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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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疫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接触者大本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隔离区”。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嘛？”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隔离区”，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隔离区”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狙击来犯之敌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队，以后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冲锋在前。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吁。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
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
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
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在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你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你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
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过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吴疆小组大汗淋淋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五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肚白天色，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小时里，吴疆小组共截获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个电话给妈妈，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
“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能告诉我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你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
“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
“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那双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好，大爷。来，我帮你。”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患者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噢”地一声后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的脸正好与老人的脸面对着面。
这是不曾想到过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
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感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你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的那双浑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
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呆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去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去过多次，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而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获悉的情况得知，孙某家里生活比较穷困，几个人挤在两间七十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住医院确诊为SARS。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住医院又确诊为SARS。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又发烧被确诊是SARS。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在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毒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他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乎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快把病人弄走呀！
“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梯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环境，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思维，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抚慰着受伤的灵魂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着不同的光与色。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八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