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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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存在主义（1）
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萨特 1941年至1945年，波伏娃先后完成了小说《女宾客》、《他人的血》、哲学著作《庇吕斯和西奈阿斯》。1945年10月她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在剧团首演了。萨特在此期间也创作了《存在与虚无》，1945年出版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第二部：《理智之年》和《延缓》，尤其是为旺达量身定作的独幕剧《禁闭》更是广受好评，旺达一跃成为一线女星。 萨特学说探讨的主题就是在战争中对人的自由、选择、责任等等生存活动如何进行自我设计。 战争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理性、摧毁了社会秩序。当物质紧张有所缓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反思不寒而栗的战争经历，人们对人的存在、生与死有了深切体会。人们茫然，忘不了战时的凄惨往事，也看不到战后的希望所在。悲观失望的厌世情绪弥漫在法国每个角落。 此时萨特的关于生存的学说进入大众视野：一个人是自由的，他总可以选择自己要干的事情，一个人面对别人是自由的，别人面对你也是自由的。一个人即使他的行为是因为外部的东西引起的，他也要对自己负责。萨特学说探讨的主题就是在战争中对人的自由、选择、责任等等生存活动如何进行自我设计。并不是战争逼你去做了违心的事，每个人都要为在战争中犯的错误负责。这些与战后人们所需要的人道主义、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谋而合。他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使得战后一代——历尽践踏人的价值的非人战争的一代——找到了他们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因为萨特的学说探讨的是人的“存在”，存在主义一词不胫而走。这个标签是一名法国基督教存在主义者，也是一名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给萨特贴上的。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创始人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二战期间传到法国并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加缪和波伏娃等人。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流传。50年代以后，在美国逐渐风行。60年代后期起，它在西方的影响开始衰落。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在中国大学生中掀起过一阵风潮。 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它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存在主义超出了单纯的哲学范围，波及西方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1945年秋，波伏娃和萨特度假归来回到巴黎。盛名已经扑面而来，一切都太快了，他们已然成了巴黎风顶浪尖上的人物。除了萨特的作品，波伏娃的《他人的血》是一部描写战时抵抗运动的小说，在内容上贴近了战后人民的心情，在风格、形式上也都别具特色。波伏娃等人主办的杂志《现代》因为贴近生活也吸引了不少读者，杂志里的很多内容帮助法国人民恢复了重建家园的信心。 萨特和波伏娃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者。萨特非常鄙视这种教条的称呼。他说：“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尽管如此，称呼萨特为存在主义者的人有增无减。波伏娃说：“我们的反抗毫无用处，我们最后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用起所有人都用来为我们命名的标签。”波伏娃和萨特的文学作品都被叫作是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在那些不愿读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萨特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有700多页，是一本大多数人难以读懂的、抽象的哲学著作。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形式基本是明快的现实主义，文字通俗易懂。但是他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恶心》，发行量达40万册，畅销一时，受到世人追捧。通常我们将《恶心》的出版作为存在主义文学问世的标志。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存在主义（2）
