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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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一个女生自杀了，”柳传志说，“这个自杀事件，有点像今天孙志刚的死，当时将我们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杀的话，当时我们的待遇会更不好。这些就是当时的现实。”
生活就是这样，看不到任何希望。柳传志说，那种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乐”。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柳传志和他年轻的同伴们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属偶然。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8节 计算所来了个小伙子
1970年，中科院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嬉嬉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开始，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1972年前后，他们住在了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这不过是一所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房顶是石棉瓦，墙壁是板砖，石棉瓦外面接出来一块，用油毡包住。房子有两米高，柳传志形容说比他高一点点，矮的地方与他身高差不多，出门就得低头。
在自行车棚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就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不过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盖房子时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以前天天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上班，路上讨论政治讨论那些让他们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八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这12平方米最多住多少人？柳传志数了一下，说：“龚国兴的父母，她妹妹带着她的孩子，加上我们八个，最多时住了八个人。所有的床都是折叠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来了，拉出来后所有的地方满满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落脚，除了那个炉子。”
那是一个用来取暖的炉子，到了做饭的时候，就把那个炉子就搬到一旁。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迫切地需要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于是联想便诞生了。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半年后，柳传志拥有了为1986年写总结和为1987年进行展望的权力。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9节 11个人的联想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的董事长。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柳传志后来说：“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科学院有名的‘开明所长’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
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惟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二十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
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
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这些不再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兴阑珊，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大环境是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贾绪福说：“对于我们研究所的人来讲，你要是脱离研究两三年的话，你回来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大家肯定会有后顾之忧。”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AT&T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二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喷墨和激光打印机生产线；日本着手研制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计算机”；“计算机总理”拉·甘地执掌印度政权，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联想的第一任总经理王树和不久就调回了计算机所，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老大哥。因为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王树和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的前任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10节 做小买卖的出身
1984年冬天，被命运不意之间选中的11个人彷徨无着，不知道前途到底通往哪里？他们肯定有过热烈讨论，有过激情冲动中的吵闹，也有过电光石火的灵感，然而那些一刹那的创意，后来都胎死于慢慢被耗掉的流水时光中。
他们的景况并不让人看好，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一个月后方才到位，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阴冷潮湿，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心猿意马。柳传志在2001年底有一次回忆起小平房说：“小平房是寒冷的，张总的那条腿就是在那里冻坏的；但小平房又是温暖的，因为注定要成长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参天大树。”
尽管豪言壮语，但与中关村大街上的很多公司相比，他们除了有一块计算所的牌子和20万现金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更不能与“两通两海”相提并论了。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刚刚走进市场洪流中，他们眼花缭乱、意兴阑珊，又迷惘无助、内心恐惧。下班后他们有时相互送对方回家，在路上讨论公司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风向标，聊得兴起时他们就来来回回地送对方，这就是联想有名的“十八相送”；可惜他们不是梁祝，无法演绎出浪漫的爱情喜剧。即或如此，他们回想起当日寒风中的来来往往，也感慨万千。
的确，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实在太不起眼。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更不会知道公司的主业是什么。那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找项目。柳传志记得，有时候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总是早早地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获得参与讨论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抢着发言——他们觉得，只有如此方能引起领导注意，才能为日后获得支持埋下伏笔。
他们四处打探消息，四处参加会议，连青岛和呼和浩特的会议都不放过，觉得那样似乎可以找到一丁点机会，为公司探索出一个光明前景。
然而，他们的努力差一点在瞬间破灭。在1984年，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彩色电视机都是凭票购买的紧俏物资。“在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彩色电视机总能找到买主。青岛电视机厂的职工每年都要发一个彩电票，直到1989年时依然能卖一千多块。翻开1988年的报纸，我们不难发现，那时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彩电应该优先供应给谁？”
曾经多次进出联想的陈惠湘在一本书中写道：早年到公司工作的人说，他们卖过彩电。因为当时彩电是紧俏产品，于是他们几经挫折从电视机厂搞来一批彩电，加价之后再卖出去。因为不懂得计算成本没有把该纳的税金加在售价里，卖完以后的税务部门上门征税，最后一算账赔了。于是又从邻近的农村买来一些萝卜之类的蔬菜（柳传志后来说：“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守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门口，卖给下班回家的职工，最终把卖彩电的亏损补上。也还卖过旱冰鞋和电子表。80年代诞生的新型企业，很多都走过这样的路。
仅仅因为没搞清楚什么能干和不能干，或者因为忽略税金存在而赔了钱，倒也算不了什么，毕竟生意场上的盈亏浮沉，最为司空见惯。更倒霉的是，他们遇到了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骗子，她信誓旦旦地向联想的业务员说有电视机批文能让他们做彩电。业务员没有经验，女骗子一说也就信了，没与柳传志他们商量便欢天喜地把钱打了过去，等准备提货时才发现人已失踪，也根本没有什么电视机。
后来柳传志回想往事，唏嘘不已，说是中国当时的技术人员，真是一脑门子的书呆子气，初入商业领域闯荡，不受骗几乎不可能。那一场被骗，使他们损失了整整14万元。压力的确很大。要知道他们当时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