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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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警察局找不到报纸，恼羞成怒，就抓了30个报贩。波伏娃萨特得知后非常气愤，决定自己亲自上街叫卖。下午5点左右，他们和十几个朋友走上了闹市街头。波伏娃和朋友们手拿一摞报纸和传单，挤进人群，大声喊叫：“请看《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同时散发报纸。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警察走上前来，一把抓住年迈的萨特的胳臂，虎视眈眈地望着他。这时随行的大批记者赶快抢拍这个难得的镜头。警察打算将萨特带到警察局，波伏娃和一大帮群众就跟在后面走。一个声音高叫着：“你抓的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警察想息事宁人，就松了手。但萨特仍然跟着他走。警察吓坏了，萨特的朋友喊道：“不要让那小子跑了！”那小子居然一溜烟地跑了。围观群众都哈哈大笑，他们纷纷索要报纸。一会儿报纸就发完了。 一周后，波伏娃和萨特故伎重演，上街卖报。不一会儿警车来了，他们以“检查身份”的借口逮捕了萨特以及20多个卖报人。因为萨特是知名人士，所以警察局打算释放他。警察们装模作样开始登记审查：“除了萨特，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 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都是知名人士！” “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哈，那你真是太孤陋寡闻了！” “什么？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他们与萨特、波伏娃暗中商量，可以把他们俩释放，其他人不能放。波伏娃和萨特断然拒绝了：“要么全都放，要么都关起来。”警察们犯了难，他们没想到波伏娃和萨特那么强硬，眼瞅着就要完不成上级的命令了，急得像锅上的蚂蚁。半小时后来了一个高级警官，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并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想让大家知道政府是如何自相矛盾的！”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投身女权主义运动 （1）
进入70年代以后，萨特的政治态度越来越激进。1970年9月，萨特担任了左派《国际白痴》报社长，但是不久他就辞职了。 波伏娃也开始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大显身手。1970年，波伏娃参加了两个妇女活动：10月，她在一份关于人工流产合法的宣言上签名。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联系波伏娃，请求她为新的堕胎法案说话，他们觉得议会对它过于冷淡。20年前，波伏娃就在《第二性》中反对对堕胎的压制，并描述了这种压制的悲惨后果。于是波伏娃依然在发表在《新观察家》上的“343人宣言”上签字。然而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是在鼓励妇女堕胎。实际上当时的法国每年有80万到100万人次堕胎。波伏娃呼吁：允许怀孕妇女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下做堕胎手术，而不用提心吊胆地承受诸多非议。“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人们在11月10日举行女权主义游行，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举行女权主义游行，法国的主题是“拥护母权自由，拥护节制生育，拥护堕胎。” 波伏娃和游行队伍一起，在街头高呼：“我们只生想要的孩子，想要的孩子才可爱！”途中她们还遇到了反战游行队伍，他们正举着反对军国主义的标牌。于是波伏娃和大家又高呼起了反战的口号，齐声唱起了《国际歌》。在民族广场上，几个妇女爬上一座雕像的底座，在上面焚烧拖布这一妇女身份的象征。大家围成一圈跳舞，大声唱歌，游行变成了盛会。 12月，波伏娃又积极奔走，投入了反对开除怀孕女学生的活动。当时，怀孕的未婚少女都被送往一所初级技工学校，那里的学习条件很差，数学课甚至是在洗衣房里上的。有些姑娘在被送来之前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来到这里就全毁了，她们的待遇几乎和少年犯差不多。计划生育组织提出对这些未婚少女进行节制生育方面的免费演讲，但是被校长拒绝了。 为了抗议，女生们成立了未婚母亲代表团，准备去见教育当局，但被校长禁止。于是她们就开始绝食、罢课。校长给女生家长发了电报，让他们来领自己的女儿。家长们很快赶来了，一些家长羞愤交加，狠狠地揍了自己的女儿，还扯着女儿的头发在地上拖。没有人上前阻拦，只有一位女教师通知了“妇女解放运动”。波伏娃和“妇女解放运动”很快赶到现场。在场的一名怀孕少女向波伏娃讲述了她们的情况，她说，她们所要求的是脱离父母的控制，并获得一份能养活自己孩子的补助金。