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被害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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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因为经营高利贷的山岸甚兵卫被人杀害，在附近引起很大的骚动。但是，谁也不会同情他，反而令人拍手称快，异口同声说他是因果报应。
两天之后，当我正在店里看电视时，有两位刑警走进来说，他们是调查部派来询问若干参考资料，我若无其事地回答，但是，我也立刻意识到事情恐怕会麻烦。当然杀害甚兵卫是一件坏事，但若一想到他生平的恶绩昭彰，我就毫不隐瞒地回答警察的任何问题了……
从上述经过看来，这诚然是很单纯的犯罪。不论是公定或私下聘请的辩护人，恐怕无不认为这是无聊的案件，原岛认为充其量是酌情减刑。
但是，当原岛阅读被告的供述文时，则又发现被告把最先的叙述全部推翻，而坚持自己跟杀害甚兵卫完全无关，以前的自首系受到警察的诱导询问与精神压榨的结果，这真使原岛大吃一惊。
诸如此类前后矛盾的供案也时有所闻，尤其如杀人案件之类的重刑，就会常常使用这种手段的。
原岛读过警察的资料后，知道植木寅夫的确有问题，这些供词并没有不对，同时，警察做好的现场勘察亦与自供的内容符合，所以，原岛不以为被告是在警察的强制下产生的自白。
但是，植木寅夫在推事前面却又有一种新供述。
3
我从十月十八日晚上七时左右，就在“万牌庄” 跟中田、前田和西川四个人玩麻将，到九点多钟时就与柴田轮调，情况如前述。我从车站前的公众电话亭里拨电话给山岸甚兵卫，现在因为担保处分的问题要去跟他商量，甚兵卫说起床在家等我，我从公众电话亭走出来到甚兵卫的家里是事实的，但是，这跟上述在警察面前的自白不同。
我在电话中倒没向对方说身上有二百万元，无奈警察硬说：“如果你在电话中向他说没带钱去，山岸不可能从睡觉中爬起来的，即使要来，也得等到明天才行。如果你带钱去，山岸可能会开门见你。”的确如此，从山岸的性格来看，没有钱怎么会等我去呢？果然如警官所言的情形。
我在公众电话亭里向甚兵卫说：“我在等待担保的处理了，不过，土地与店铺被拿走的话，我一家生活立刻会陷于绝境，所以，请你为我想想看，关于这一点，我有解决的办法，我想现在去谈谈好吗？”甚兵卫回答：“我也没有意思想要处理你的担保物，但若你不可能还钱的话，那只好迫不得已了，如你有更好的办法，我倒想听一听，我开门等你来。 ”
我虽然走到甚兵卫的家宅附近，其实，我并非有什么妙策，我只担忧土地、店铺与房子被拿走，目的只想稍为延后而已，因为我在电话里透露过了，如无具体计策，只会使他愤怒而已，所以，我到了他的家门外走来走去，终于又走回来了。
当我走回来时，麻将尚未终结，我此时的心情倒不在乎别人的胜负，只是一面在生命保险公司的栏杆附近徘徊，一面思考出路，由于乡下的路上无人行走，所以，我没有碰到任何人。
这样前后费了一小时，我又返回“万牌庄”。四人玩麻将刚好告了一段落，柴田退出后，由我参加进来，因为我没有杀人的情况，四人人都能保证我的态度很镇静，我的妻子也说我当晚睡得很好，因为内心没有烦恼，在疲倦之余就熟睡了。
以上都是真实情况，至于我谎报犯罪的理由是这样的。
在警察局里，我最先倒没说自己犯罪，但有一位警察把我叫到调查室说：“你老实说吧，不管你说什么谎，证据都被找到了，我们在一个池塘里找到被你拿走的皮箱，开锁处被你打破了，因为盖子打开来，水就浸进去，我们取出二十二张收据，其中有一张是你的七百七十万元的收据，但是跟死者的账册一核对，却发现不足五张，其中有一张是‘猪木重夫’的，这是在皮箱里找出来的，你在开箱取出收据的时候，因为光线不足，故才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弄错，因为两人的名字很类似。”
接着，刑警问我：“你认识附近的中村这个人吗？”我说：“他是我店里的客人，而且他常来店里吃面。”“那么，他当然也认识你的脸貌了？”“认识得很。”我回答说，刑警则很得意地说：“中村当晚九时五分左右，从家里厕所的窗子里看见你曾在甚兵卫的家附近匆匆地走着，但是，你却不曾注意到哩，因为中村曾很清楚地看过你的脸形，这就是一项证言，你逃不了，你还是快说出经过吧。同时我又有手提箱的物证，警察也已经调查过你杀害甚兵卫的动机了。我们十分同情你，你还是招认吧，这样我们可在推事前面请求释放你，你就可以得到不起诉处分，当然你也能早日离开这里回到太太身边去，早日经营你的生意。 ”
