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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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有限，责任无限。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急切需要充满责任的寻找：寻找病因，寻找疗效，寻找科学精髓……
女检验师的生活因与SARS的战斗而发生了变化。
她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
“我可能回不来了。”
“暂时吧？”
“不，也许是永远……”
“不许这样说！”
“可我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她说不下去了。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买这样的“保险”在当时是很具悲壮色彩的。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好，同事们跟她照面时总报以特别友善的微笑。虽然平时她与同事们关系相处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对她的微笑里总夹杂着另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对勇敢者的敬意？还是对行将死亡者的敬畏？
自3月中旬之后的日子里，SARS的疯狂到达了顶点，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凝重的灾难气息中，人们连呼吸都感到极度困难。那段日子里，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标本被送到实验室，需要进行病源学实验和血清分离。丁丽新常常是刚刚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离和细胞接种，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实验台上。按照规定，从病房或者其他地方采集来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须在六小时之内进行实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研究价值。
女检验师简直是在与SARS病毒赛跑。
“那时一天不知要进进出出实验室多少回，常常是这一批的病毒刚刚接种上，另一批新细胞的培养又得赶紧跟上。记得最紧张的一天，我在实验室共呆了约15个小时。那时SARS还属于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赶紧将它弄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对付它。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没时间考虑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危险不危险的事，而是千方百计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实验，你又不能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按规程办，动作太轻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败；时间也必须掌握好，太长太短了同样会前功尽弃。所以每一次从实验室出来，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脸部则因为被口罩盖得像猴屁股似的……”说到这儿，我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上露出几分动人的羞涩。
“你们别以为跟SARS打交道尽是悲悲切切的，其实有时我特兴奋和得意。”女检验师忽然满眼发光地给我讲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实验时，发现SARS病毒跟一种小动物的红细胞凝聚了！这个现象太重要了！因为能够观察到SARS病毒与另一种动物红细胞发生作用，就能测出病毒在某种滴度情况条件下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化过程往往是我们征服病毒的一个突破口。我能不高兴吗？”
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别人在疫魔面前闻风丧胆时，女检验师竟然能英姿飒爽，驰骋风云，指点江山。你我能不佩服？
“他们偏要来陪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
“还记得最危险的一幕吗？”
“当然。”我的提问，使她的脸色一扫光泽。一阵沉默后，她说：“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的母亲等人的病毒实验时就出了个意外。于某母亲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诊断后没几天就死了。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每一个病毒实验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事，而是要反复做几次。所有病毒需要进行分离，分离后还要接种在培养好的细胞上，看它成长变异，而且要保证病毒能够至少传上三代才算一次实验成功。那次我进实验室后先将于某母亲等人的病毒液从冰箱内取出先进行冻融，即让病毒液从冰冻状态转化成能够做实验的适温状态。当时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实验，因为在实验室时候太长了，当时又没有什么防护服，绑在耳朵上的口罩带子突然一边松脱了下来，我的鼻子和嘴部有一大半暴露在外，而当时我的双手正在操作，是不能随便动的。为了不使实验中断，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半小时后把一个阶段的实验做完后才走出实验室，重新戴好口罩。虽然当时我很紧张，可心里还自我安慰着，总不至于吧！哪知当我再次返回实验室，坐定操作台时，我不由大吃一惊：于某母亲的那只病毒液管里不知什么时候泄漏出了一块毒液汁！这就是说，在我刚才口罩脱落时，我的呼吸道口——鼻子和嘴恰恰零距离地面对着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完了完了！当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那会儿我已经进了实验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必须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个来小时后，我从实验室出来，便手忙脚乱地赶紧消毒，然后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半污染区办公室里，我喘着大气，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回自己是跑不了啦！因为我知道自己所接触的可不是一般的SARS病人，而是比普通SARS患者传染强度高出几倍几十倍的病毒液！绝对的零距离——不超过半米吧！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眼泪哗哗而下……”
女检验师满眼噙着泪花，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我敢向天发誓：当时我担心的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怎么样，而是为我的丈夫和孩子担心，我怕他们因我而传染。我爱人他是搞学问的，正在学术步步有成就时，他需要我；我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他才不到10岁，从小没有离开过我，难道真的我就这样……我不敢往下想。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所在的单位是市CDC——北京与SARS战斗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假如我倒下了，传染给了单位的同事们，那就等于让SARS这个恶魔跑到我们的指挥部里来放下一颗大炸弹！这还了得呀！一想到这，我就赶紧坐起来，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我把事情经过一说，问所长现在怎么办，我半天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我急得直跺脚问他怎么不说话呀？所长终于说了：小丁你先不要为我们所里的同志想，至于所里同志的安全我们会采取措施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安全。所长又非常低沉地说，你先好好去洗澡，一会儿我跟沈壮过去。沈壮是CDC应急中心主任，他在这次整个北京抗非战斗中一直冲锋在最前面。他是我们心目中的一条硬汉。我洗完澡后，所长和沈壮他们就来了，我看到他们的脸色异常阴沉，这反倒让我感到自己没什么了！沈壮第一句话就带着命令式地说：你得隔离了！我问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两个星期。我问跟不跟家里人说，他们两个大男人竟然面面相觑地不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他们太为难了，怕我丈夫和孩子听了还不急死嘛！不说吧，一旦我出了事，作为单位领导日后可怎么向我家人交待呢？我看他们为难，便说还是我自己跟家里说吧。可真要让我跟家人说时，我难住了……我说什么呢？那夜，我不知多少次拿起电话又放下，后来吞吞吐吐跟丈夫说了个大概。我问他怎么办，他在电话那头，一直不说话，最后只反问了一句：孩子还小，他怎么办？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都要碎了……”