在当时15岁的姑娘如果结婚了，那她就不受父母控制，而一位年满17岁的未婚母亲却只能继续接受父母的支配。现实的情况非常不合理，在社会看来，孩子属于生下她的少女妈妈所有，但是，社会不仅不给她额外的帮助，反而收回了她本该给女儿花销的那部分家庭补助，借口就是她的女儿已经不再上学了！这种不公平的规定让波伏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感到骇然。 然而，在学区长看来，这些女生都是有罪过的，根本不该得到什么特殊待遇。他指责女生们一方面想让人把她们当大人，只要自认为合适就随便抛弃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却要人们把她们视为未成年人收留她们，照顾他们。波伏娃听完十分气愤，她马上反驳道：“是社会把这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强加在她们身上，如果她们是孩子，那么适合成年人的法律就不能用在她们身上，但是，她们允许堕胎，她们的情况被视为特例；另一方面，如果她们是成人，那么，她们就应该脱离控制，得到帮助。”最后，学区长勉强同意了波伏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 波伏娃认为这些女生如果当初得到应有的性教育，大多数人会谨慎一些。但是当时的教育部门却从未注意过这一点。当一个未婚妈妈抱怨她们得不到节制生育方面的任何教育时，人群中居然响起一阵不怀好意的冷笑：“现在可太晚咯。”他们似乎希望女生们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惩罚她们了。波伏娃就此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事业报》上，揭露了正人君子们道德的伪善，家长统治的弊病和年轻人受到的可悲遭遇。 除了积极投身女权主义运动，波伏娃阅读了不少美国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与女权运动的斗士们有频繁的接触。1972年她与女记者哈里米等人创建了女权组织——“抉择”协会，并担任协会的主席。1974年，她创立了抗议日常性别歧视的妇女权利同盟，并在《现代》上发表了妇女专号《固执的妇女》。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投身女权主义运动 （2）
70年代，萨特的身体每况愈下。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让他身心俱疲。他经常几天几夜地通宵写文章。年龄不饶人，他已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整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完成工作，他开始服用兴奋剂，这的确让他写作速度大大提高。但是他的用量越来越大，并逐渐产生了药物依赖。萨特服用的兴奋剂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萨特再也不能写作了。 大剂量服用兴奋剂让萨特的手开始痉挛，听力减退，舌头溃烂，本来视力就不好的眼睛也失明了。再加上长期抽烟，萨特还患上了脑血栓和动脉硬化，中风过一次，一度连波伏娃也认不出来了。萨特的情况时好时坏，而且他似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萨特很喜欢听唱片，一次波伏娃为他放唱片，其中有一张是《安魂曲》，萨特听了之后嗫嚅地说：“这对我倒真合适。”波伏娃听后不寒而栗。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相濡以沫的晚年
“你真是一个不错的老婆。” ——萨特 经过治疗，萨特的身体开始好转，他的神志总算恢复清醒。但是因为中风留下了后遗症，他的行动还是不太方便。他总是显得心不在焉，昏昏欲睡，因为面部肌肉轻微麻痹，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个凝固的微笑。医生说：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波伏娃就帮助萨特戒烟，还在酒瓶子里兑了水。实际上萨特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十分悲观，尤其当他知道自己的眼睛再也不能复明时，他默默难过了很久，一度想结束这种没有质量的生活。 为了帮助萨特恢复身体，波伏娃陪伴在他身边悉心照料。萨特最喜欢的城市是意大利的罗马，波伏娃就经常带他去罗马度假散心。萨特为波伏娃无微不至的关心深深感动。一次，波伏娃提醒萨特吃药，萨特开玩笑说：“你真是一个不错的老婆。”因为生病，萨特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波伏娃和萨特似乎像是重回青年时代，他们又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厮守在一起。一次，他们在圆顶咖啡馆，萨特指着邻桌一个蓝发碧眼脸有点圆的姑娘说：“你知道她让我想到谁吗？”波伏娃回答：“不知道。”萨特接着说：“你，像她这个年纪的你。”波伏娃心里感动极了。 萨特的身体机能日渐减退，一次他从椅子上起身，波伏娃发现椅子上湿了。萨特跟在场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是自己泼的茶。