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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39部分

小说: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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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教士也就要努力使自己逐渐去过一种劳动的、不是自私的生活;许多人将用他们的双手的劳动来挣他们的生活,并且从这里面得到愉快,而每逢星期日的时候就对集合起来的人民进行讲道;这在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中是很可能的事,因为那时候人人都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和资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以便向一切宗教派别灌输宽容和和睦精神;即使最顽固、最迷信的愚人,也会由此而逐渐地得到理解和醒悟的。    
  如果我们的僧侣教士不能不每星期或是每个月到农民家里去一次,去向他们挨家挨户地索取他的薪俸的一部分,不久也就会丧失了他那道貌岸然的假面具的,人们不久也就会明白,这种僧侣的职务原来是每个受过教育的农民都能担任的,如果他有这个时间和兴趣的话。并且这也不是什么少有罕见的事。    
  为了促使各教派的合一,人们必须不绝对地支持任何一个教派,也不特别地攻击任何一个教派;因为每一个教派都是有它的缺点的。即使它们不能合一,也无关紧要;甚至我认为,它们是永远不会合一的。将来永远继续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存在,并且这也很好,因为这可以有一种调剂,这是一种在社会上可以允许存在的色调上的变化。只是人们必须把个人的利益和它分开,必须不把任何思想,任何宗教当成是国家的思想,国家的宗教,这是因为在哲学和宗教的思想里永远会出现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一旦这一或那一宗教或哲学的思想篡窃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就会对于整体的和谐与自由不利。只有在它们是进步的思想的时候,种种不同的思想才能对整体的领导发生影响。但是为此,这些思想必须由进步人士承认为是有益的思想,并且经过考验证明这些思想和理想是能实现的,并且它们的实现对社会来说是一种福利。    
  只有进步才是人类主导的、不变的法则,其他一切法则都是从属于它、随着它而变化的,但是它们不能构成一个特别的法则;因为它们不是永久的、不变的东西。    
  因此在学校里也只应该一般地讲授宗教课程,使一切不同的宗教教派都能得到满足;在那里不容许特别高抬任何宗教。首先是儿童对这种宗派的杂货摊完全没有理解,并且对它感到反感,因为它是和纯粹的原则不相容的,其次,这种宗派杂货摊也对于整体的和谐有害,如果以任何片面的方式把它灌输给青年们的话。我可以以我自身为例说明这一点;这件事费了多少年的努力,才最后把种种愚蠢的和灌输进去的荒谬思想从脑子里驱除出去。所以一切改教的劝导,一切宗派事务都必须摒除于学校的大门之外,国家在学校里既不承认,也不提倡这些东西。谁要愿意进行改教劝导和宗派事务,他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向成年人去进行,因为成年人的理解力通过一种良好的教育已经成熟了。但是在儿童情形就不是这样;因此人们也就不应该用幻想的假象来刺激他们的幼弱的理解力。并且果真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有什么真东西、好东西的话,也只有成年人才能比儿童更好地来判断。    
  这些或是类似的一些措施,将可以在大约三年的期间内,不用什么残暴的强制手段,把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推行起来,并且可以防止发生任何倒退;因为差不多到那个时候,一切以前的私有财产的界限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并因而使得任何倒退都不可能了。    
