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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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②魏特林把革命看作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行动，这种看法——不通过一个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有系统的思想上的准备——必然要导致领导者的侥幸选举和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对于领导者的作用的过高估计。魏特林虽然也曾预感到，群众的政治成熟性在革命的行动中将会飞跃地增长起来，但是他不肯完全依靠这一点。　　　　
　　①本书第268页。　　　　
　　①本书第269页。　　　　
　　②同上注。　　　　
　　关于如何实行革命，他的许多见解是不一致的。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他把重点放在必须强力推翻统治阶级这一必要性上，但是他又不排斥革命也可以在和平的、渐进的道路上进行的可能性。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他写道：“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许会这样不同地说：我们的原则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渐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现。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现，唯有铲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①。接下去又说：“如果说到善良的愿望，那末当然我也愿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静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②。最后他答复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敌对者说：“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复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实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③在这些地方他的意见不是模棱两可的，认为一个“在渐进的道路上”的革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并因此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对于这一点又疑惑不定：“革命是我们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④。他假想“和平的”解决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①，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强力的革命对于他来说始终是最后和最可靠的手段；整个他的这一本主要著作本身就证明了他的信念，他是怎样的不相信统治阶级的好意以及他又怎样为反对乌托邦主义者的这种学说而尖锐斗争。同时魏特林知道，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必需要有一个专政的时期，以便镇压和最终地粉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一个时期也可能要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性的争执。对于这个时代他要求严格的纪律，要求一部分旧日法律的继续有效（这些法律共产主义里将会失去它们的功能）以及全体人在军事上的准备。　　　　
　　①本书第260页。　　　　
　　②本书第270页。　　　　
　　③本书第282页。　　　　
　　④本书第260页。　　　　
　　①本书第272页。　　　　
　　魏特林的天才正在于这里，就是：他在比较地还不发展的社会关系里，并没有承袭什么前人的科学传统，而能对于劳动阶级解放的各种条件取得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卓越的见解。他已经在理论上预见了他那未来的、刚在形成中的阶级的解放。魏特林把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道路教导给无产阶级，他还教导无产阶级，唯有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魏特林的许多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偶然的，并且不只是受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成熟的限制。他缺乏工人阶级在1848年以前几年间的斗争中的国际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予以总结了，也缺乏两个革命年代的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后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理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出版，魏特林的革命活动达到了顶点。1843年他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各地方政府日益采取更强烈的压迫手段，驱逐他和他的合作者出境，以及阴谋破坏他的杂志的印刷和出版。法国和德国方面的《年轻一代》的递寄也几乎完全断绝。但是主要的是，当时在瑞士根本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①。加以手艺工人中间的频繁的流动性也阻碍了一个稳固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只是在现代的工业企业里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食堂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消遣的场所，花费了许多钱而没有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最后在许多协会里没有能消除资产阶级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这种运动日益强烈地倾向于青年黑格尔哲学，并且日益获得更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促使魏特林日益退缩。　　　　
　　①恩格斯曾经写道：“同盟的成员们虽然一般说来是些工人，但他们实际上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当时剥削他们的人，甚至在世界各巨大都市里也多半只是小行东。甚至在大规模的裁缝业中，甚至在由于裁缝手艺业变成替大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后形成的现今所谓成衣工业中的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出来”。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瑞士。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但是我们在1843年的上半年，还可以看到许多文件，主要是他在《年轻一代》上的文章，这些文件证明了他超出于资产阶级反对派之上，以及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对维尔特的斗争。　　　　
