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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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4）…（图）
年轻女孩子们对她们成年以后，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都有着敏锐的感觉。她们总是说：“我真不懂，一个女人过了40，怎么还染发，怎么还穿比基尼，怎么还同男人调情？等我到了那个年纪……”可一旦真的到了那一天，她们也照样染发，照样穿比基尼，照样对男人们频送秋波。30岁时，我也曾下过同样的决心：40岁以后，人们就不该再去追求什么爱情了。我信誓旦旦，到那个阶段我会理所当然地安分守己。 ——波伏娃《时势的力量》 1952年，波伏娃终于结束了她在39岁开始的那段长达4年的跨国恋情。她自认已经是个44岁的丑婆娘，对爱情心灰意冷，不指望能再让哪个男人爱上自己。 一天，有人告诉他《现代》杂志社的编辑朗兹曼说她很漂亮。波伏娃也发现朗兹曼经常深情款款地望着自己。朗兹曼黑发蓝眼，是个27岁的漂亮小伙子。波伏娃不禁有点飘飘然起来。她感到很高兴，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在别人眼里还是有魅力的。一天，朗兹曼突然给波伏娃打电话，约波伏娃出去看电影。波伏娃受宠若惊，同意了。 他们很快相爱了。因为两人之间有17岁的年龄差距，波伏娃对于朗兹曼有一种疏离感。俗话说三岁一代沟，17岁差距造成的代沟也不是一条两条的。他们彼此述说身世经历，加强了解。朗兹曼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犹太人。虽然波伏娃早已知道，但她仍为之一震。她很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尽管她以前也有不少亲密的犹太朋友，但是他们并没有让波伏娃懂得“犹太人”的含义，他们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不置一词。朗兹曼让波伏娃意识到犹太身份在他生命里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小时候，朗兹曼一直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自豪，他父亲经常摊开世界地图骄傲地告诉他：我们无处不在。13岁时，他遭遇了反犹太主义，但他仍然坚持承认：“我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被世人所厌弃。从少年时代就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他忘不了父亲在抵抗组织中的勇敢斗争，也忘不了被纳粹屠杀的同胞。他时常因为在深夜想起那些大屠杀而憎恨得泪流满面。他从不为自己是个犹太人感到自卑胆怯，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些杰出的犹太人令他感到骄傲。 在巴黎大学攻读完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成为《战斗报》的撰稿人，并由加缪引荐在《现代》杂志社担任编辑。他赞同存在主义，与萨特波伏娃的政治立场一致。虽然他信奉共产主义，但是却不愿参加共产党。这和波伏娃十分相似。 1954年底，波伏娃用龚古尔文学奖的奖金买了一幢公寓，和朗兹曼同居了。这是波伏娃第一次和人同居，在此之前，她与萨特一直是分分合合，从未长期同居。朗兹曼年轻的身体让波伏娃再一次感到青春的复活，她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朗兹曼让她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有时候朗兹曼也固执任性，因为年轻，他情绪波动很厉害。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他常常与波伏娃发生冲突。虽然他有一些异教徒朋友，但对他们依然充满仇恨。他经常对波伏娃说：“我想杀人，无时不刻不想杀人。”波伏娃感到，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仇恨。他怀念少年时候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世人皆兄弟的岁月，但是现实已经把他撕得四分五裂，他已无法重拾自我。 朗兹曼的出现对波伏娃来说，弥补了她感情上的空虚。因为此时萨特和波伏娃都已经先后成名，这使得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当初默默无闻的终身伴侣成了知名人士，波伏娃甚至感到：有人正从我身边把萨特偷走。她时常向萨特感叹：唉，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无名诗人呢？萨特终日反思自己的政治立场，煞费苦心地发展自己的思想，进行种种研究，往往无暇顾及波伏娃。 她时常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悠闲的日子，他们相伴在公园里整日整日地闲逛，在电影院里开心地看电影，在小酒馆里讲笑话、恶作剧、高谈阔论。如今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萨特只是要她沿着自己的道路跟着他跑，他经常指着一大摞的书对波伏娃说：你应该读读这本书。但是波伏娃丝毫提不起兴致，她更怀念以前漫不经心、游手好闲的萨特，而不是现在俨然以导师面目出现的萨特。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5）…（图）
