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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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迁移本身就非常困难。通过我刚刚引用的CCER作者的文章，我们知道仅仅依赖移民政策，就会促进增长，减少全国整体上的收入不平等。但是按照现在的估算来看，如果没有其他投资的协助，人口迁移会比较少。因此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协助人口迁移，将促进增长和降低不平等。在这方面我们要依靠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政府补贴份额，不用提高税收的负担，不用依赖中央，应当依靠私人的主动性，应当依靠社会的激励机制。中国过去二十五年靠的就是这些，可能今后更需要它们。最后，总结一下不平等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有各种不同的不平等，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中国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大家说到不平等就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我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不平等的作用。确实应该减少某些不平等，但是有些不平等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短期。我们知道，伴随着开放市场而来的不平等在增长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够督促人们去获得技能。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教育机会方面的政策，人口迁移政策，以及限制市场的举措，实际上都是在减少不平等的名义下增加着不平等。
我对现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看法如下：有人说不平等是伴随着自由劳动力市场而产生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想指出，自由劳动力市场和激励机制的正常运作，在长期来看，必然减少不平等。同时，现存的某些不平等现象也在降低着不平等，而非增加不平等。
让我用三点来作总结。首先，如果我们用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计算教育回报率，真实的教育回报率会非常高，可能高达30％－40％。也许这个估计值过高了。虽然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在迅速增加，但是对于教育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教育回报率仍然很高，从而可以维持对于教育的需求。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证据表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通过增加受过更好教育的，更为熟练的劳动力队伍，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绩效将会得到改善。第三点是，经济效率、经济增长、生产率和社会平等之间并没有冲突。通过减少地区间教育上的差距，通过降低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人受教育决策的影响，我们可以使各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均等化，从而提高生产率。在中国确实也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有机会进行有效率的再分配。接受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将提升社会平等水平，而且将提高经济生产率。
我想这样结束我的总结。我想强调今天我所发表的评论，毫无批评中国的政策趋势的意思。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的政策确实如我在演讲中概括的一样。但是我想也许政策范围可以更宽松，政策步伐可以更快一些。中国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甚至可能就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人类福利，社会福利方面，增长的机会都是巨大的。所以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位学者都会被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变化的广度所吸引。我今天的评论仅仅表明好东西可以变得更好。中国经济确实令人振奋，中国社会确实是伟大的社会。只有通过持续地提倡社会平等和促进经济生产率，中国才能够变得更好。谢谢在座的各位。
陈平：赫克曼教授，我有三个评论和三个问题。第一个我完全赞成他的六个观点，尤其是短期和长期的效益，这在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上的体现。第二，我特别赞成他提出的金融市场改革要给教育信贷。第三个，我也很赞成某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实际上会有正面的效果，他认为在短期里面，我怀疑很可能还有长期的效果。因为我个人感觉到中国的区域不平衡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因为区域竞争非常激烈，相对于美国、欧洲的比较均衡的社会，中国更有活力。
我还有三个问题或者迷惑的地方，第一个，如果我看他这个数据，看不同国家的数据，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程度比起东欧和印度还要差，但是增长要比它快。所以我怀疑，这正相关的关系不是在教育和增长率，而是在教育和技术发展的程度或者说教育和生活的质量，如果中国增加教育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一样，我想可能会降低增长率，但是换来的代价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和接受程度，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赫克曼教授认为中国在教育上面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区域的包括城乡的或者是沿海和内地的，主要可能是由于劳工市场的限制造成的，那么我的观察好象相反，这些年我们劳动力的流动要比以前强，所以劳工市场上的竞争好象不但没有减少不平等，反而是加速增加了这种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在供给方面，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政府垄断的，所以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很可能是供给方的垄断造成而不是需求方，劳工市场造成的。这是我的第二个观察。
我的第三个问题，在减少教育不平等的方面，到底中国是应该在市场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作用还是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作用。赫克曼教授认为，市场的力量如果起更大作用的话，能够减少这种不平等。我的看法好像是相反的，因为我观察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成长主要不是由于盈利的机制来推动，而是非盈利的机制来推动，即使对于私立的大学，而中国在这些年在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恰好说明中国政府在教育问题上采取的不是累进所得税而是累退所得税这种激励机制。所以我的感觉，中国在鼓励市场开放方面，当然中国还要打破政府对高等教育上的垄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可能中国在税收政策上要采取更加累进所得税的办法，而不是现在实质上是累退所得税的办法，我想听听赫克曼教授的评论。
赫克曼：非常高兴听到您的评论。我想倒过来回答您刚才提出的三点，首先回答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未能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考虑人力资本的时候，会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培训。你们想想自己的情况，就会发现，从课本和学校里学到的主要是怎样念书，在工作岗位上学会的才是怎样挣钱——这便是终身教育。一些估计表明，人们全部技能中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并非从教室里学到的，而是在工作实践中，边干边学的。这种学习在哪里进行？它发生在公司里面，它发生在市场里面，它发生在工作岗位上——在人们制造产品的同时，他们也在创造自己的资本。引入激励机制，在工作场所中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使工人们和工厂之间可以更容易进行协商，从而决定怎样支付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支出，怎样支付获取技能所需的费用。