但是波伏娃知道，他已经开始失禁了。此后又接连发生过几次类似事件。波伏娃忍不住问他失禁是否使他感到难堪，萨特笑着说：“人老了就不能要求太多了。”波伏娃感叹说：我被他随遇而安和在他身上新出现的谦和感动；同时，他那种叱咤风云的劲头的消失和认命态度又使我感到难过。 不过晚年的萨特身边经常围绕着许多年轻女孩。他对波伏娃开玩笑说：“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招女人们喜欢！”波伏娃十分支持萨特与年轻女人交往，因为这能让萨特心情愉悦。与萨特关系最好的是梅琳娜，她是希腊人，非常漂亮，像希腊女神般高贵端庄。但是到了后期萨特发现梅琳娜似乎是想在自己身上谋取利益，就断绝了和她的联系。 另外一位与萨特关系比较好的女伴是弗朗索瓦兹·萨冈，两人相差30岁。她是法国著名女作家，18岁时创作小说《你好，忧愁》，一举成名，创下84万册的销售纪录，次年英译本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畅销书冠军。 萨冈从小就十分崇拜萨特，她与萨特相识于60年代，但并未深交。在听说萨特双眼失明，病痛难忍时，她写一封“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诉说自己多年来对他的倾慕，高度评价萨特一生的作为，鼓励他勇敢地生活下去。别人将这封信读给萨特听了之后，他很受感动，并同意刊登。从此两人的来往就密切起来了，经常相约一起吃饭聊天。萨特非常喜欢这封信，但是已经双目失明，所以他让萨冈把这封信朗读，并录在磁带上。每当萨特陷入病痛时，他就听这盘磁带，他就感到无比温暖。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遇人不淑
萨特的情人加养女阿莱特，与萨特的助手维克多一同处理萨特的事物。 虽然萨特已经不能写作，但他的脑子还是非常灵活。波伏娃建议萨特以谈话的方式完成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同意了，于是波伏娃开始用磁带记录他们的谈话，然后整理成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更好地照顾萨特，1972年波伏娃出版了她自传的第四部《清算已毕》后决定，她不再写书。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波伏娃算得上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她四部回忆录的巨大规模与篇幅，至今无人超越。 此时的波伏娃已经68岁了，萨特不忍心波伏娃如此辛劳，就找来一个助手，名叫皮埃尔·维克多，真名为贝利·利维。《现代》杂志社的编辑都觉得维克多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他急功近利，控制欲强。惟独萨特非常欣赏维克多。也许是中风后萨特的头脑不像以前那么好使了，也许是他年纪大了犯迷糊。晚年萨特老眼昏花，遇人不淑。维克多给萨特的晚年增添了许多麻烦，甚至加速了他的死亡。 他们是在1972年的《人民事业报》风波中认识的。维克多是个年轻小伙子，他的许多观点与萨特很接近。萨特一直很关照维克多，维克多是埃及籍犹太人。在他担任萨特秘书后不久，萨特甚至给当时的法国总统写信请求解决维克多的国籍问题。总统同意了。波伏娃以及萨特的一些朋友都为萨特的举动感到迷惑，因为萨特向来不爱求人办事，为什么这次会一反常态？ 晚年的萨特仍然不断地通过谈话，然后由维克多整理发表文章。在谈话中，维克多的口气总是居高临下，企图对萨特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他甚至指责萨特赶时髦。疾病缠身，年衰体弱的萨特哪里辩得过他，无奈之下，他只好表示同意维克多的看法。维克多想尽办法借萨特之口来发表自己的谬论，他控制了年老力衰的萨特为自己谋求了许多好处，打着萨特的旗号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水平很低，有的不合时宜，甚至完全背离萨特思想，给萨特造成了很大的名誉损害。许多人都对维克多的做法很反感，雷蒙·阿隆曾说：“维克多归于萨特的那种含含糊糊、软弱无力的哲学完全不是萨特的。” 萨特对临死前这几年的感受是好像一具活着的死尸，维克多的霸道乖戾，让萨特的晚年变得毫无生活质量。他双目失明，也不可能看到他口述的内容。波伏娃批评维克多是在拐骗老年人，他和波伏娃大吵过几架，波伏娃十分讨厌他。因为他整天呆在萨特身边，波伏娃每次去看萨特都尽量避开他，并逐渐减少了看望萨特的次数。 萨特还有一个情人加养女名叫阿莱特。她和维克多一同处理萨特的一些事务。与维克多相识时，阿莱特40出头，两人年龄相仿，又都是犹太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两人日久生情。他们俩俨然以萨特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全面插手了萨特的事务。 阿莱特19岁时，她因写哲学论文而向萨特请教哲学，两人由此相识，成为情人。1965年，萨特帮助她将国籍由阿尔及利亚转为法国，正式将她收为养女。这意味着阿莱特将继承萨特全部著作权和遗产。舆论界一时间纷纷为波伏娃打抱不平，认为这是萨特对波伏娃的背叛。但是波伏娃表现得很无所谓，她不想干预萨特的自由，也并不觊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