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疏远的时期。起初，她担心朗兹曼无法接受她和萨特的这种关系，另外她也担心自己和朗兹曼的过于亲密会造成自己与萨特之间理解的障碍。此时萨特也有了一个情人——米雪尔·维安，她是个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波伏娃和萨特共同的朋友，一个活泼开朗的机械工程师，他非常喜欢萨特的作品。米雪尔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但是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夫妻，他们的感情不太好。米雪尔和萨特从1947年开始就发生恋爱关系，不过始终处于秘密状态。直到1952年米雪尔与丈夫离婚后，她与萨特的恋情才公开。 这段四角恋爱是萨特与波伏娃感情历程中最安稳的一段日子。一方面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已经发展成熟，任何的移情别恋都不会给对方造成伤害，他们会为对方能够找到新的感情依托给予祝福。何况他们各自的情人都曾是大家的好朋友。萨特帮助朗兹曼的妹妹登上了戏剧舞台。而且，米雪尔性格温柔宽厚，不像奥尔加、旺达那么任性。四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波伏娃的交往只局限于她的小圈子——萨特、奥尔加、博斯特、旺达、米雪尔、朗兹曼。他们彼此心心相印，非常默契。只有在这样的小群体交谈才令波伏娃感到愉快。“相反，一旦缺乏我们所达到的默契，交谈则成了一桩困难无益的苦差使。”她对乍合即离的会面不感兴趣。一次朋友准备带她和美国作家福克纳见面，波伏娃回绝了。又有一次，萨特让波伏娃与毕加索、卓别林一起吃饭，她也不愿意去，她宁愿与朋友们呆在一起。 波伏娃和朗兹曼共同度过了6年的快乐生活。44岁时的波伏娃风韵犹存，但是50岁时的她可以保持心态的年轻，却无法与生理上的衰老做斗争。而且波伏娃发现，朗兹曼看着她一天天变老，产生一种对衰老的恐惧，可他才33岁，还那么年轻。波伏娃同意和朗兹曼分手，他们慢慢地疏远了，分别退回到友谊的位置。“我真的老了。”她想。这是波伏娃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恋爱。 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她就老了。她和朗兹曼的年纪相差太大了，望着他年轻的脸庞，她时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这期间她写下了讲述少女往事的自传《闺中淑女》。这本书让波伏娃再次赢得很大的声誉。许多朋友读者追问她后来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写下去呢？你不写下去就是你欠我们的。”一位读者对她说：“我不同意你的政治观点，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本书。”于是西蒙娜继续写了她的自传第二部《盛年》。 1960年1月的一天，朗兹曼打电话给波伏娃，他说：“加缪刚刚死于车祸。”他在陪一位朋友从法国南部返回时，小汽车撞在一棵法国梧桐上，加缪当场死亡。与加缪决裂后，他们已经将近6年没有见面了，但是波伏娃还是感到无比悲痛。她一边对自己说：“我不会哭，他对我早已无足轻重了。”眼泪仍然止不住滴落下来。她吃了好几片安眠药却还是睡不着。“我哀悼的不是刚刚去世的那位50岁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严谨、本质却傲慢暴躁、没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他赞同法国犯罪，我早已把他从我心中赶走。我哀悼的是在我们抱有希望的年代里，神色开朗，谈笑自若的同伴，哀悼的是疯狂地享受生活及其乐趣、胜利，追求同志情谊、友谊、爱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气方刚的作家。” 波伏娃的理想年代，随着好友加缪的去世也悄悄流走。他的死，抽走了波伏娃尚存的一丝年轻心态。她突然意识到，她已经52了。1960年底，波伏娃的自传第二部《盛年》出版。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为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
波伏娃是当时法国最具声望的女性名流。她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的一边。 五六十年代，波伏娃和萨特出访了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世界各地的战后情况。《第二性》的出版让波伏娃成为了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她曾支持法国一批女权主义者发起的节制生育的活动。不仅如此，波伏娃已经开始全面参与政治活动。她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在解决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上，甚至曾被看作“反法”分子。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190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斗争，遭到殖民者的血腥镇压。50年代，不少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解放。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许多国家提出要加快民族独立的进程，阿尔及利亚是非殖民化要求最强烈的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士兵在那里无恶不作。而法国政府对这种行为置之不理，在大众面前掩盖了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恶行。 