久而久之，萨特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大众的“误读”。一方面存在主义迅速风靡全国，另一方面，许多人责备存在主义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面，热衷于描绘消极的事物，不信任人性的善良，否认人心向上的欲望，将存在主义说成是一种虚无主义哲学。萨特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学说，并且说明他的学说和所谓存在主义毫无瓜葛，特地作了一个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来听讲座的人很多，人们差点被挤昏。挤不进去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痴痴地等待萨特演讲结束后走出大门，希望在那时能看一眼萨特。 这次演讲非但没能解除误会，反而引起多方责难。共产党和资产阶级都把他看作眼中钉。本来在《恶心》出版后，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变得友好，但是解放以后，共产党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应时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相背离，将其看作异己。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批判攻击萨特的文章。而资产阶级则认为萨特败坏了道德习俗和传统。对他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攻击。萨特的名声毁誉参半。《现代》杂志也成了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多年，是战后法国乃至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萨特本人则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一直在法国做战地记者的海明威也十分欣赏萨特。当时丽丝认识一个美国大兵，他是海明威的弟弟，俩人很谈得来。丽丝得知波伏娃对海明威很感兴趣，便安排他们见面。他们来到了海明威的旅馆，这时海明威正喝得醉醺醺的，他穿着睡衣，目光迷离。当时萨特是思想界最有名的人物，海明威一见到他进来，就猛地站起来拥抱住了他，口齿不清地说：“我只是一个上尉，你才是一个将军。”他们边喝边聊，不一会儿萨特就睡着了。海明威越喝越精神，波伏娃和他彻夜长谈直到天明。 我从来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正如地平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不断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曾渴望成为传奇性的人物，但我完全明白，一旦我瞑目去世，上述梦想所带来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既然我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我也就是在随时代的消逝而逐渐完蛋……我只希望在世时被很多人阅读，被人尊敬被人爱。我不在乎什么后世，我喜欢看见自己的名字登载在报纸上，关于我们的传闻以及我作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飘飘然，沾沾自喜。 ——《时势的力量》 在存在主义风行的日子里，不管懂行不懂行的，人人言必称存在主义。在一家“禁忌”酒馆的厕所墙上写着：存在主义者就是成天把萨特挂在嘴上的人。存在主义尤其受到了青年们的喜爱与追捧，许多爱泡酒馆的年轻人都持存在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自于对“存在与虚无”的刻苦阅读，不如说来自战后典型的对发泄的需求。曾经有人对“存在主义者”调侃：从来没有哪个词语像它这样言不及义，作存在主义者就是无所事事在小酒馆里酗酒。 大家都以谈论波伏娃与萨特的逸闻为雅事。波伏娃和萨特走在路上，经常会有陌生人与他们俩搭讪，或者是不知从哪里冒出个摄影记者对着他们俩拍个不停。他们的行踪、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者写下登在报纸上。他们最爱的弗洛咖啡馆，经常会有人为一睹波伏娃和萨特的真容慕名前来，以致于他们后来再也不能在弗洛安静地写作。他们曾经渴望成名，但当名声突然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并不高兴：轰动往往同平庸联系在一起，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为能够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汹涌而来的名声带来的种种困扰而苦恼。 成名后的波伏娃和萨特完全丧失了个人空间。波伏娃和萨特不愿意像那些演艺圈的明星那样，为在大众面前保持完美形象而百般小心。他们还是该干吗干吗。在咖啡馆里，萨特擦鼻涕，结果一个顾客大声叫了起来：“看呐，那个家伙也擤鼻涕。”他把萨特看作一个无须吃喝拉撒的圣人，无法接受萨特居然也有鼻涕。 波伏娃比萨特遭受着更大的名声的压力。她被看成是萨特的跟班，被称为女萨特。虽然名气不及萨特，但她的负面新闻比萨特要多。有人认为波伏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注入到她的头脑里的，甚至还有人说波伏娃的书其实都是萨特帮她写的。因为看不惯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市井中流传着关于波伏娃是个淫妇荡妇的谣言，说她曾经跳过脱衣舞。一家妇女杂志刊登了波伏娃的照片，配的解说词是：除了学问之外，她生活中一无所有。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再次上当