　　在这期间，魏特林把他的编辑部从威维迁往洛桑，但是他还存着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可能更好地进行宣传鼓动，想迁到苏黎世去。1843年5月初，他到了苏黎世，并且把他的第三部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交给印刷者赫斯去排印。他是那样的未加审慎，在该书出版之前，先印发了预定广告。在广告上说“这本书里有一百多处圣经的引文可以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最勇敢的结论完全和基督学说的精神一致。”①此外在广告单上包括有许多章节的篇目（例如“耶稣教导废除私有财产”，“耶稣教导废除金钱”，“耶稣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和罪人的交往”，“耶稣绝不尊重私有财产”，等等）。这种广告落到苏黎世的教士手里，他们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现在瑞士的资产阶级得到了久已盼望的机会，对魏特林并同时对苏黎世的激进派（弗吕贝尔和福伦）放手进攻。6月9日夜里，他和其他一个苏黎世协会的会员被捕，经过审讯——除魏特林外——又被释放。在印刷人赫斯那里排好的版，已经印出的书页和存放的原稿都被没收。①检察机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臭名昭著的国务参议官布伦奇里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一份“呈送苏黎世政府”的报告，这份报告被立即公布，用最黑的颜色来涂抹污蔑共产主义者，并且孤立和打击激进派人士。但是就同盟方面来说，这份报告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作用。用这样一些空话象“无底的陷坑”，“共产主义的冷酷的、抽象的原则”，“贪婪的思想”，“世界历史上最可怕和最可恶的制度”或是“可怖的和不自然的结果”等等是吓不倒一个劳动者的，至多只能吓住一个胆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此外在这份报告里也包括了许多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们的通信和文章里节取来的长段引文，这真是同盟方面所求之不得的一种最好的宣传。莫泽斯·赫斯在一份讽刺呈文里感谢布伦奇里对于这桩好事所表现的功绩，驻巴黎的普鲁士公使不得不向柏林报告，由于布伦奇里的这份报告促成三百名德国手艺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在一本匿名的著作《关于瑞士的共产主义》里揭露了布伦奇里的阴谋②。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的拘禁和捏造的控告引起了群众的骚动，举行了示威，并且曾拟定了计划，要用强力去救出魏特林来。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28页。　　　　
　　①但是绝大部分原稿终于被挽救出来。德文第一版是由魏特林的朋友们于1845年以《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为题在伯尔尼出版的。第二版以《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为题和《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的第二版同在1846年出版。　　　　
　　②1843年6月13日以煽动暴乱、挑拨公愤和破坏宗教的罪名，提起公诉。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9页。　　　　
　　虽然因此同盟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开展，但是魏特林的第三部著作和他的那些仿效者们在同盟的领导上所产生的影响，却使运动停滞并且形成宗派。“尽管魏特林所著的《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但他那认定共产主义跟早期基督教相联系的说法，终究在瑞士使运动大部分起初落到阿尔勃莱希特一类蠢人手中，后来又落到库尔曼①一类自私自利的江湖骗子式的仙人手中了。”②　　　　
　　①关于阿尔勃莱希特，见本书第36页注①。库尔曼（贝克尔也受他的影响），生于霍尔斯坦，曾在海德堡读过书，1843年在美因兹地方以“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为题进行讲演，1844年到瑞士。他在各个协会里讲演，这些讲演1845年以《新世界，或论地球上的精神王国》为书名出版。他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主张一种通过说服的对现状的改革，并主张保存阶级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揭露了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先知。后来证明库尔曼是梅特涅的间谍，他对梅特涅设在美因兹的情报机关供给关于工人运动的情报。魏特林自己在1845年宣告反对库尔曼，并且斥责贝克尔和库尔曼的合作。（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3页）。关于库尔曼，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575—587页；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3—234页；恩格斯：《原始基督教史》第1卷，1894年《新时代》（见《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9—40页），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33年基尔版，第ⅩⅤ—ⅩⅤⅠⅠⅠ，75—79页。　　　　
　　②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4页。　　　　
　　关于《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这本书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相比是意味着一种退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一部著作在魏特林对于现有教会的态度和在他对于宗教的见解上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表白和说明。他仍然是教会组织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你们决不要相信教士，他警告劳动者说，“如果他指示你们要用顺受和厌弃来对待那在尘世上压迫你们的痛苦，要你们把满足需要和欲望的期待寄托在天上，……”①他揭露那种假装虔诚和伪善，把这些东西和劳动人民对于宗教的冷漠作了对化。“……那外表虔敬的伧夫，这时（在讲道的时候——导言作者）几乎不敢在讲台下稍微大声喘一口气，而疲乏的农民却鼾声大作”。②他看透了统治阶级故意把劳动阶级抑制在愚昧无知之中，因为劳动阶级“随着科学教育的扩展，……将会识破这种机诈的诳骗，这些一直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保障它对公共事务的统御和欺骗劳动阶级对它忍耐和服从”。③在魏特林在法庭上的第一次的辩护词里，他虽然申称，他是通过圣经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但是他解释说，“首先是通过法国哲学家……扫清了堆积在人类社会上的污垢”。④他对于宗教的见解曾受了近代圣经批判的影响，主要是受大卫·弗里德利希·施特劳斯的影响。在魏特林看来，耶稣是一个平常的木匠，他三十岁之后成为一个秘密同盟的一分子，研究这个同盟的学说，然后和同盟的其他分子一样共同传播这种学说。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彻底改造一切社会关系”，①也就是说是共产主义。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页及以下部分。　　　　
　　②同上书，第8页。　　　　
　　③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④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说》，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63页。后来魏特林从记忆中所追叙的辩护词里没有这一句。他是这样追述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这个通过宗教嘲弄者伏尔泰，否认上帝的神甫梅叶和自然哲学家卢梭的帮助而唤起的法国大革命，首先是这个从反基督教运动中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它迫使人类改善它的风俗道德……”。见魏特林：《法庭——五百天的经验》，1929年基尔版，第72页。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25页。　　　　
　　魏特林揭露了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滥加利用，同时他也知道，宗教作为现世生活的神化，作为对于一种幸福生活、一种“彼岸乐土”的追求和希望，在共产主义里是不会再起任何作用的。但是他仍然相信应该为宗教保留一个任务：在个人的苦闷、命运的打击或是遭受不幸时的安慰的任务。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宗教是并将继续是“在这种浩劫茫茫的生活的狂风暴雨中的一个太平锚，人类纵然达到了尘世幸福的最高程度，这个太平锚也是不可缺少的”。②所以他不肯和伏尔泰一样地攻击宗教——对于他来说，宗教现在是推翻旧社会的工具，以后是在万一不幸的场合中的一个“太平锚”——而是相反地援引卡尔斯塔德、托马斯·闵采尔和拉梅耐作为根据，后者据说曾证明了，一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