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秘密(秘鲁)赫尔南多[1].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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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美国历史上遗漏的经验教切l
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决定通过把在大规模人口迁移中产生的各种受欢迎的规则纳人法律，使法律为大众服务。从新成长起来的美国的森林和田野上，由移民们制定的各种不合法的“法律”被纳人了法律全书― 我正是要关注这一变化，以此表明它对建立起有助于创造资本的所有权制度的重要性。．人口迁移
我们从第二章中看到，在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美国早期历史上，情况也是如此。从16 加年到1860 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即后来的美国）的移民人口从5 000 人左右发展到超过了3 000 万人。在这一时期形成三种趋势：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数量每20 年就增加1 倍）、人口向国家最早的边境及边境以外迁移以及工业化城镇的不断发展。④ 1830 年的时候，四分之一强的美国人口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仅仅20 年之后，这个数字差不多接近美国人口的50 ％。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州因此失去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根据一份资料，南北卡罗来纳州“由于人口迁移所失去的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两州通过人口自然增长所得到的人口数量，因此两州人口数量的增长差不多陷于停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两个州的许多村镇完全无人居住，房屋和谷仓开始腐烂，因为人们全都分散到各地去寻求更好的生活了。”⑤ 移民们经常发现自己和错综复杂的法律制度格格不人。在政府看来，大多数移民不过是公共领地上的“不合法居民”； 是“闯人者”。这些移民非常贫穷，无法在土地上合法定居，只得被迫在别的地方生活。因此，他们经常定居在最艰苦、最无法忍受的环境中。但他们充满了进取心，最终能克服极大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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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生存下来并获取成功。盐湖城就是由逃避残酷迫害的摩门教徒建立起来的― “一线文明紧紧地挨着山岭地区，另外三面则受到沙漠无情的威胁。”
比城市本身更让人震惊的是，自从布里格姆？ 扬（ Brigham Young ）带领一群被社会抛弃的可怜人来到日渐干涸的沙漠的旧沙床上开始，盐湖城不过才出现了134 年。当时，扬曾宣告：“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群人中肯定有人认为扬已经被2000 英里的艰难旅程折磨得精神失常了。然而，刚刚完成这一艰苦之旅不到几个小时，摩门教的教徒们就开始在从沃萨奇岭流出的小河边上开凿沟渠，把水引入周边的沙漠，希望能把沙漠变成哺育他们的耕地… … 自在克里克城边挖出第一锨土的56 年之后，摩门教徒在若干个州内总共拥有600 万英亩水耕田或半水耕田。1902 年，美国政府在摩门教“法律”的指导下，以摩门教徒的经验为基础着手推行水耕田发展计划，并且大都由摩门教徒进行管理。⑥
正如盐湖城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移民们不仅仅改变了自然界的外观，而且还改变了社会制度和政治的全貌。像摩门教徒一样，其他移民组织也拿起铁锨，开创新的生活。有些人想定居，有些人只想作短暂的停留，还有些人则希望能快速地收获劳动成果。而对这些要求，移民们认识到规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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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对于在迥异的生活中维持秩序非常重要。不幸的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往往无法为他们提供多少相应的指导，或者相当不适用于他们面临的现实状况。移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英美两国的法律传统和他们自己的常识融会在一起，开始制定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 特别是有关所有权问题的“法律”。结果就出现了两种法律和经济制度中的“既定所有权的大集合’，⑦ ― 其中一种制度是编纂起来写在法令全书里，另一种制度则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因此，在美国的双重法律和经济制度下，大多数财产所有权和所有权协定开始由不合法的“法律”所决定。
新生的美国人在18 、19 世纪时期的迁移己经导致了所有权法律的革命。在我们看来，这场变革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之处是，在这一时期，移民们不受法律支配的所有权协定不断发展，成为对美国羽翼未丰的法律制度的主要挑战。
破坏法律