今天在座的同学坐在这里接受教育是要付一些学费的。对工人来说，他们在工厂里面，在工作场所学到了大量技能，如果工资制度是灵活的，他们应该愿意为此少拿些工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获得了技能，从而在整个余生获利。所以我们需要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人力资本的形式。在促进人们进行学习方面，我们不能局限于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
举个例子，在德国等西欧国家，学徒工是社会维持高生产率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技能，在他们工作的公司，在他们工作的行业的那种特定的场合下进行学习；与此同时，对学生来说，决定谁付钱接受教育的问题是很困难的，这个问题通过工人和工厂之间定合同的方式，无需政府就解决了。
我完全同意您的评论，在教育供给方面如果出现垄断，价格就会上涨——对于很重要的学校教育也是这样的，这就会限制人们获取某些种类的人力资本。在这里我想强调中国在过去二十五年取得的一些经验，那就是增加激励会使人民更有竞争力。在教育领域开展竞争，允许新的学校进入，允许更多的国外机构来中国办学，这种竞争，这种激励只会有助于提高政府在教育供给方面的效率。
所以毫无疑问，更多的私人学校，更多的参与者进入教育市场，进入工作培训市场，可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普及性，同时能够推动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我对您的问题理解正确的话，我同样认为完全依赖政府的教育体制将会不可避免的遭受挫折，这本来是没必要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不单单在中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一旦人们想到教育，他们就想起政府来。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有活力的私人部门可以作为补充。我想美国在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方面都很出色的一个原因就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竞争使大家都变得很出色。
我同意，在经济生活的任何领域，不管是商业领域、教育部门或者其他经济生活的领域，垄断都会增加成本，也会导致不平等现象。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开放教育市场，允许建立更多的私营教育机构，只会提供更多教育机会，并降低教育成本。在工作培训方面也是一样的。让公司建立培训基地，作为正规教育的竞争者，只会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且增加可供社会选择的机会。
我再回到刚才提出的前两个问题，首先，现在中国社会上不平等的源泉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仍然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所以我到这里来了解情况，我不知道全部情况，我的一些感觉也被这个房间里某些更了解情况的中国学者纠正了。当前，城乡差距仍然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我认为，如果你把不平等作个分解，在中国社会里，劳动力市场对流动性的限制，对跨地区流动的限制——这也限制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流动；和对于教育机会的限制，这些限制导致的不平等远大于开放市场导致的不平等。这是重要的实证研究问题，需要有人来回答中国的这个问题。我愿意在这个题目上投些钱，因为我确实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对于指导现在的经济政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这将重新解释不平等的根源。我们既要看到不平等问题积极的一面，又要了解不平等问题消极的一面，并消灭它。看上去这和中国政府过去15年促进平等，增加受教育机会的政策是一致的。
对于您的第一个问题，简单的看，教育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弱的，您可以看看中国的情况，促进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给人们提供激励，使人们变得出色。我的提议是在长期，也许短期也一样，这一进程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得以进行的更好。我怀疑100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的时候，它是否还想保持现在的比较优势——非熟练劳动力；我想经济增长的过程可以改进。确实，激励是最重要的，远比教育重要。像古巴这样的国家，教育程度特别高，但是增长率非常低，问题不在教育方面，问题出在激励上面。但是提高教育水平，改变策略，同时发展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可以好上加好。
问题：下午好，赫克曼先生，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政策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以此牟利。在您看来，这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有促进的作用，还是起着妨碍的作用？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在缺乏熟练工人，但是很多企业为了减少支出，在减少它们对员工的培训，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赫克曼：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我对这一现象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无法讨论细节问题，但我会作些一般性的评论。首先在公司中进行的学习跟在学校里进行的学习是不一样，这种学习是伴随着生产过程进行的，工人们在制造产品的同时，学会了怎么才能生产好产品。但是减少在培训方面的投资，听上去也不是什么好主意。不过这可能是由中国的工资政策造成的。公司花钱为员工提供一般性的培训，这些技能在哪都能用，要是工人们辞职了，公司什么补偿也得不到。不允许工资进行调整的劳动政策实际上助长了这种行为，减少了培训的数量。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就像学费一样，公司提供培训机会，工人们愿意为此付钱，他们会接受较低的初始工资。如果工资已经降下来，而培训对所有其他人都有用，但公司还不提供培训就奇怪了。
我们要多想想外部因素，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政策也能促进培训。我们需要把这两件事联合起来考虑。我们认为这是一般性的激励政策的两个侧面——应该在劳动力市场上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激励。我想简单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我还是不清楚允许高等教育机构牟利的政策细节，因此对于这点，我不能进行评论。但是我可以说，允许大学在教员工资，学生质量，毕业生找工作这些方面展开公开的竞争，美国的证据表明，这使得所有学校——不论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变得很出色。所以我想可以做得非常好。你们需要避免的是英国的模式。当英国希望将激励引入学校系统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让大学投标，去获得课程。所以大学通过低成本地提供课程来挣钱，这就牺牲了教学质量。我不知道具体的管理措施，我不知道细节。但是只要你有一些政策防止质量的降低，提供激励必然起作用。我想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成功完全归功于竞争。
问题：您好，我是北大新闻网的记者，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技术工人在中国的需求很大，同时技术工人的培训一般是职业培训或者是终身培训。那么在中国日益普及的大学教育中，大学教育能够对职业工人培训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