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1991-2001)-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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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也就是说，美国成了一个超级的金融真空吸尘器，源源不断的将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入本国。这势必给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压力，因为资本过多流入美国使得其他国家没有资本投入到生产领域，也就不会产生经济增长。
当前后观察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确实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情景。在1917年，当英国的投资为偿付巨大的对德战争的支出时，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欧洲的对美债务中获得巨大利益，大发战争财，并且一跃成为债权国。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美国始终是一个债权国。现在，仅仅过了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让我们重新回顾这个转变的历史过程。从1983…1990年，美国非金融部门总债务从5。36万亿增长到10。85 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在90年代，总债务增长了62％，1991年11。31 亿增长到2000年18。26 亿。自从1992年以来，每年外国流入的资本量相当于在美国原有全部信用市场总投资的10％以上。
国内债务也同时增长起来。根据联邦储备系统统计的资本流动数据，居民和公司债务占私人收入的比例从1990年的87％上升为2000年末的101 ％。每年服务性的债务偿还（应为“每年偿还的债务利息”，译者注）占私人收入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4％。巨额债务的增长可以从美国经济的消费总量中反映出来。美国的消费率从1989到2000年，年均递增2。6 ％，而同期美国的储蓄率年均下降7 ％。在最近的今年里，美国的储蓄率甚至变为负数。
过去的十年里，同样显著增长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现在大约占GDP 的4 ％。当前，美国需要每天流入10亿美元（每年约4000亿美元）来维持巨额的贸易逆差。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国际金融交易迅速的发展起来。1970年，世界债券市场总额大约1 万亿美元，到了1980年达到了2 万亿美元，接下来就是飞一样的增长：1990年达到12万亿，1995年超过20万亿，1998年达到约25万亿。
在90年代后期，外币兑换的汇市交易总量每天超过1 万亿，这意味着比1986年增长了8 倍。与此鲜明对比，1997年全球的贸易出口总量为6。6 万亿，大约每天250 亿美元。
各种投资基金的数量同样超额膨胀起来。90年代中期，共有基金和养老基金总量20万亿，10倍于1980年的数字。同样，90年代投资基金的总量大大增长起来。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在1990…1995 年期间各种投资机构（主要包括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和其他投资公司）在成员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增长了9。8 万亿（即增长了75％）。平均每年增长1。9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OECD成员国总国内收入的10％。
如果对比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我们会发现90年代经济周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虚拟资本增长和实际GDP 增长的巨大差异。
这个巨大差异的重要性在于虚拟资本代表着从工人阶级源源不断榨取的剩余价值。确实，金融资本能够从金融及其附属机构中获取可靠的利润，这个过程也可以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只要另外的资本能够源源不断流入金融市场。但是（金融资本利润和劳动人民收入的比例）到达某一个点上，金融资本就不得不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换句话说，为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实际的经济增长必须迅速膨胀以满足虚拟资本增长的需要。
然而，现在发生的恰恰相反（！），与其说实物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利润以满足虚拟资本未来的需要，不如说现在的所有公司要依靠越来越独立的金融机构去维持它们自己的利润。
正如对这个过程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自从80年代以来，投资回报比例的不断上升是以Capital Gains（有价证券的增殖）为主要原因的，而不是Earnings（利息加上再投资的利润），正如前文所讲的那样，英、美有价证券的增殖占投资回报的75％，而在1900…79 年期间平均比例低于50％。这清楚的表明价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和投机买卖的数量的增加，并且投机资本的流入也将使假定维持良性增长的代价继续增加。
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结构在90年代的增长越来越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却建立在远远不成比例的利润的增长的基础上。正如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那样，这样的金融结构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既然这样，虽然不是由于地球重力的影响使它失去平衡，但是利润的驱使会使投资基金迅速逃逸以寻找新的高利润的回报。过去十年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明显标志的金融风险就源于此。
第二部分
我们在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中进入90年代。尽管起源于华尔街，这次崩溃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政府、金融寡头和德国银行家之间的在利率问题上的矛盾引起了对美元迅速贬值的恐惧，结果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撤走。
只有通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大规模干预，才能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些机构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但是，在一种十年里反复出现的模式下，他们惯于使用的抑制危机的手段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产生的条件。在这里，流动资金的注入使已经增长起来的日本的金融泡沫进一步变大。
日本的泡沫源于1985年9月的Plaza协议，其中规定中央银行同意调整世界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比价。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造成了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日本的出口变的昂贵了，使得日本的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在那里货币与贬值了的美元直接挂钩。其次，日本的资产被重新估价，使得日本财富和地价增长，东京股票市场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在1989年末时日经指数达到40000点（现在是约13000点）。但是泡沫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在90年代初泡沫破灭了，日本陷入了债务性通货紧缩，至今也没恢复过来。
这确实是90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从80年代后期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日本地价和股票市场的跌落导致了日本银行坏账的激增和资本基础的破坏。这反过来又造成借贷和投资的削减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随之发生的经济低迷使得股票和财富进一步下降，促使银行地位进一步削弱。
从ERM崩溃到美国的金融泡沫
90年代的第一次重要的危机是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崩溃。英镑在对冲基金的大规模投机下从ERM 撤出，结果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银行体系在一夜间突然面临100％的利率。