从1785 年到1890 年，美国国会粗浅地根据杰斐逊主义者“主权在民”的理想，通过了500 多个不同的土地法案。然而，与这些法案相关的复杂手续经常会阻碍这一理想的实现。个别州甚至制定出它们自己的关于所有权和土地分配的规章制度，极大程度地帮助和保护了有财产的特权人士，结果使形势更加混乱。美国此时的所有权制度非常呆板，法律条文烦琐、过时，变成了移民们保护和稳定其财产所有权的主要绊脚石；这些移民于是脱离官方的法律制度，成为“不受法律管辖的不合法居民”。
此外，美国所渭的处女地“并非无人居住，而是被人合法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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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据着。重新分配这些土地需要废除印第安人的领土要求并赶走印第安人― 这个过程并不简单”⑧ 。当地的“居民本身并不是惟一的复杂因素；美国在获得原先属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土地之后，那些早先时候根据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而提出的土地权利要求加剧了法律上的混乱状况”⑨ 。美国的所有权政策也“受到了早期被派来执行这些政策的‘劣等政客’的严重阻碍。他们无能、迟钝、贪污腐败，疏于公共事务，忙着从事土地、铁路和城镇地块的投机买卖，中饱私囊”⑩ 。然而，贪污腐败和无能并非只限于政客。在整个19 世纪，“到处都有人蔑视法律，密谋策划，雇佣他人对公共领地提出所有权要求，然后为被雇人员提供用于在土地拍卖之后购买土地所有权的土地证书。这些被雇佣的傀儡随意地发伪誓，并签署声明说他并不代表任何人，只是想获得土地供他个人使用。”⑧ 其后果毫不令人惊讶：所有权法案的执行在美国引发了大量纠纷― “这是杰斐逊主义者的理想中所没预见到的。”⑩ 美国所有权制度的问题甚至惹恼了国家的最高法律部门。19 世纪20 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 斯托里（Sto 州）写道：“也许还要过很多年，由所有权法案引起的诉讼才会结束… … 因为这种法案永远不为人所熟悉。它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方言’，就像某些外国法学一样还有待探索和研究。”⑩ 斯托里大法官的言词之中不乏嘲讽；他也承认，美国“不是一个古老的保守社会，而是一个法律范畴内的新国家”妙。
焚烧乔治？ 华盛顿的农场
早在政府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之前，移民们就在边疆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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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开垦土地、建造房屋、转让土地和建立信用。然而，当局始终认为，尽管这些移民们有进取心，但他们正在公然违背法律。政府于是开始采取行动．把越境的不合法居民从公共和私有土地上驱逐出去。可以想见，这就掀起了一股对法律制度的仇视。
19 世纪初期，缅因州的一位律师评论说：“不合法居民的性格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对法律抱有激烈的、不可平息的仇恨。他们最不喜欢的县治安官及其官员注定会成为这股仇恨的受害者；死刑判决书和驱逐令也不会再让移民们感到害怕。他们宣称，律师这一职业必须取消，法律必须被根除，而他们的办公室则应该被烧成灰。”⑥ 此外，不合法居民的不满决非孤立无助或者仅仅局限于边疆地区，他们的怒火甚至成胁到了“国父”，即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当乔治？ 华盛顿试图把不合法居民从他在弗吉尼亚的农场上赶走的时候，他的律师警告说：“如果他胜诉，移民们可能会烧掉他的谷仓和篱笆。”⑩
不过，尽管移民们非常贫穷而且仇视政府，但他们大体上还是平和的。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不合法居民（和其他美国公民一样）具有高尚的品德… … 他们只是受到了植根于人民主权论中的、强烈的自然法权观念的激励”⑥ 。他们也渴望拥有法律和秩序。约翰？ 菲利普？ 里德（John Phillin Reid ）指出，移民们在穿越美洲大陆时，“丝毫没想到用暴力或者偷窃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他们有些人用长蛆的死牛肉作食物，而他们本可以射杀周围随处可见的健康牲口… … 如果他们乞讨不到食物，他们就去借；如果借不到，他们就依靠自己的信用。”⑩
所以说，人们对“蛮荒西部”的普遍看法并非总是像传说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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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样野蛮。相反，移民们受到了为财产增加价值的能力的影响，认为法律应当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认为他们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使他们的权利要求具有了合法性。于是，他们“坚持认为，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什么正式的书面所有权文件或是随意划定的边界线，才为土地带来了价值和建立起固定的所有权”。。许多移民‘？ 假定某些法律原则是不可更改的；只有当法律和他们的权利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们才对当局发起挑战”匆。因此，他们团结起来维护他们关于土地的不合法协定― 他们生活在这片上地上，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才使土地的价值得以提高。
众多的不合法管辖权限
