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沃伦·巴菲特全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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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巴菲特从不企图预测他的成果，但他执著地怀着这样的一种念头：他的合伙人必须对他给出公正的判断，意思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根据一种不偏不倚的数学的尺度来判断 （这正是他用以自我评判的方法）：
我崇尚在行动之前建立起一些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还不错。从这样那样的方面看起来。
他从一开始就订下目标，要每年都以平均10点的优势超过道。琼斯的涨幅。在这一论题上，他向自己的读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斯的企业指数反映的是由30种股票组成的无人经营的组合。然而大多数的公司都赶不上它。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拥有才智，经过训练和拿着高薪的“华尔街高僧们”，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超过那些无人管理的组合呢？
他发现问题在于这些管理人都有一种趋势，要把一种保守型的组合 （类如合理定价类）与那种仅仅是传统型的组合混淆起来。它们之间有些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值得认真思考一番。通常的作法是无论价格怎样，买上一大堆流行的股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通用电器（GE），国际商用机器（IBM）等等，这种做法只符合后一类的标准，而绝不符合前一类的方式。巴菲特把华尔街流行一时的运作过程和普遍的想法大大贬斥了一番：
我有一种可能带着偏见的观点，优秀的投资管理要来自于任何一种大小的组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华尔街上惯常的规矩——达成一致以做出决策——使得一个基金会和另一基金会之间趋于一致，这条规矩来自于这么一个误导的推论“只要是平均分配就会安全”，因而非正统的方式有很大风险。事实上，巴菲特解释说，所谓的逻辑推理有可能导致传统的行为，但也常常导致一种反传统的行为。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也许还有人以为地球是方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有重要的人，能说会道的人，或是大量的人支持我们，于是就觉得很惬意，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不赞同我们而感到十分懊丧。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相当反传统的，从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两三种股票上所下的巨额赌注来看，这个庞大的组合只分放在5种股票之中。在理想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资产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他必须费尽力气才能找到一些这样的股票。
他把那些与此逆向而行的基金管理者们——也就是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嘲讽了一番。多元化投资变成了一种忠实的主题。基金管理者们纷纷地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用比利。罗斯的话解释，巴菲特怀疑他们对所选择的证券的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他一百个女人中任意一个老婆的了解程度。
任何持有如此多证券的人……正是我所称之为“诺亚投资学校”的那种人——每件事都做两手准备。这样的投资者应该去驾驶诺亚方舟。
一个囊括许多证券的投资组合在某种股票跌落的时候，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同样也不会因某种股票的上涨而受影响。的确，当股票数量增多以后，证券组合会趋向于与市场的平均值相近。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倒是一个安全的，而且也许是可行的目标。但在巴菲特看来，那些受雇的职业投资家应该超出平均数，会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个目的，拥有那么多股票只会使一个人无法挑选出优胜股票。
这些并不意味着巴菲特是个赌徒。他像本。格雷厄姆一样尽力避免任何损失。格雷厄姆曾坚持要有相当程度 （如果不是极多的）的多元化投资，而巴菲特认为即使不把自己篮里的鸡蛋分散开来，他也可以保护它们不受损害①。在他表面的谦逊之下，他实际上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极其自信的要求，而且他一直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合伙人的投资收益在1963年一举跃到了惊人的39％，在1964年达到了28％。到那时为止，巴菲特已经掌握着2200万的资金了。他的个人净财富也有近400万之多——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
① 马克。吐温，尽管是一个很穷的投资者，却采取了类似策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看
好这个篮子。“
这种盘旋上升的财富积累并没有对巴菲特的生活方式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他依旧偏爱帕索的灰色男装，罗斯的牛排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的足球比赛。每周除了偶尔有一次生意上的出差以外，他生活的横座标就是他家和办公室的连线奔波，而他的纵座标则几乎不动。巴菲特的举止态度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很富有。的确他的房子里房间多了一些，并且还增加了一个羽毛球场，高高低低的屋顶显得错杂凌乱，但对于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而言，它毕竟太普通了。房子依然紧邻繁忙的效区街道。屋外一盏闪烁的黄色交通灯像一个哨兵屹立在那里。
巴菲特很少想过要把他的财富花费在物质享受上，享受本身并不是他对财富渴求的原因，金钱只不过是一种证明，是他所喜爱的游戏的一个记分牌而已。
他也曾向苏茜提出要更换他的大众车。他解释说当他去机场接人时，这车显得太寒碜了。但他丝毫没显出对车本身有任何的兴趣。
“买哪种车？”苏茜问他。
“随便哪种，我无所谓哪种。”（于是她给买来了一辆车身很宽的凯迪拉克）。
奥马哈的一家计算机卡公司数据文件 （Data Documents）的副总裁斯科蒂。霍德，在一次出差时和巴菲特一起飞往休斯顿，途中他涉及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沃伦，作一个百万富翁的滋味怎么样？”霍德天真地问，“我以前从未结识过百万富翁。”
“我可以用钱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假如我愿意的话。”
任何斯科蒂。霍德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不论是玩具、卡车、轿车，还是名画、珠宝、丝绸，巴菲特都可以得到，但这些东西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巴菲特梦想只是在凯威特广场一天一天地堆积更多的财富。
苏茜一方面表现出自己对金钱不感兴趣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狂热的购物者，她在家庭装修上花了15000美元。据巴菲特的一个高尔夫球伴鲍勃。比列格说：“这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说：“你知不知道如果把这笔钱累积投资20年以后，将会是多大一笔财产呀！”
