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臼橐猿渥愕氖率挡党饬宋鞣降姆椿鄣悖勒宋鞣饺硕灾泄目捶ā！氨ナ持杖盏奈鞣饺巳魏问焙蛞膊换嵯胍ヌ逖樗说纳睢Ｎ夷鞘币彩芩堑挠跋於槟尽Ｖ泄�3/4的人无衣可穿？这样蓄意误解的极端例子敦促着我去看一看真正的新中国。”《长征》除了访华观感，还详细介绍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的几个大城市。 萨特回国后，在《新西兰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后来又接受《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记者加罗尔的采访，发表访谈录《对新中国的看法》。本来他打算专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未能如愿。萨特和波伏娃关于中国的一系列言论发表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反共分子的猛烈攻击。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1）…（图）
很快苏联就让他们失望了。 国际上各种派别各种矛盾互相交织。萨特也曾有过摇摆、犹豫。真相被遮蔽，萨特一不小心就被假象迷惑，真理更是难以洞察。他一会儿指责西方世界对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抨击与歪曲，一会抗议苏联设置劳动集中营。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使得萨特长期处在左右两派势力的夹击之中。与共产党的关系时好时坏。 1956年10月24日，波伏娃和萨特得知苏联对匈牙利内政进行武装干涉，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30万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同苏联在政治上脱钩。苏联坦克包围了布达佩斯，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苏共公开违背“二十大”许下的诺言，继续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 波伏娃和萨特都为苏联的做法感到吃惊，他们联合几位作家签署了抗议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协议书，公开谴责苏联的野蛮行径，毫不避讳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另外波伏娃和萨特还表示尽管苏联领导人这次犯了错，他们仍然对苏联社会主义保持信心。不过他们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与观点还是得罪了共产党。萨特与共产党的关系彻底破裂，他们的关系一共维持了4年。 虽然与法共的关系破裂了，但是波伏娃、萨特和苏联的关系仍旧友好。1962—1966年，他们每年都要到苏联出访一次，并与苏联作家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已经开始引进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文学艺术氛围变得不那么严肃紧张了。在苏联他们认识了不少苏联的知名作家。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苏联及其周边地区。1963年，波伏娃还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不过她对他印象并不好。赫鲁晓夫认为他们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将他们看作敌人，时常恶语相加，他还语气肯定地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武装干涉是非常正确的。这些令波伏娃和萨特感到十分不快。 很快，苏联就让他们失望了。1966年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认为用笔名在国外发表反苏言论而遭流放，国内的文化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为表示抗议，波伏娃和萨特拒绝出席1967年的苏联作家联盟大会。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尝试摆脱苏联的统治，导致苏联军队再次入侵，并对布拉格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让波伏娃和萨特对苏联彻底丧失信心，他们在报纸上指责苏联是战犯，认为苏联的入侵是一桩战争罪。从此，波伏娃和萨特再也没有去过苏联。 这一时期他们的一些旅行开始变得具有政治意义，某些政治活动需要旅行，他们还出访了捷克斯洛伐克、埃及、以色列等国家，他们对1966年的日本之行也是印象深刻。他们的日本出版商和东京大学邀请波伏娃和萨特访日讲学。1965年《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 波伏娃和萨特在日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当时与他们一起乘坐飞机访日的还有法国的8名议员。降落后，议员们先下了飞机，随后波伏娃和萨特一下飞机，100多个记者们将两人团团围住，闪光灯使得他们睁不开眼睛。一位议员十分气愤地说：“谁也不管我们。只是连珠炮地向波伏娃和萨特提问。”海关出口站着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呼喊着萨特和波伏娃的名字，其热情程度大大超出波伏娃的想象。 在日本，波伏娃欣赏了日本传统戏剧——能剧、文乐剧（一种木偶剧）等等，游览了日本的各地名胜。她还特地到了当时刚刚去世的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家，拜访了谷崎太太。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早期作品追求从嗜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故有“恶魔主义者”之称。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的风情。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细雪》、《春琴操》等。 4月，在圣絮尔皮斯广场的一家小咖啡店里，我最后一次见到加缪。 ——波伏娃《时势的力量》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2）…（图）