“之后我被强制隔离。丈夫天天给我打电话，每一次电话总是打得特别长，他是在监听我咳不咳嗽。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副所长刘海林和沈壮主任，他们俩天天专门过来陪我一起吃饭。要知道当时我们市控防中心上上下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因为一旦我被病毒感染可能就非常危险，而且会祸及整个CDC指挥部系统的工作人员。可刘海林和沈壮偏偏来陪着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我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安慰我，关心我。可我是搞传染病毒实验的，我知道SARS的厉害，尤其是我直接接触的是已经致命的一例SARS病毒呀！刘海林和沈壮是专家，他们其实比我更清楚这种零距离接触的后果，每次吃饭时见他们俩，我就赶他们走，可怎么赶也没用。我一个弱女子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我急得真想骂他们，但骂也不行，因为他们有意在朝我笑。沈壮还说，丽新你放心，真要有事了，就把我的血清献给你。我听了沈壮的话，忍不住泪水汪汪。沈壮是我们CDC的应急中心主任，从北京出现第一例SARS到5月初的两个来月时间内，沈壮几乎接触了所有SARS患者，而且都是第一现场。他的体内是有SARS病毒的，只是他运气好，自身免疫力强，所以没有被SARS击倒。他和刘海林，还有小林博士，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特别是小林博士，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他跟我在一起时连口罩都根本不戴。我说你别这样，如果我传染给你就犯大罪了，你林长缨是全北京市卫生系统第一位招聘的‘海归’高材生，我要传染给了你还不罪加一等？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丁姐你是美丽女神，一切魔鬼见了你都会吓跑的。丁姐假如你真有点事，那我们都会毫不留恋地跟着你走……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CDC领导和控制所的同事们给予了我最坚定和有力的精神支持。他们的行动给了我无比力量，后来我甚至对所长这么说，我说大家都在研究对付SARS的各种途径，现在最缺的就是没有病毒人体试验。如果我真的被病毒感染了，那正好有了一个难得的人体试验。所长听了跳了起来，说‘你疯啦？’我当时确实说的是真心话，可我看我们CDC的贺雄副主任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那段时间抗非前方特别需要病例实验，所以我的工作不能停。虽然与同事们在生活环境问题上隔离了，但实验室的事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领导们劝我停下手中的活，好好休息，注意提高免疫力。我说反正这个样了，闲着也是闲着。隔离七天后，我实在受不了。那天宝贝儿子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我被隔离，说他在外面学画画，爸爸有事回不来，妈你就来接我一下吧。我一想离家的日子太长了，儿子就这么个要求，我该满足他。于是我就偷偷骑上自行车溜出了单位，把儿子接回了家。一路上儿子见我总背对着他说话，觉得好奇，说妈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又说妈你工作忙，下次我再不让你接送了。我听到这儿，两眼完全模糊了，发觉不到10岁的儿子似乎一下成了小大人。回到家，在一个醒目的地方我看到一套‘婷美’，这是丈夫特意给我买的。那是我念叨了很久一直想要的东西，可那时我连试都不能试一下，或者也许永远就没那福分穿它一次了……那天我真的很伤感地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家。但一回到单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想这些了。看到大家忙得24小时连轴转，我就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后来你没事？”我焦急地问。
“没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属于欺软怕硬的那类货。这个时间我可能也进入了那种无私才无畏的境界了，你说是吧？”女检验师的脸上露出灿烂一笑。
我不由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与SARS之战，仅为方丈之域，竟然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杀！
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
“你能给我和读者形容一下与SARS病毒打交道的现场情形吗？”我说。
“那可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女检验师告诉我，4月下旬，他们从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手中拿到他特意从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于某的康复血清后，如获至宝。“当时我们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付SARS至今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疫苗研制至少也要几年时间，按照传染病毒学原理，用康复者的血清来对付同一种的病毒应该可以视为一条途径，但这也需要进行实验室试验。在与SARS激战紧要关头，特别是为了抢救倒下的医务人员和危重患者，能够做出血清抗击SARS病毒，这样的试验意义非同一般。当时我们真的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因为于某是北京第一例出现的SARS患者，现在又有了她的康复血清，这对当时整个抗非战役鼓舞士气和拯救危重患者有着特殊的作用。但这样的试验又相当危险，是要用于某的康复血清，注入实验室培养好的SARS病毒上，然后再做各种稀释条件下的病毒变化实验。整个程序很繁琐，先要将血清稀释，同时也要把接种在细胞内的SARS病毒进行稀释，再将它们一起放在培养板上进行观察比较。这个培养板是不能密封的，必须处在半敞的状态下进行，因为要保证病毒细胞能有足够的二氧化碳。这样才能看到康复血清中的免疫细胞与病毒细胞之间展开决战的全过程，而我们做实验的危险性相对就要大多了……”
“你们当时的防护是不是已经相对好些了？”
“对。那次小林博士弄来一套防化服给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种头罩跟猴脸一样的防护服，有根长长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几十米外的地方。是我先进了实验室，把血清和病毒液都进行了稀释，然后一一放在培养板上，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和‘蓝军’厮杀……由于这样的试验要求特别高，观察又得仔细，当时天气闷热，实验室又不能开空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感觉防化服下的全身上下已经汗水淋淋，跟泡在水里一样，可又不能动弹。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坐在操作台前。后来小林博士见我一直不出来，也实在忍不住进了实验室。我们两人又配合着一边观察战况，不时又清洗培养板，再分批接种新病毒细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实验，我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在用于某的血清接种到一个SARS病毒细胞上后，很快出现两种血液细胞的凝聚现象，也就是说，SARS康复者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