在他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的同时，巴菲特依旧有着某种特殊的执著。在他看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王后遗失的财富，如果今天的一分钱明天可以变成那么多钱的话，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发疯。他甚至连人寿保险①都不愿意买，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这笔钱赢利 ，巴菲特评价自己说他正在“逐渐达到吝啬的地步” （然而他在赚钱方面却毫不吝啬）。
当涉及到钱方面时，巴菲特似乎具有双重人性——对他来说它什么都不是，同时又什么都是。他对金钱所该扮演的角色怀有一种过于虔诚的观点，似乎花钱是一种罪恶。甚至在节食的时候，他都把金钱引入其中。他会开一张面额1万美元的支票给他的女儿，说好在某一天可以兑付，除非他的体重有所下降。于是小苏茜想方设法拿冰淇淋来引诱他，或是死活拽着他去麦当劳——但这些都没用，她的爸爸可不会像想保住自己的钱那样想吃冰淇淋。
一年夏天当巴菲特全家去圣西蒙—加州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公寓时特别
① 这倒有个例外，据一位保险代理人凯科特尔说，巴菲特的合伙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担心巴菲特遭到不测时
会损失自己的投资，于是巴菲特买了一个保险，并命名这些人为受益人。
有趣，巴菲特表示出了他那鲜明的感情。当导游详细地介绍着赫斯特在每一件东西上——窗帘、地毯、古董等的花费时，巴菲特听得烦透了，他抗议道：“请别再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花的，说说他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的金钱似乎从政治的角度上对他有些影响，但绝不是人们平常认为的那种方式。当他变得完全独立地富有时——大约在60岁出头和中间时——他终于宣布他脱离了父亲，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立。与大多数百万富翁乃至一般人不同的是，沃伦逐渐形成的政治观念并非建立在个人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规模扩大的社会的恐惧心理上的。在动荡的60年代他领悟了许多事。古巴的导弹危机会让他觉得羞辱，就和广岛一样。据他的朋友迪克。霍兰说：沃伦感到有些害怕，他开始对研究导致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如何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产生了兴趣，他总是企图算出世界发生爆炸的可能性的大小。
在这段时期，巴菲特广泛地阅读了伯特兰。拉塞尔的大量的书籍，并接受了这位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许多国际主义的观点。作为一个像拉塞尔一样的不可知论者，他深知自己死亡的必然，他认为这取决于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来保护这个星球免受如核战争之类的危险的威胁。与他那孤立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的父亲不同，沃伦意识到对政府的需要。
在公民权这一热点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奥马哈有很多黑人，在住房和许多择业机会上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霍华德。巴菲特在公民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但他作为约翰。伯奇社团的一名热心成员，他便认为对这一切不用操心。
沃伦则语气强硬地站在了另一立场上。他停止了奥马哈扶轮社的活动，主要是因为他对它们种族主义者和人种优劣论表示反对。种族歧视与他对于准则的信仰以及他对中立的尺度的热衷相冲突，而后者正是他工作的核心。
与此相同，他认为一些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机遇更好是一种错误。
巴菲特还要面对妻子的一种理想主义看法，苏茜是“美国人组织”的发起人和热心成员之一。“美国人组织”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奥马哈妇女组成的一个团体，它到教堂、学校、俱乐部等地方讲述他们所经受的种族偏见。这个小组包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出生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等等。苏茜讲述美国上层白人的观点。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奥马哈，“美国人组织”
的确具有冒险精神，苏茜阵营中的妇女们渴望参加议会。然而巴菲特一家是位于纯白人运动盛行的幸福园地区的少数几家——有时，也许是唯一一家——能定期地在家里招待黑人的。
由于反对共和党人对公民权的漠视，沃伦决定脱离父亲的政党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士，这对于他来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正在与癌症做着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共和党已占据了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
在1964年冬天，霍华德忍受着更重的病情。沃伦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
一天晚上，“他与霍华德就改变政治立场进行了一场相当艰难的谈话”。就像他对查理。芒格所说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不能肯定他的父亲是错误的，但他不想像霍华德一样被“意识形态耗尽精力”，（也许为了减缓他父亲心理上的痛苦，沃伦直到霍华德去世后才改变了党派立场，并公开承认了这种转变）。
到了春天，父亲的病愈发恶化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当巴菲特在迪克。霍兰家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时，精神状态极为不佳，但是他把这坏消息埋在自己心里。没过几天，巴菲特到家时他的女儿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愁苦。
“他非常沉默，非常悲伤，”她回忆道，“我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他说 ‘祖父今天去世了’，然后就上楼去了。”
有500个悼念者参加了霍华德的葬礼。两个党派的同事都缅怀着他的廉正和热忱。沃伦从始至终都很沉默。然后，他离开了城镇，没有告诉朋友们他去何方。当他回到凯威特广场后，他在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放大的相片，但他最好的朋友已离他而去了。
和他父亲一样，沃伦是他的孩子们的道德典范。但是沃伦对孩子们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分析家，如同对他的合伙人一样。他是一位关怀的父亲，而且是一位鼓励孩子的人，但他不善表露。周六他把苏茜带到办公室里去，就像他父亲曾经带他一样，他把足球扔给豪伊帮助彼得辅导数学。但是他很少和他们谈起那些有可能会暴露他情感的话题——例如有关他自己的父母的事等等。
他对小苏茜十分关怀，但沃伦的儿子们却多愁善感地觉得自己被他忽略了。豪伊，他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小淘气包，对父亲的这种情感不外露的态度深深失望。“我常常误解他的语气，认为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他说，“正是同样的特点使他合适作一个投资者。他不带丝毫的感情色彩。”
有许多人——尤其是权力很大的行政管员——喜欢把他们的生活划分成几部分，他们在办公室里是老虎，而回到家里是小猫。但巴菲特是那种相当一致的人。在小彼得看来，父亲体内有一个上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