1951年4月的一天，波伏娃、萨特与加缪决裂。 加缪写过一本著名的哲学随笔，叫做《西绪福斯神话》。西绪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天神，他被罚做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一到山顶，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下山重新将巨石推上山顶，如此反复，永无休止。这个神话在西方意味着“劳而无望的工作”。加缪大赞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西绪福斯朝着他不知尽头的痛苦走去，是一种对自己悲惨命运的觉醒。西绪福斯敢于无数次正视那块巨石，无数次地把它推到山顶，正是对自己惨痛命运的一种蔑视，挑战和反抗。在加缪眼中，西绪福斯是天神中的无产阶级，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劳动无异于西绪福斯的苦役，这种看法显然过于悲观。但加缪渴望成为西绪福斯式的反抗者，虽然他对无产阶级抱有较大热情，但是因为他的反抗意识，由于悲观的宿命态度而逐渐失去了进步意义。到了最后他对无产阶级的命运也开始绝望了。 1951年，加缪出版了《反抗者》，书中对“反抗”这一命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隐隐地露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反抗形式的不满。正是这本书的出版让萨特和加缪从此反目，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笔墨论战争。萨特在洋洋万言的《致阿尔贝·加缪信》中严厉地指责加缪是一个“垂死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加缪也不示弱，不时予以反击。 当时，萨特是《现代》杂志的社长。《现代》上刊登了一篇对加缪的《反抗者》有负面评论的书评文章。在此之前，虽然萨特也不喜欢《反抗者》，但他仍然嘱咐书评的作者要写得委婉些。因为《现代》杂志没有稿件审查制度，所以那篇尖刻的书评仍然刊登了。随后的一天，波伏娃、萨特和加缪三人在咖啡馆聊天。加缪不客气地将那篇书评嘲笑了一番，他认为波伏娃和萨特一定喜欢他那本书。而实际上他们俩并不喜欢那本书，《反抗者》这部小说宣布了加缪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致，而萨特却是支持共产党的。他们都不忍打搅加缪夸夸其谈的兴致，只好表示沉默。不久萨特和加缪单独见面，他表示并不欣赏那本《反抗者》，并认为那篇书评写得十分中肯，加缪显得有些吃惊，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加缪给萨特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用十分疏远的口气把萨特称为“社长先生”。萨特在后一期的杂志上写了一封复信。从此两人再无来往，他们的友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破裂了。 这场友谊的破裂决非偶然，他们之间的友情早已所剩无几了。波伏娃与加缪的分歧很多，二战后开始了对投敌者的审判。有人四处为投敌分子说情。这时萨特在美国。一位投敌报纸的主编将一份请求免罪的文件摆在波伏娃面前，请她签字。波伏娃和萨特最恨投敌分子，她拒绝为纳粹的帮凶请求赦免。加缪原本和波伏娃态度一致，结果几天后他有些难为情地对她说，因为某种原因，他屈服了，在文件上签了字。波伏娃很恼火加缪的软弱。 加缪十分厌恶别人把他视为萨特的对手。加缪与萨特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很大差异，他也强烈反对人们把他划入存在主义阵营，甚至他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但人们还是认为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人们在谈到存在主义时总是把他和萨特连在一起。 在个人生活上，加缪曾经有一个漂亮迷人的情妇，但是不久她就死了。从此加缪变得有些自闭，脾气很坏。他在众人面前总是喜欢端着架子，一本正经。波伏娃说：“后来他总是装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夸大自负，而以前他是一个很愉快的，挺逗人喜爱的青年作家。他被荣誉冲昏头脑了，显得幼稚可笑。”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形象与他真实的自我截然不同，这种差别使他十分沮丧。加缪和萨特、波伏娃以前就经常吵架。用波伏娃的话来说：他太容易勃然大怒，太容易被激情俘虏。 在政治立场上，加缪反对共产党，而萨特支持共产党，萨特相信社会主义，而加缪越来越坚决地信奉资产阶级价值观。萨特从50年代初开始在政治上亲近苏联、与法共关系密切、与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进行论战时坚持党派精神与阵营意识，后又投入反对冷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他们的许多观点分歧太尖锐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不能不遭到动摇。 