保护不合法居民的财产所有权的组织不断增多。单单在加利福尼亚，在1849 年发现黄金之后的几年里，“就出现了800 多个分离的、非正式‘司法’管辖区，每个管辖区都有自己的章程’吻。早在18 世纪中期的佛蒙特州，一群群不合法居民用下列方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城镇：“几个相互独立的不合法居民占据一块土地，建造小屋。后来，当集合起足够多的人数时― 通常大约30 人左右― 他们就会把一份宪章送到纽约，要求承认这片土地归他们所有；他们的请求通常会被批准。”。
移民们会形成共识来保护他们对土地所提出的权利要求，结果“在移民中间形成了根据共同的认可和共同的需要而产生的习惯法”。。当时有人强调说，“这些组织是人们在互相帮助中形成的，用以互相支持和保护对方所要求的权利… … 尽管这种‘权利要求法案’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也不是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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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令全书，但它确实是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源于人们自己，由人们自己制定；它的命令同时也具有强制性。”。不合法居民们似乎并不想彻底更换现行的法律制度。他们的不合法协定主要用做向尊重法律的方向发展的道路上的临时过渡。某一定居者组织的章程清楚地表明，“组织起来的居民们相信政府会采取措施保障他们的权利要求；因此，居民组织仅仅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⑥ 。在建立这些临时性组织，从组织之外的人手中获取、扩展和保护他们非正式的所有权的过程中，居民们认识到了建立不合法协定的必要性，以此使他们希望获得的正式权利在文字上具体化。
和“渴望得到土地的人”和平相处
在美国，从凌驾于法律之上到尊重法律的转变并非总是有意识地实现的。综观18 、19 世纪，美国的律师、法官和议员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所有权的概念正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位评论家指出，律师和法官们“没能跳出应用法律政策的具体事务；他们也没有努力去检查和重新定义政策本身”⑧ 。同样，在政治家中间，也没有“在全国范围或州范围内，最小限度地对政策有重点地进行连续的公开反省… … 国家针对本质上属于公众所担心的事务而制定的决策分散在众多的市场决策中。这种现象出现得相当早，也非常全面，甚至没有一家公共机构曾试图从总体上对其进行考虑”。。国会也不急于修订或重新制定已经批准生效的复杂的公共土地法案。
不过，确实有个别政治家从各方面对移民们的不合法协定作出了反应。可以想见，有些人只是简单地通过驱逐、烧毁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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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们的房屋、破坏他们开垦出来的土地，来打击移民们不合法的规章制度。但更多精明的政治家们懂得，“除非和这些决心得到土地的移民达成某种妥协，否则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大笔收人― 因为这些移民不可能被赶走。”⑥ 这些官员“对自己无力制止的许多行为采取默许或承认的态度”，。在有些情况下，政治家们最后还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对土地进行系统化的管理”，政府需要“采取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例如减免部分居民的债务和平息各式各样的疆域上的土地所有权纠纷”④ 。
通过这些措施，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已经迈出了把移民们的不合法所有权纳人正规的政策和法律的第一步。因此，把所有权授予正在积累资产的移民，就是承认他们在上地上所付出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模模糊糊地开始意识到根据所有权创造剩余价值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不合法所有权的拥有者开始以各种方式推动法律变革和司法创新。这场转变非常重要。更有意义的是，这一转变产生于社会的最底层。
是不法行为，还是法律制度上的冲突？
在18 、19 世纪，成千上万美国人在正规法律的范围之外开展经营。但是，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疑问：“在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不法行为的现象中，有多少行为真正代表了本质上无法互相调和的法律原则之间的冲突？' ； ＠因此，部分人所说的“不法行为”也许只是社会底层的“立法”和社会高层的立法之间的抵触。社会底层的人根本不是罪犯；他们组织社区、建立学校、修建房屋、销售土地。最重要的是，移民们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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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效、过时的正规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使之更具灵活性，更加适应于当地的现实状况”。。他们对法律的“修改”变成了国家事务；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只是因为他们在面对国家制定的所有权法律的时候，采取了反对的态度”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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