因为我只是在甚兵卫的家前张望，但不管我如何向警察辩论，他们也听不进去。警察跟我约好，只要我提出假的自白状，就可以不起诉处分，我倒认为很恰当，于是我说：“我杀的。 ”
刑警们非常高兴，一方面让我抽烟，一方面给我吃点心。接着，我就根据他们的指示供述内容，同时在刑警的暗示下写出甚兵卫家庭内的状况。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凶器才好？正在烦恼之际，刑警就说：“用燃烧的东西可以啦，”我说：“我用煤炭杀死甚兵卫，”刑警说：“傻瓜，这种东西怎么能杀人呢？要用长条的东西，从山上捡来的，要像这样长的，”他们又用手表示式样，我终于想起砍断的松木棒：“用木柴吗？”“对了，你用木柴敲山岸的头，把他敲死了，这些木柴放在那儿呢？”刑警问我。
因为我不知道木柴放在何处？就说：“放在厨房” ，刑警生气地说：“根本没放在那里，放在淋雨的地方，”我说：“放在庭院里的”，刑警说：“答对了”，不过，在自述书上倒没有这样记录起来，他们似乎只写：我知道甚兵卫的庭院堆有燃烧的木柴，我就走到那边用右手拿一根木棒，因为走到房门口时，门刚好打开来，我说：“晚安”后就走进去。感受完全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大体意思相似，写完自白状之后，他们说：“我们将上述的话速记起来了，你用拇指捺上表示签名。 ”
关于凶器的问题，刑警曾经带我到甚兵卫的庭院去看堆积的木柴，他一面问我：“使用那一根呢？”因为我实际上没有犯刑，所以，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刑警又说：“不是这一根吗？好好想一想看，”接着就拿一根木棒叫我仔细瞧瞧，从大小方面说，刑警似乎早就注目这根木棒了，“我想就是这一根木棒！”于是，这根木棒就成为正式凶器。当我向刑警说，木棒上没有血迹和毛发时，刑警就说：“死者的伤处没有出血，他的头部光秃秃像花瓶一样，当然没有毛发，这样最好不过了，倘若外出血的话，那么，这根木棒上恐怕就必须涂上相同血型的血液！”当我说：“这根木棒上没有我的指纹啊！”刑警就说：“木棒这样杂乱的树皮上很难留下指纹的。”于是，他就用布把这根木棒包起来当做证据。
然后，他问：“你跟甚兵卫坐在怎么的位置上呢？你怎样杀他呢？”我迫不得已地说：“右手握着木棒，甚兵卫听我说要偿付二百万元时，就走了出来，接着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脱鞋向他后面走去用木棒敲他的头颅。 ”
刑警就说：“没有这回事。他走出来迎客，又拿出坐垫让你坐，因为你说要付出二百万元，他准备要拿纸出来包，你就站起来从后面敲打他，这样才不会错的。因为客人来了，他一定会拿出坐垫来。虽然现场没有放置坐垫，那恐怕是你在行凶之后，为了不让人知道有客人来，所以把坐垫挂到墙上吧？”我也只好说果然如此。刑警说：“那么，你就把刚才的情况依照顺序说出来吧！”当然，我也照说一遍。
其次，刑警问我：“敲打几次呢？”我回答说一次，他说：“不可能只有一次的，哪会一次就能把人打死的呢？到底你打了几次呢？ ” 我说：“ 我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有五、六次吧。”刑警很奇怪地说：“打六、七次太多了，如果这样打一定会出血的，大概打三次吧？你既然记不大清楚，那就说打三次好了，”他好像教小孩子那样地告诉我。接着，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用木棒敲打三次，就可以完成解剖报告书那种伤了。 ”
最后，我也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我夺去手提箱之后，在路上用石头敲开，从中拿走借款收据，至于：“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错误，也是刑警教我怎么说的。
最后，我说往车站方向走，同时把手提箱丢在左边的池塘里去。他说：“不是这样，你再仔细想想看，”因为池塘只有两个，他改正说：“那是右边的池塘。 ”
如果手提箱拈有真犯人的指纹时，那就可以帮我的忙了。但是，调查员说池塘发现的手提箱沾满泥水，故无法确认指纹，这实在可惜。根据刑警指导下叙述出来的自招，说我很有计划地把手提箱沾上泥水。
总之，刑警当初对我说：“如果你能自己招认，就会让你赶快回家，并且会向推事要求以下起诉处分，因为我们很同情你的动机，准备尽可能帮你忙，”因为我一心一意想早些回去，所以，我就落入刑警的圈套了。