他们在行为处事上也有许多不同，加缪容易被那些狂热的气愤所鼓动，他不愿意参加个别的细小的政治活动，而萨特则把自己投身到这类政治活动中，有一次加缪在集会上讲话鼓吹和平，几天后，别人给他拿来一张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请愿书，希望他签字，他没有签字，波伏娃在自传中这样评价加缪：他几乎从不把崇高的口号落到具体的行动中。但是萨特签字了，他认为只有逐个逐个地反对每一场战争，才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有时他们的冲突并不那么明显，他们小心翼翼地改善两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们的关系一度在某种程度上和解了。但是按照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妥协并不容易。他们一有机会就互相指责对方的政治立场。由于在两个立场之间不可能持中立，昔日的好友最终决裂。 波伏娃在自传中写到对他们友谊决裂的感受：从个人角度看，他们关系的破裂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在我眼中，加缪曾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这个加缪老早就消失了。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3）…（图）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 ——雷蒙·阿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波伏娃与萨特的一生中，他们与许多朋友从相谈甚欢到逐渐疏远。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萨特和波伏娃与好友尼赞、马厄、帕尼耶、佐洛、加缪、雷蒙·阿隆、梅洛·庞蒂等人因为政见不同由疏远走向对立或者直接决裂。阿隆曾经说：“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而萨特曾经表示，他对最亲密的男性朋友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一种深沉的友谊感。 首先是梅洛·庞蒂，波伏娃一直认为他对她和萨特的契约爱情缺乏深刻理解，他始终将中产阶级的传统生活方式当作理想天堂，在思想方面过于细密。波伏娃和梅洛·庞蒂经常为此争论，所幸梅洛·庞蒂脾气很好，对于波伏娃的责难通常一笑了之。 波伏娃与她的第一个“偶然”——帕尼耶的友谊终止于60年代，也是因持政见不同而决裂。早在大学期间，虽然他们很要好，但是萨特知道他们并不是一路人。只是那时萨特对政治并不是很关心，所以矛盾没有激化。帕尼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新教家庭，性情拘谨。用波伏娃的话说，帕尼耶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完全背道而驰。年轻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三人望着塞纳河对岸的一个灯火辉煌的工厂，帕尼耶不禁赞叹：“太美了。”萨特提醒他：“这可是工厂，工人整夜在那里卖命！” 帕尼耶不耐烦地说：“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美。”萨特反驳道：“血汗劳动的地方无美可言。”二战后，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对人民阵线的态度问题、对西班牙内战的问题等等，帕尼耶与他们都不能达成共识。波伏娃说，当帕尼耶去世时她没有悲伤的感觉。 1946年起，阿隆和萨特开始在政治上互相不信任。他虽然与萨特创办了《现代》，但是在出到第10期的时候，他离开了《现代》，原因是他们对于苏联问题看法的分歧。阿隆被波伏娃与萨特看作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先锋。在60年代，萨特和阿隆已经成为敌对的兄弟，他们代表和象征着知识界两大对立的派别。这种情况反映在许多方面，在1968年的五月危机中，萨特支持学生运动，而在极左派的眼里，阿隆是资产阶级教育界和被羞辱的自由主义政治代表。70年代后半期，法国知识界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危机，极左派的思想楷模和大师都遭到贬斥。尤其是在1980年萨特去世后，他经常被攻击。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优势地位的体现，可后来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左派错误和失败的罪魁和象征。当人们回过头看萨特的时候，他被人说成了不识时务的算命先生。“一颗曾经照耀人们思想的太阳，沦落为暂时或永远熄灭了的恒星。”而晚年的阿隆则又被推上前台。 历史的风向是变幻莫测的。萨特的一些预言遭到了历史的否定，比如他预言苏联将在1964年赶上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将是革命的导火索，欧洲的极左派将成为西方民主发生政治变化的根源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可笑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萨特犯的这些错误归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和平主义的影响下接触政治的，当历史风暴来临时，和平主义的手段显得有些难以与汹涌猛烈的历史时期相适应，萨特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