接下来是1994年末墨西哥比索的暴跌，和1995年初由克林顿政府组织的500亿美元的对墨西哥的救援。“对墨西哥的救援”其实是个误称。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对那些投资了墨西哥债券的美国金融利益的救援。
救援展开不久，另一场危机就发展起来了。1985年的Plaza 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币值，扩大美国出口。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半期，出口的增长贡献了美国GDP增长的1/3。但是美元的低币值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造成了日美经济关系的危机。
到1995年4 月，美元已经贬值达创纪录的79日元对1 美元。与1991年初相比，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达60％ ，与1994年初相比也达到了30％。但日元的升值对依靠出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当日元在这个水平时，日本的出口商不管从国际市场获得多少利润，也无法支付起可变成本。尽管克林顿政府执行的是对日本极端攻击性的政策，它也无法忽视升值的日元和贬值的美元带来的后果。对美国来说，危险在于如果持续贬值的美元造成日本的金融危机，日本的资金就会迅速从美国金融市场撤出，导致美国利率上升和经济衰退。而这时美国经历了几年的低增长，刚从1990…1991 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1995年4 月，签订了一项旨在降低日元币值，提高美元币值的协议——与Plaza协议正相反。但这项转移了直接可能的美元—日元金融危机的协议造成了长期的结果。美元的升值直至2000年4 月一直是美国金融泡沫的推动力。美元和美国资产的升值导致大量游资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入美国。1995年世界其他国家购买了1972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这是前四年平均数的2。5 倍。1996年购买量达到3120亿美元，1997年为1896亿美元。三年总共超过了5000亿美元！
这对股票市场立即产生了影响。标准普尔500 指数1994年只上升了2％，1995年就上升了17。6％ ，1996年上升了23％。到这一年的12月，格林斯潘警告说有“非理性的繁荣”。1997年标准普尔500 指数又上扬了30％。在考察了市场的整体上扬后，Robert Shiller在他的书《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中说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94年初处于约3600点。到1999年，它就突破了11000 点，五年里增长了3 倍多。股票市场的市值总共上升了200％多。2000年初时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1700 点。而同一时期，基本的经济指标绝没有增长三倍。美国的人均收入和GDP 只增长了不到30％ ，而且几乎一半的增长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公司的利润也只增长了不到60％ ，并且是从暂时的衰退造成的下降了的基础计算的。”（Robert Shiller，Irrational Exuberance ，p4）
债务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的上扬以及美元的升值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事实上，他们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得美国的金融泡沫持续膨胀。被升值的美元所吸引的资本流入，负担着债务的增长，而这些债务主要是用于购买股票。股票市场的价格上扬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因为预期金融投资会有较高的回报率——这种回报率不是由收入，而是由资产的升值所决定的，这是金融泡沫的经典形式。
一些数据说明了这个过程。到1999年，标准普尔500 公司债务和其资产的比率是116％，而80年代末时是84％。1994…99 年间非金融公司的借贷达到1。22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5。3％ 用于金融资产支出，至少57％ （即6947亿美元）被用于购回股票。
到2000年第一季度（市场达到顶峰时），公司的资产（他们的市场资本总额）已达到19。6万亿美元，而1994年还只有6。3 万亿美元。但这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联系。市场资本总额占GDP 的比率在五年间（1995…2000 ）从50％ 上升到150％，增长了三倍。同时期的公司税后利润只增长了4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市场资本总额花了13年的时间（1982…1995 ）才从占GDP25％增长到50％ ，而同时期公司利润增长了160％。
“亚洲奇迹”
美元的升值还造成了其他的后果。由于1985年的Plaza 协议和日元的升值，所谓的东亚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菲律宾）成为日本投资的重点。之后，从9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为了寻求新的利润来源，美国资金开始瞄准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所谓的“东亚奇迹”是由资金的流入和利用该地区廉价劳动力建立新增生产能力的公司一起造成的。
这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该地区开始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0…1997年间，东亚地区占到全球新增投资的2/3 和世界GDP 总额的大约一半。它对美欧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重要。
以下的数据说明了投资的流入对该地区的重要性。到1996年末，该地区有3个国家位于外国私人资本净流入国的最前列。印尼得到第三大的份额（179 亿美元），马来西亚第四（160 亿美元），泰国是第六（147 亿美元）。
“奇迹”有两个基础条件：该地区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但是这些条件在1995年遭到反Plaza 协议（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被重新评价）的压制。东亚的经济体，由于其货币与美元直接挂钩，立即感到压力。他们又遇到1994年中国人民币的实际贬值，使得中国成为对海外资金和生产商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取消与美元的联系，将使出口变得便宜，但这不会是东亚虎的选择，因为这将使投资削减。该地区对投资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其货币相对美元的稳定。
到1996年，该地区的出口增长开始下降，债务问题加重。之后的1997年泰铢的贬值和泰国房地产繁荣的崩溃引发了危机。
从1994到1996年，四个受影响最大的国家的资本流入翻了一番还多，从400亿美元增加到930 亿美元。在1997年，却是120 美元的净流出。这1050亿美元的差额相当于受影响国家GDP 的10％。“1997…1998 年的危机……到2000年已给泰国、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的GDP 造成了10…20％的短期损失（假设他们保持1996…1997年度的增长速度）。长期损失将更大。此次亚洲危机比以前的金融危机更为深刻和严重。……据估计……亚洲危机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造成了1998…2000 年间全球产出2 万亿美元的削减，大约是全球GDP 的6％。 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危机。另据估计，亚洲危机造成了1000万人失业，大约有5000万亚洲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民主的全球化，Democratising Globalisation ， p。 31）
当亚洲危机爆发时，克林顿将其轻描淡写为“小故障”。然而不久之后，由于1998年8 月俄罗斯的债务拖欠和30亿美元的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崩溃，克林顿政府又将金融状况说成是战后最严峻的。
美国的衰退和资本的过度积聚
通过对LTCM的救援，美联储的干预避免了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1998年末由于利率的降低，美国金融泡沫进一步增大，直到于2000年4 月达到顶峰。一年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
此次衰退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同于其他战后历次危机的。他不是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相反，近期的总趋势是价格的低落（即使不是通货紧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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