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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股神沃伦·巴菲特全传-第30部分

小说: 股神沃伦·巴菲特全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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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然无存了。

    要是另一位决策者就会重新命名公司来反映出这些变化——也许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但是巴菲特对这种调包没有兴趣。他喜欢现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历史,虽然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还是叫肯。察思。从新贝德福德的档案堆里刨出昔日总裁们所作的记录,然后把它们都运到奥马哈来了。正如巴菲特对证交会解释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

    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它是属于公众的,但现在它更像一家家族企业。

    他说的不只是长期,而是他的余生。他的事业——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的生命——都决定聚到这个公司里去了。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每一项投资,都是在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油画上添加的一笔。没有任何人能从他手中抢走画笔,就像他当初从西伯格。斯坦顿手中抢来一样。70年代中期时,巴菲特拥有了43%的股票份额,而苏茜持有另外的3%。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公司以及蓝筹公司的下属机构,巴菲特投入了1540万美元。这相当于每股伯克希尔股票价值为32。45美元,这也是巴菲特愿意注入的最大资金。对这幅油画的任何进一步的修饰——即伯克希尔股票价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财商的增加——都将从每股32。45美元的投资中,以及他对这项投资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源不断地涌出。

    10回到华盛顿

    当沃伦。巴菲特从天而降出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时,她便进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曾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里排行最末。她那位才华横溢,但最终神智紊乱的丈夫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抠动板机之后,凯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权。格雷厄姆并没有像别人面对这种意外时感到手足无措,她最多也只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同情。作为尤金。迈耶的女儿,格雷厄姆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独寂寞中。母亲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亲。她在一个由大量女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构成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习惯了从母亲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回信。在很年轻的时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闻记者,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家族的报业将由她来掌管。结婚以后,她便把精力都放在营造自己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权力的高位时,她显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对她毕恭毕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采访中称,在现有社会的运行方式下,“一个男人比女人更适合于这项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责任可以是一剂补药。在当时,《邮报》是一家洋溢着智慧但略有些狭隘的报纸。格雷厄姆聘用本杰朋。希拉德利,《新闻周刊》的华盛顿机构主管,来经营这家报纸,而本杰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邮报》推进入美国新闻界排行榜的前几位。在1971年,当《邮报》的公司股票刚开始上市时,格雷厄姆撇开了那个态度摇摆不定的顾问,不惜冒着来自尼克松政府起诉的危险,出版了《五角大楼秘史》,即有关越南战争的政府秘闻(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一项禁令来限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以后,她又把《邮报》的调查拉回到水门事件上。尽管也许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的电视业执照受到了威胁,尼克松的律师总领约翰N。米切尔对即将问世的故事进行审查时说:“如果它出版了的话,那么凯蒂无易于把自己压入轧平机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变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骤尚未展开。尽管《邮报》在政治圈子里针贬时弊,但作为一家企业,它却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它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电视台业务陷入了同样的局面中。

    1971年《邮报》股票上市以后,格雷厄姆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盈亏状况上来。但是她已把财务方面的事务交给了董事长和她的顾问弗里茨。毕比律师来处理,按格雷厄姆的话来说:“我觉得图表数字之类的事还是应该由男人来干。”后来,在1973年春季,毕比死了,格雷厄姆成为了《幸福》周刊前500位大公司里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勇敢地对证券分析家们宣布说,她希望得到一项普利策管理名义奖,但是华尔街世界却吓坏了她。这正是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的股票的时候。

    格雷厄姆通过《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结识了巴菲特,但是对于巴菲特是何许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么都一无所知。《邮报》有限公司里警报频传;凯的儿子唐纳德那时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说自己担心公司会被某些“来自于内布拉斯加的极端左翼分子”所抢去,凯自己也给吓坏了,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听有关巴菲特的消息——“跟踪着他的踪迹,

    就像一只狗围着一条蛇打转。“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据布拉德利说《邮报》有两个级别的股票。公开交易的只有投票权很受限制的B股,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于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凯毕竟是个新手,彼得。德罗,《邮报》新闻周刊部门的高级副总裁,一直安慰她说:”你有A股在手就不要担心啦!“但格雷厄姆还是十分惊慌,她不停地说:”他究竟要怎么样?有人想要同我们竞争董事会名额?“

    巴菲特猜想,作为一个执有10%份额的股东,他对公司的影响也许只是轻如鸿毛的。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女士……”——信里他讲述起自己曾经身为《邮报》报童的那些大胆的行为,而且否认自己有任何敌对的意思。她拿着这封信给许多精于此道的朋友们看,他们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等。每个人都警告她说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许是个阴谋,并且建议她离他远点儿。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赖她的顾问了,如果说这一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觉来行事了。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建议两个人见面谈谈。