  由于金钱制度失去了价值,因此财主们也就失去了纠合党羽的手段,不能再从事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则的活动了;此外,由于劳动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共有共享的集体,对于这个集体的关心爱护也跟着日益增加。此外由于各地普遍举行的四分之三居民的表决,在凡是有这样的多数存在的地方,共有共享的集体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分开的疆界、栅栏、篱笆、围墙、濠沟等等都将逐渐地消灭。同样通过上述的措施,个别分散的牲畜将合并成日益巨大的牧群,到牧草丰富的地区去放牧。巨大的、宽敞的畜厩将会盖起来,以代替那许许多多粗劣窄小的畜栏,并且储备,食粮、饮料都储藏在巨大的仓库和地窖里,从而任何人不可能再认得出他那从前的个别分散的私有财产来,即使在这个或那个城市里由于外来敌人的帮助,也许还可能有人进行某种反动的倒算。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从前的私有财产主说:“多少多少头牲畜是属于我的;我的田地曾扩展到这里或是那里”,其余的人就会反对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怕在恢复原状时会遭受损失。    
  人们再想一想,行政管理方面具有怎样强有力的手段,在凡是它认为必要的地方,就可以集合起四分之三的多数。那里缺乏这种多数,它只要把它的共有共享集体的分子迁几百或几千名到那里去,就可以确保这种多数,但是有钱人却不能这样办,因为这要化费他们太大的牺牲。    
  此外,谁又强迫行政管理方面必须接受这种四分之三的多数呢?它根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绝对的多数来完成它的工作。我想人们不会提出反对说,不是一切人都有能力,能对他们的物质需要作出决定的。每个人当然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无需什么精神和教育的准备。    
  如果今天就能让大家来对共有共享的制度进行投票表决,虽然在群众中还存在着许多成见和误解,但是一个压倒的多数是根本无可怀疑的;问题只在于,怎样来编制和拟定这样一个建议。    
  因为战争是过渡时期的一件不可避免的恶事,因为,为了制止战争,目前还没有比战争更有力的其他手段,因此就有必要尽可能最有效地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如果他们敢于挑起战争的话。因此在任何要实行的改革中不得丝毫削弱对付这种恶事的力量,只要我们还不能不用它来作为一种以毒攻毒的手段。    
  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中纪律必须保持,同样,在凡是战争蔓延的地方,一部分旧的法律必须继续保持。    
  一切凡是不加入新的、没有法律的社会制度的个人,都按照旧制度的法律加以管理。    
  那些自愿加入新制度,但是由于对在旧社会里习惯了的欲望的不克制而对新制度有害的人,在过渡时期将由卫生委员会把他们送往战区,并置于战时法律的管制之下。    
  以上这些措施的作用在于,它们能把战争这件恶事有效地用作为反对战争、反对那旧日的所谓社会秩序的以毒攻毒的手段。    
  如果一旦我们能得到一些掌握某一个政府政权的人物,这些人愿意实现我们的原则,那末我们就可以没有流血的革命而赢得我们这一局。那时候谁对新事物新秩序感到不满,可以带着他的财神卷起铺盖走,并且可以感谢上帝,那被激怒的一代不会对他行使报复。当然,再让他们去盗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了。人们允许他们丰衣足食直到死,这已经是太宽大了。    
  但是我们将怎样才能得到一个这样的行政管理呢?    
  看来很可能要通过欧洲最近和最大的革命运动之一。    
  让我们充满信心地等待着那最后一次的风暴!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我们失败了,那就让我们采取我们的最后手段!    
  人一般地都喜欢变化、运动、进步;没有比一种强加于他的、永恒的、单调无味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更使他不能忍受的了;这种东西他总是力图用全力去反抗它。因此也就永远要有革命,或者是通过暴力,或者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者是同时通过两者而去掀起这种革命。目前,刀剑还没有完全让位于笔墨;但是会有一个刀剑让位于笔墨的时代到来。那时候一次次的革命就不会再是流血的革命了。    
  现在我们是站在十字路口。我们所应该去期待的那些革命是属于一种混合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一起来发动这些革命。不论是物质和精神的力量都只有通过那些激起这些力量的利益才能起作用;正因为这样,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前途抱有最大的希望:因为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的原则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好处和更大的利益了。    
  但是,现在一切革命者都在努力认真地研究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我们才能够成功地争取人民群众来拥护这一或那一种方案?    