再次上当：存在主义者进了警察局 《吃闲饭的嘴》上演后的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 看到萨特在戏剧界取得成功，波伏娃也生出了要写剧本的念头。她写了剧本《吃闲饭的嘴》，是讲在14世纪的一个意大利城邦，因为遭受敌人围困要杀掉老弱病残这些吃闲饭的嘴，以解救国家，但最后老百姓选择集体突围的方式求得生存。波伏娃是想将“牺牲个人成全集体”这一人们的惯常思维推导至极致，让人们发现其中的荒谬。 曾演出《禁闭》的老鸽舍剧院的经理十分喜欢这个剧本，他同意上演，著名演员维托尔答应当这部戏的导演。好事多磨，不久维托尔与剧院经理决裂，这部戏的演出自然也泡汤了。维托尔将这部戏推荐给了“十字街头”剧院，剧院同意演出，但是要波伏娃出一部分排演资金。正在这时，曾经的骗子尼禄已经从监狱释放。出狱后他倒腾来倒腾去，据说又发了大财。听说波伏娃有困难，他毫不犹豫地拿出10万法郎资助《吃闲饭的嘴》。他诚恳地说：“过去我欺骗过你们，这次想弥补一下过失。”波伏娃相信了，况且她急需要钱，就收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找上门来了，说波伏娃犯有窝赃罪，让她偿还10万法郎。波伏娃被带去警察局，萨特随后赶到还清了所有的钱。波伏娃和萨特是巴黎舆论界最关心的人物，大众像追捧影视明星那样谈论他俩的花边新闻，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件事很快就被当作一桩丑闻，在报纸上大写特写。其中有一家报纸的题目是：多么残酷，尼禄把存在主义者交给了警察。 原来这笔钱是尼禄靠诈骗得来的，事情败露后，马上要查封这笔钱，尼禄想不如把它投到一项文艺活动中，即便查出来脸上也有光。不过他还是慢了一步。他知道警察要来抓他了，此次已是难逃法网，就吞食氰化剂自杀了，这次自杀终于成功了。 好在《吃闲饭的嘴》还是如期上演了。这是波伏娃第一次排练自己的剧本，她有时情绪低落，有时又信心十足。在这期间她的第二本小说《他人的血》也出版了。《吃闲饭的嘴》上演后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奥尔加出演女主角，这次演出巩固了她作为当红演员的地位。 除了萨特之外，波伏娃另外一个著名的情人要算是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了，1949年他的小说《金臂人》曾获普利策文学奖。这场跨国恋是从1947年开始的。恋爱期间，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写了304封越洋情书，全部是用英文写的，现保存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大学。奥尔格伦的信则由波伏娃保存。因奥尔格伦的美国代理人坚决不同意将奥尔格伦写的信公之于众，所以我们只能单方面看到波伏娃写的信。 1950年，奥尔格伦认为两人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主动终止了这段漫长的感情历程。不过两人仍然以写信维持沟通。即便在1951年，奥尔格伦打算与前妻复婚的时候，两人仍然保持着频繁的信件往来。1956年到1964年，他们通信数量骤减，大约每年只通一两封信。波伏娃对于奥尔格伦的印象从“快乐热情的美国青年”变成了“死板的、怨气冲天、戴着胡佛式浆洗假领的鬼魂”。直到1964年他们正式决裂。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1）
与奥尔格伦相爱之前，波伏娃处在感情非常脆弱的时候，她的几个朋友都各奔东西，她经常是孤单一人。 二战期间，加缪一直担任《战斗报》的主编。战后美国邀请12位法国记者前往美国，了解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1945年1月12日，加缪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随同法国代表团出访美国。接待他们的是纽约“战争情报室”的一名女记者多洛莱斯·瓦内蒂，她一度是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列东的情妇，是一个美丽娇小、楚楚动人的法国女人。多洛莱斯把代表团带到了“战争情报室”。因为战后法国经济萧条，法国记者们都穿得十分破烂，俨然一帮丐帮。多洛莱斯在办公室门口和穿得像个要饭的似的萨特聊了几句，萨特在为数不多几句话后问是否能和多洛莱斯约会，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直截了当。两人迅速打得火热。 不久，波伏娃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的妹夫邀请波伏娃去葡萄牙讲学。途中她还顺便去了西班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战争中受的损害没有法国严重，物质供应都十分充沛。当波伏娃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大家对她衣衫褴褛的打扮感到吃惊，经常有人围观，以为她是乞丐。妹妹埃莱娜看到她也吓了一跳：“你怎么穿成这样？”这点倒是和萨特在美国的遭遇挺相似。讲学完毕后，波伏娃在葡萄牙买了50公斤日用品和食物吭哧吭哧扛回了巴黎。这些东西在法国要么限量供应，要么压根没有。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些东西分给朋友们。 半年后萨特回到巴黎，仍对多洛莱斯念念不忘，通信频繁。他老老实实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娃。不过波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觉得这段美国艳遇就像萨特在柏林遇到的月亮女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动消逝。 不过萨特却是此情难了，他千方百计让美国的几所大学再次邀请他前去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