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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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现在，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遍布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踏马看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瞎子背瘸子”是他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是3家公司合资，之所以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因素——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计算所公司）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这样的合作，“对香港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柳传志他们进军海外，有时不仅需要顾及攻势力量，还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所以，任何假说都不能以一种力量做主，缺乏众多色彩，继而造成无法贯彻到底的压力。他们也不能保持一种雍容的气度，等待被打破的瞬间。他们必须通过自“减”来获得最大的“加”。　　　　
　　　　柳传志参加了好几次欧美的计算机展览会，他几乎没看到中国产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他说，“因此，要想挤进去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我们卖‘二锅头’的价。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具有竞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优质低价的产品已经在紧闭着的国际市场大门上凿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插进去了一只脚，最后一定回抢上一块地皮。”　　　　
　　　　柳传志回首一年多来，联想在国际市场上“试探着下了几个棋子儿，眼下兵马未伤，棋势相当好看，令人跃跃欲试。”但有时候他也会想起他们在香港“准备卖掉汽车退掉房子，捋起袖子，重打鼓另开张”。他们曾如此压抑，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把手榴弹捆绑起来一起生存下去，还是一声巨响、同归于尽。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8节　“联想电脑”

　　　　一个决定联想命运的时刻。一个柳传志梦寐以求的结局。联想在1990年获得机电部批准，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　　　　
　　　　联想获得批文实属不易。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部有许多直属生产厂，因其为“嫡出”，便自然获得了生产许可及各种政策上的优惠。联想是“庶出”，自然受到歧视。当日电脑暴利，谁拿到批文，谁便得到了拾金子一般的机会。　　　　
　　　　1990年，联想终于捞到这样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柳传志“曲线救国”终获成功。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外国计算机开始大量涌现在中关村。它们的出现既推动了中国计算机业的普及与应用，也使那些一度靠批文生存的中国计算机厂面临巨大压力。　　　　
　　　　既然决定推出自有品牌电脑，为避免自相矛盾，联想不得不宣布不再在内地直接代理AST电脑。柳传志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如今无法估量，但其损失之大却令人咂舌——头一年，香港联想代理AST电脑的营业额超过2亿，利润几近2000万港币。　　　　
　　　　若现存史料全部可信，那么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的那段时间，柳传志与李勤曾与AST高层谈判，他们试图说服傲慢的美国人接受一项建议——生产“AST联想”联合品牌电脑。但AST表现出的傲慢摧毁了那桩谈判，也摧毁了自己的前途：“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柳传志与李勤既然遭到AST拒绝，便洞晓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无出路，即使成功也只能扮演陪衬角色。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反而使自己找到了出路，也看清了那些跨国公司可憎的面目。　　　　
　　　　既然李勤与倪光南均极坚定要做自有品牌电脑，柳传志也以造自己的电脑为梦想，那么分步骤抛弃AST便成为一个“阴谋”。AST当日并不清楚联想的“阴谋”，等到柳传志下手，AST在中国市场迅速衰落时，他们才痛感当日的傲慢与偏见。　　　　
　　　　联想最初安排了不多人成立了一个部门来负责AST电脑的代理业务，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的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到了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到李勤，低三下四地问能不能重新开始制造联合品牌电脑。李勤告诉他们：“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联想在整个1990年才销售了2000台电脑，到AST屈尊降纡与他们谈判的那个夏天，他们的销售量刚刚超过1000台。但李勤感觉前途光明，所以他才那么嚣张地说声“非常感谢”，将AST的谈判代表打发出门。没有人知道AST代表离开中关村时内心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当联想成长为中关村的象征和标杆时，AST会不会感到懊悔。他们渐渐远离了中国市场，渐渐地失去了勇气和魄力。他们被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抛弃了。　　　　
　　　　李勤尽管看到了光明前景，但他依旧忐忑。他知道当日联想的板卡生意是在赔钱做，每卖一块亏一个美金，用柳传志后来在2003年的一期《对话》中的说法就是——“拿金子当因子卖。”汉卡因为倪光南枪毙了软汉字已近式微，生意江河日下，真正赚钱的生意惟有代理业务。有时候他会不停地担心——要是联想电脑做不出来，“盈利从哪里来啊”？　　　　
　　　　柳传志似乎并不着急，他已经认准了“做开发，做自己品牌”的道路。他也不怕赔钱。几年来他的生意都是靠先赔后赚做起来的，而且他知道联想“贸工技”道路总会面临“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的困局，到了彼时再做工业，联想几乎毫无希望，更遑论胜算。“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柳传志颇为感慨地说。　　　　
　　　　联想电脑初时质量不很好，惹了不少麻烦。柳传志并不担心电脑生产，他担心一个人，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他在香港已经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都是一些老同志向他告孙宏斌的状。他慌了。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9节　那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

　　　　“老一代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感受过“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的抑郁，如今他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而漫无目的的人生。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柳传志说他“不住楼帮楼就到楼下搬砖头”，他则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　　　　
　　　　山西临沂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在清华大学水利系硕士毕业之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三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就这个意思”。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拨通了一个招聘电话，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　　　　
　　　　1988年开始的联想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泾渭分明的状况，年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引爆它的导火索，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联想企业报》是由孙宏斌负责的企业部出版的，上面刊有企业部的章程，有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还有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　　　　
　　　　柳传志在香港看到这份东西，“着实吃了一惊。”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惟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时刻。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　　　　
　　　　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的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30节　柳传志动手

　　　　1990年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三天的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和他的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