅速成名，而不是老演些二三流的角色。导演对她们说：“想出名就得找人给你们写个好剧本。”萨特得知后，猛然想到：自己在集中营里写的那部戏不是激起了战俘们的信心和抵抗意识吗？如果能写个让法国人重整旗鼓的戏，一方面可以作为抵抗小组的活动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一定能把奥尔加、旺达捧红。他激动起来，在脑子里构思起剧本来。　　暑假到了，波伏娃和萨特照例去旅行，这次他们打算去自由区。一方面办理萨特退役手续，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其他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丽丝送给萨特一辆偷来的自行车让他们旅行时可以骑。她说即便萨特不接受，她也不打算物归原主，萨特看着丽丝执拗的表情，只好接受。他们来到自由区看了一位叫卡恩的抵抗组织成员，谈得十分投机。但不久，卡恩就被德国人杀害。随后波伏娃和萨特去见了几位当时的文化名人——纪德、马罗尔等，他们大都十分冷淡，对萨特的抵抗建议不置可否。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逐出莫里哀学校（3）…（图）

　　在旅途中，波伏娃差点死掉。那天中午，波伏娃在山顶的一家小餐厅，喝了点白酒，脑袋晕晕忽忽地骑着车下山。下坡时，她车闸失灵，眼看就要撞上迎面而来的两个骑车人，她只好猛地将龙头左拐，摔倒在路边，离悬崖峭壁仅有一两米远。波伏娃当场晕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醒了，映入她眼帘的是站在身边萨特焦急的脸。萨特扶着她去一户人家处理了一下伤口。因为波伏娃已经无法骑车，他们只好改乘火车。乘客们看到波伏娃都大惊失色，就连朋友都认不出她了。她整个脸肿得好像猪头，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门牙也掉了一颗，满脸都是道道。不过第二天波伏娃感觉身体恢复一些了，马上骑车出游，行人的哄笑甚至围观她丝毫不在意。这次遭遇让波伏娃有了一种奇妙的体验，曾经那么接近死亡，但是却没有死。好像人永远也不会死一样。这或许就是波伏娃的小说《人总是要死的》的最初灵感。　　波伏娃和萨特在自由区没能找到一个愿意联合“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共同进行抵抗的反抗组织，无功而返。回到巴黎后他们得知，巴黎的一些抵抗组织对德军采取了暴力行动，政治气氛骤时紧张起来。这些抵抗组织和萨特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很像，都是由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各自为政，缺乏凝聚力。经常是啥都没干，就被抓了起来，很容易失败。　　　萨特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急需依附一个更大的组织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光靠发传单、提着复写机到处跑十分危险。其他抵抗组织的失败让他意识到，不能停留在单打独斗的初级状态。萨特想起在集中营期间，他曾与一些共产党人有来往，也发现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强大有力，决心与他们联手。但是共产党认为萨特是德国人的奸细，拒绝合作。　　当时已经有一些其他抵抗组织的成员被迫害，其中还有波伏娃的朋友、学生。为了不让他的好朋友博斯特等人因为自己遭受无辜的牵连，做无谓牺牲。同时考虑到这个组织成立以来也并未做什么实质性的抵抗，权衡再三，萨特忍痛解散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他把精力投放到剧本的写作上，来表达他对抵抗运动的态度。　　波伏娃也完成了她的小说《正当防卫》，是描写她与萨特和奥尔加“三重奏”的。萨特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将它推荐给了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社很看好这部小说，并让波伏娃改个题目。波伏娃再三考虑，改了一个直白的题目——《女宾客》，也就是指奥尔加是来到她生活中的不速之客的意思。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煮饭烧菜　乐此不疲（图）

　　她经常在市场上闲逛，偶尔获得一个甜菜或者大白菜，开心得就跟发了大财似的。　　　　天气日渐寒冷了，城里的紧张局势丝毫没有减弱，巴黎人的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1941年冬天，波伏娃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奥尔加、旺达、博斯特、丽丝都时刻饱受饥饿和寒冷的煎熬，他们经常到萨特与波伏娃的住处蹭饭。食物短缺成为波伏娃最头疼的问题　　　波伏娃从小不会做饭，成年后她总是到餐馆解决。对于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