  而如果我们坚强地、勇敢地利用一切机会来为我们的原则工作,最后将会表明,未来的革命者除了我们的旗帜以外不可能成功地升起任何其他的旗帜;那时候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将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战,直到它的胜利实现为止。    
  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要争取永远保持对我们的原则的旺盛热情;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产生的。我们要大声地、公开地讨论、宣扬这个原则,并且不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这样做,不论是粗俗的蠢汉或是盘踞在高位上的暴君都不得阻拦;那时候,这个原则的实现的时机就不会很远了。41)    
  有些庸俗政治家认为,人们必须首先争取一种他们称之为共和国的不平等的状态,人们必须首先进行一种政治革命,也就是说,必须在政府里换一批人,必须为了学识和金钱特权阶级的利益去推翻君主和贵族们。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作一次牺牲,那就最好是为了那既对于我们也对于社会最必要的东西而牺牲。我们,人民,既然反正不得不自己去动手收拾一切,那又何必要在别人手里去帮着干呢?这些人如果一旦得到了他们所想望的东西,他们就会和今天那些野兽一样,当着掠获物而对我们呲牙裂嘴的。我们是不把任何党派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割裂开来的;但是谁不要全体的利益,谁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全体而去要求的,谁就不会得到我们的支持。现在,那些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也对现存的秩序不满;因此我们要小心,只要我们还有理由不满足,就不要去帮他们满足。不满足的人数量愈大,影响愈广,一种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运动的成功的希望也愈大。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要比进行一次社会革命难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特别是只有通过那种在一转瞬间人们就能为那人数最多和最穷困的阶级提供的物质利益,才能拭去那些宗教分歧的成见和那在德国各族人民间至今起着很大影响的相互敌视。任何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那些政治家们所谋求的德国的统一,只有通过一次社会革命才最有可能。    
  今天的德国农民不是那么容易用空话鼓动得起来的。他可以为了一截烤香肠,如果他真需要的话,和为了他的君主和那共和国一样地牺牲。他恐怕还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哩!但是如果我对他说:“将来你应该生活得象你那上级一样好”,并且如果他看到事情也真是这样,总而言之,如果他看明白了,这是关系到他本身利益的事,那时候他就可以被争取到这个运动一边来了。    
  我们单凭着利益就能争取到人民大众;如果我们要等待到一切人都被宣传教育得明明白白了,就象人们一般所借口推衍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说完全取消和放弃这件事:因为永远不会有一天一个民族会全部都达到同等的启明程度,尤其是当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不平等和个人利益的斗争的时候。首先这些个人利益必须融化在普遍、一般的利益之中,然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普遍的启明。只要受教育、受启发的条件(没有挂虑,生活得以维持,时间,机会)还不平等的时候,全体的一般的启明也就不会可能。    
  现存事物的倾复也很可能通过一个君主来进行。当然这是一件很可怀疑、但也决非不可能的事。这个君主可以不论是来自那里,来自皇家的宝座,也可以来自小民的茅舍;如果他连同他的皇冕和王笏一起把利己主义的偏见和特殊利益都一齐抛掷到垃圾堆里去,这个英勇的斗士,直到社会完善地组织起来以前,就是一个应该受到我们欢迎的独裁者。    
  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覆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情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特别是我向来不惯于假装一种欺骗人的看法。但是现存的一切未来就自身孕育着革命的胚胎和养份;那旧制度本来就是在革命和战争中生存活动的。并不是我们的原则,而是那现存的事物,它造成和促进了混乱。我们只是要在这种混乱本身已经为一种暴力的倾复酝酿和准备了条件的时候,利用它来结束这种事物的状态。现在,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天下太平”的时候,目前的社会状况所表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图景已经无非是混乱、仇恨、革命和战争。现有的那些常备军,兵工厂,大量积储的战争物资,警察条律,法律,刑罚,大量的犯罪,挤满了囚犯的监狱,难道这一切不都是表示和证明了战争、革命和混乱吗?无论如何它们总不是证明太平。造成这一切恐怖和残酷的难道是我们吗?这些恐怖的残酷的东西在我们的原则传播之前不是久已存在了的吗?它们不是几乎永远被用来镇压任何不属于当权者的意见的吗?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竟预见不到会暴发一种暴力性的灾难,那才是奇怪呢。而如果我们,在这种灾难暴发的时候,不去努力把它引导到一个对于全体的福利有益的方向去,那就是一种在我们方面的失职了。    
  但是如果我们坦白地表明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毫不掩饰事情的实质,人们就能把我们说成是一种犯罪吗?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不都是为了一切人,不论穷人和富人,不论友人和敌人,毫无差别地要求的吗?    
  如果我们强迫那些富人和有势力者也要让我们活下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的财富是靠着我们这些人的劳动得来的——,这难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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