虽然我很快地离开警察局，而后被送到拘留所去，但是，刑警却以恐怖的脸对我说：“你在推事面前也得将刚才的话说一遍，如果说错时，那就得被起诉了，同时，你又会被带回到警察局，”
接着，他又威胁说：“如果你在法院里翻供，我就要设法向你用刑了，你可要记住啦。”
在推事的调查里，我很害怕地供出在警察局那种不自由下的招供，目的是为了想早些回家，以及获得不起诉处分，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才决心供出真状。
原岛阅读植木寅夫的新供述以后，暗忖在遭受刑警威胁下的供词里，虽然有些过分的表现，或者也有这种情形的。当他阅读最初那篇供词时，虽也觉得经过很自然，但当他看到新供词时，也觉得不会不对的，因为在刑警界里诚然还有这种坏习俗。虽然不知真象究竟如何，但站在辩护人的立场说，也不能忽视新的供词。
然而，在推事的起诉状里，则不承认新供词，而采用警察局的自供为真实凭据。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凡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情况下造成的自供，以及在不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之中的自供不能当做证据。
利用欺骗而得的讯问，或用利益诱导而得到的自供都缺乏信任性，故不容许将它当做惟一的证据来判定犯罪的事实。
所以，法庭也有许多理由可以主张被告无罪，但在警察局里却有彼威迫的自白，于是，物证或第三者的证言就成为重要的旁证了。如将其性格加以分析的话，则有直接与间接的证据，间接证据也叫情况证据。
植木寅夫的犯罪情况是：他曾向甚兵卫高利贷借款，后来不但偿还困难，而且当对方要拿他的土地与建筑当担保品时，植木就怀有杀意，这就成为情况证据了。此外，在行凶时间方面也能吻合。他九点多钟离开万牌庄，十点多钟回来，当时玩麻将的中田、前田、西川和柴田，以及“万牌庄”的老板等也可以做证，这也是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
植木离开“万牌庄”不久，中村是也就从厕所的窗户里看见他的形影，这也是证言。不过，中村倒没有目睹植木走进甚兵卫的家行凶的现场，只是看见植木走向死者的家的形影，这种证言并非直接证据，而系一种间接证据。
物证就是木棒与池塘里找到的手提箱，这只手提箱是甚兵卫家里遗失的东西，它系被调查员在附近池塘里找到的。不过，木棒与手提箱上都没有找到植木的指纹。诚如前述，从手提箱上找不到任何指纹了，至于木柴的问题，根据警察的调查记录说：问：“你用木棒猛击甚兵卫的头部吗？”
答：“那根木棒也是当柴燃的。”
问：“其长度如何？”
答：“大约三十公分左右。”
问：“那是放在哪里呢？”
答：“它放在甚兵卫家的庭院！我很早以来就想用它来杀他的。”
问：“那么，你从前就知道那个地方有木棒了？”
答：“是的。”
问：“行凶之后，那根木棒怎么样呢？”
答：“我把它放在原处。”
问：“那么，如果你回到放木棒的地方，你能认出行凶的那根木棒吗？”
答：“如果没有人把它烧掉或移动它，我想可以认得出来的。”
问：“次晨发现尸体后，立刻通知警察来，所以现场才能被保持。但你能认出现场吗？”
答：“如果到现场去，我想认得出来的。”
结果警察带着嫌疑犯到现场去查证：
嫌疑犯到了甚兵卫的庭院里，当他看见那一堆烧柴用的木棒时，就用手指着上面第二根说：“我就是用这根木棒的。”
调查员就戴上手套把那根被嫌疑犯指出的木棒拿出来，然后把它交给嫌疑犯的右手，叫他试握看看，接着要他连挥五、六次，他说：“就是这根木棒不会错的，刑警先生，自己用过的东西拿在手上时，就能感觉得出来的。”
接着，他又指着木棒上的皮块说：“我曾经看过这个皮块，我一拿到手上时就看见了。”
然后，他又说：“刑警先生，这根木棒上留下我的指纹，请你检查看看，那时我用力握得很紧，而且握的时间很长，我想一定有留下我的右手指纹。”
总之，他的态度非常合作。植木寅夫在调查的时候表现积极的合作，看起来有点像对刑警表示谄谀的态度。
原岛在繁忙之中到警察局去拜访调查课的股长，要求查看尚未读过的调查记录。这个调查系自中村是也在厕所窗户里看见植木的形态之后，警察局就只逮捕植木寅夫一个人，而且，植木被逮捕之后，就立刻自己招认一切，刑警在轻松之下立刻送往法院去。
“原岛先生，被告似乎在翻供，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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