大多数法国人都被遮蔽了，他们都不愿意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面对这种情况，波伏娃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的一边。许多法国人纷纷指责她“反法”。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暴乱，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大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法国政体面临严重危机。法国各界纷纷要求戴高乐复出，他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一提议遭到了以萨特、波伏娃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5月28日，波伏娃和萨特带领大家在大街上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但是这次游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久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波伏娃参加了各种活动呼吁人们反对修宪，但都事与愿违，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为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 戴高乐上台后，波伏娃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活动进行得更为艰难。但是她坚信，阿尔及利亚最终会独立，她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1960年一位名叫波巴查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在集中营遭到法国士兵的强奸和虐待，肉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折磨。波巴查向媒体披露这一事件之后，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然而波巴查非但没能得到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法院还准备对她进行审判。一名叫吉泽尔·哈里米的法国女记者抱打不平，决心为她出庭辩护。她希望通过波巴查事件，让被法国政府蒙蔽的法国人民看看阿尔及利亚人民到底处在何种生存状态之下。哈里米特地邀请了波伏娃来帮助呼吁。因为波伏娃是当时法国最具声望的女性名流。波伏娃很爽快地答应了。 波伏娃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这一案件，要求法院推迟审判。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报》之后，很快在法国民众中掀起千层浪。法国民众纷纷倒戈，支持波伏娃，谴责法军的罪行。波伏娃号召了一大批知名人士发表文章声援波巴查，要求重新调查这一案件，将罪犯绳之以法。阿尔及利亚法院不敢触犯众怒，只得推迟审判。但是法院仍不死心，他们企图收买波巴查，让她承认自己没有受到伤害，只要撤消指控，就放她出狱。波巴查没有答应，这一案件只得继续审理。 女记者将波巴查事件写成书，波伏娃为该书作序。这本书里披露了一系列新的证据表明两名高官在波巴查事件中也犯了罪，将矛头直指法国高层。波伏娃为了分担女记者的风险，作为合著者也在书上署了名。不久，阿尔及利亚法院迫于压力放弃了该案的审理，波巴查获释出狱。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121宣言
萨特、波伏娃等121个人在宣言上签字，就是著名的121宣言。 1960年3月，《现代》杂志的编辑弗朗西斯·让松被捕。法国当局指控让松领导了一个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法国组织，并散发地下报纸《真理》。 让松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加缪《反抗者》的文章，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萨特与加缪决裂。后来他写了《萨特传》，是萨特的好朋友，政治立场也很一致。萨特公开表示让松的做法是正义的，并撰文发表在让松主编的《真理》上，为他辩护。萨特的这种行为无疑于引火烧身。因为萨特在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当局虽然恨他恨得牙痒痒，却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1960年夏，法国一些知识分子起草了一份宣言，抗议戴高乐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去阿尔及利亚，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萨特、波伏娃等121个人在宣言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121宣言。波伏娃支持反对法国殖民战争的秘密行动组织，并多次参加该组织的游行示威。 萨特还接连在《真理》、《现代》上发表谴责法国当局做法的评论文章，导致两本杂志先后被查封。这些事件让法国当局痛下决心要除掉萨特这个眼中钉。他们开始逐个对签名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指控。8月，波伏娃和萨特出访巴西，巴西人民十分欢迎他们，里约热内卢还授予他们“荣誉市民”称号。而此时已经有几名签名者被捕。 法国当局趁波伏娃和萨特在国外访问无法归来，对让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