    当格雷厄姆在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上来,两人一起度过了被巴菲特称为极其愉快的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她的忧虑不安,于是答应她不再买进股票。尽管格雷厄姆对他还很拿不准,她还是邀请他来东部时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伦和苏茜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住进了距《邮报》仅有一个街区的华盛顿麦迪逊饭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会成员们在街上对峙。巴菲特弄到一条黑色的领带,开车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当时,他坐在芭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的中间,等着格雷厄姆的到来。

    但是没有人来。最后汤姆。默菲,大都会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顿午饭,又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格雷厄姆在拉古纳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取悦于她。他买来一把伞和沙滩椅——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阵骚动,因为没人见过巴菲特下过水。格雷厄姆移过身子来说:“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那么,您还在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对我说什么就请尽管说吧,但您要说得婉转些。如果有人冲我大叫大嚷,我倒宁愿去上吊。”巴菲特其实并不需要她说这番话给他听。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们——很少数的一伙,包括格雷厄姆的亲戚、《邮报》的主管以及凯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引用《新闻周刊》主管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占有公司份额的10%。我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他?”这令人觉得害怕,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来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告诉主管们,作为一项投资,他为什么喜欢《邮报》公司,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份报纸如何能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和其他新近加入俱乐部的人一样,他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能到这儿来,心情无比激动等等。

    他签署了对唐。格雷厄姆的委托书 (这使得凯的儿子和继承人有权投伯克希尔的票)——这是他对管理层表示忠心的不寻常的举动。同时,他还书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尔能“永远”持有它的《邮报》股票——另外一些不过

    是借以迷惑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的言辞。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不仅仅是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对贝蒂。彼得斯做过的一样。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来到华盛顿。在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顿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布拉德利,不再是个乡巴佬,说道:“我们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们从来没有结识过这么有钱的人。”

    他似乎被我们迷惑住了,而我们也被他给吓着了。多年来他总是穿着一件兰色的皮夹克,每个人都像是想找这件衣服的碴儿。我想他正是因为这样才总穿着它。董事会会议上,编辑们路过这儿,聊上几个故事,他也会凑凑热闹。他很喜欢参与事情,喜欢我和凯之间随意轻松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她逼到栏杆那里去了。沃伦说:“我实在要对敢于把自己老板逼到栏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度感染力的热情。

    《邮报》的主管们都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新闻记者——自认为自己是新闻巨头。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德罗的办公室询问关于《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解释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权有什么样的看法——其中,他运用了与汉堡包连锁店的类比,显得浅显易懂。

    “当我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罗说,“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绝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别的是,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师。每次他来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让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沃尔特。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巴菲特在上面注明道:“这就是在读完第20份年度报告之后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觉得巴菲特在操纵她,但格雷厄姆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给出建议和劝告,他的魅力在于他富于耐心,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强大磁力。格雷厄姆愈发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发喜欢他的观点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邮报》应该买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觉得这简直是在发疯。如果一个公司偿还了它的资本,那它怎么能够成长下去呢?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它就像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如果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此时《邮报》股票非常廉价——那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就会多些。

    巴菲特还帮她从数学上攻克了这个问题,在她那佐治顿的堆满书籍的书房里写写画画。

    格雷厄姆接受了这些观点,和《邮报》的其他主管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她运用了大量的财务术语。她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而某些人则对此极为反感,在回答职员们提出的建议时,她的回答方式让人生气:“有意思——我们去问沃伦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格雷厄姆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她一直渴望能削减《邮报》印刷室严重超员的现象,并且把控制权从好战的印刷工会手中重新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砸坏了工厂,罢工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臭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凯已故的丈夫,费尔枪击了错误的格雷厄姆。)《邮报》

    只有依靠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出版报纸,而位居第二的《华盛顿之星》则趁机开始挖走它的广告员人才。

    格雷厄姆担心《邮报》会在罢工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我所需要的,”

    她说,“是找一个我能完全依赖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许诺他将亲自掌管企业,并且在他认为罢工会对《邮报》的特许权造成长远威胁时提醒她——而特许权的存在正是他投资的理由。他不必这样做了,因为4个月后,工会纷纷瓦解,而《邮报》依然保住了领先的地位。

    后来时代公司把败下阵来的《华盛顿之星》买了下来,并和《邮报》商议两家联营。它认为联营协议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尽市民的一份美德①使华盛顿保持拥有两家报业 。在时代提出来的方案中,每个公司可以从报业联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约定的份额。

    巴菲特对此建议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主要由于巴菲特的影响,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议更为猛烈,遭到了《华盛顿之星》的拒绝。不久以后,《华盛顿之星》破产了——给《邮报》带来了意外的好运。

    格雷厄姆几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谈一次,每周能有好几次谈话。

    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个讲座,她觉得十分害怕,于是给奥马哈拨了个电话,巴菲特会立即给她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她曾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他说到了结尾部分。我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他不会这样做。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是如此之快,简直让你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无法再追想得起来。

    有一次,当格雷厄姆打电话来时,唐。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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