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亚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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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刘向父子辈之把自然界各种特异现象拿来作出附会政治的解释，无非是想藉此补充当时三纲五常教义尚未深入化和普遍化的缺点。
东汉末叶，道教曾经一度成为愚夫愚妇信仰的目标， 但张角、张宝一流黄巾所宣传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一类谶语，显然和刘向辈所藉以愚弄小民的谶纬说教，保有极密切的脉络。同一被愚弄得糊里糊涂的小民，要叫他们相信“苍天”，就没有法子禁止他们不相信“黄天”；这种辩证关系，聪明睿智的大儒们也许还是不曾想得透彻的。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盛行，当时儒家纲常教义，虽已成为一般人民精神生活中之重要因素，但儒家对于此种可藉以助成治化的思想工具，当然不会漠不关心。于是，心性之学特别昌明于宋、元、明诸代，朱、程、陆、王分立门户，道问学，尊德性，由无极而太极，由寡欲而无欲，禅意盎然，然任谁都未忘记援引经典，以明其说之有据。
降及清代，儒家研究重心，渐由理性玄谈，而转变到要求真凭实证的考据。此在研究的某一方面讲，或为一种进步，但就政治立场言，其离隔现实，钻入“国故”牛角尖中，使人忘怀异族统治，殆与玄谈太极，求致良知，有异曲同工之雅。
四
要之，儒家学说之历史的变化，殆皆如所谓“以夏变夷，而非变于夷”，以孔孟教义吸收名法、谶纬、道佛，直至輓近，又还锲而不舍提出“中学为体”的主张，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专制官僚统治一日没有根本变革，儒家的天道观念、大一统主义、纲常教义便一日要成为配合那种统治的支配意识形态；另方面又因为专制官僚的封建体制，比之过去贵族封建社会秩序，毕竟有了更大的变异性、流动性，单是那种支配的意识形态，难免形格势禁，在统治上不易收到运用自如的效果，于是，每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以孔变刑名，变谶纬，变道佛，以扩大其精神支配影响。但无论如何变法，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始终没有受到动摇，而在异族入主中华的场合，亦没有例外。所谓“二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二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李卓吾语）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自孔子学说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宗正统以后，在实质上，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特殊化或贵族化了。这一来，本来在一般人眼中看得有些迷糊的中国官僚社会阶级关系就似乎因此显出了一个明显的轮廓。
第七篇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
一
一般的讲，在欧洲的专制官僚社会，官僚是贵族的转化物，贵族愈来愈官僚化，而在中国专制官僚社会，只因为它在本质上不是由封建制向着资本制转化的过渡性质的东西，而根本就是又一形态的封建组织，故它的官僚，它的士族，愈来愈带有贵族的品质。
本来，一个封建社会的支配阶层，最后都是靠着对于农奴或农民的剩余劳动生产物或其价值物而生活，它用贵族或官僚的名义，享有那种劳动剩余，正如同其被支配者用农奴或农民的名义，提供那种劳动剩余，同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然而，官僚贵族化，相伴着，形式上自由的农民的农奴化，却对整个专制官僚统治，有着莫大的影响。
现在先来看这种变化所由发生的基本原因是怎样的？
贵族最基本的形造条件是世禄世官，就政治支配的关系来说，是“生成的”统治者。官僚立在政治支配地位，在最先，即以中国而论，在秦代乃至汉代前期，并不是“生成的”，而是依“以学干禄”或“学而优则仕”，或所谓“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做成的。“生成的”与“做成的”不同的分野，就是说后者不能靠血统、家世取得统治地位，而必须多少具备当时官制所需要的某种学识、能力或治绩。而所谓官僚的贵族化，乃表明官僚取得统治地位，即使没有完全把当时官制要求的诸般条件丢开，却至少在某种限度，反而借着其中的学识那一项条件的帮助，把“生成的”作用加大了；血统、家世、门弟愈来愈变得重要了。
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
我在这里得指出：在专制官僚统治下，作为官僚大头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开基者以外，通常是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而行使统治的。这种继统法，原是周代推行贵族政治时确定下来，以期确保王权而杜绝王位继承的争端的。到了秦及其以后的王朝，虽然所施行的是专制官僚政治，而贵族政治的继统法却依然照样保留着。于是，被我们理解为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同一血统的皇族，就无疑百分之百是属于上述“生成的”统治者群了。他们这种立在统治金字塔顶点的人物或族姓，既如此被先天地决定起来，在一切由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下，就无异成了一个拉着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贵族化的起点。于是，头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贵族化呈现为下列过程：
第一，皇家和皇族虽然自成一个特殊优越的体系，但他们究不能和一般人间隔离。而在“同姓不婚”的规制下，尤不能不有地位、家世、财产等方面都够和他们周旋的异姓强宗、巨族；名门来同他们这些“皇亲”结成“国戚”；而且，与他们结成了姻娅关系的，即使不是什么强宗、巨族也很快就会列在大贵族的阵营。其升官锡爵，全凭由此取得的贵族身分。例如汉高祖以亭长出身“贵为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贵”的亭长太大一家不旋踵间就布满朝廷要津，终于演出第一幕外戚之祸；而西汉因以结束的最后一幕外戚之祸，也是由王氏“五侯同日封”的大场面导来的。皇族拉着大官僚贵族化，大贵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贵族化，任何开明的专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
第二，王位继统法的推广，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为所谓宗统，更会加强上述的贵族化倾向。中国的宗法组织，原是创始于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溃，这组织理应发生动摇。但因宗法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君权不可分不可犯，就是父权夫权无限大，所以，崇尚儒术，主张纲常教义，便必然要求变相恢复或加强宗法组织。同时，中国专制官僚统治，又如我们前面所说，一直需要以族长制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组织作为其政治组织的补充，于是，具有浓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与专制官僚统治一同千古，而在宗法社会组织下，一个人的荣华富贵不仅被理解为“宗族交游光宠”，且确实要为宗族交游所共享共荣的。
第三，作为中国官僚社会选贤任能的“贤”“能”程度，一般是用士子对于孔家学说的修养或实践来测度的。孔家学说原本是被“载”在不易阅读、不易理解的“文”中，后来又分别为历代的儒家玄学化、礼学化。于是，它本身便成为非一般人所能接近的深奥东西，愈显得深奥，愈使人莫测高深，而对它有一知半解的学子或士大夫，就因此在一般下民的心目中，也相应显得高超和优异。结局，作为取士、评骘人才，乃至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官僚政治理想的所谓学问或知识，竟反而变为造出特殊身分的武器。这知识的封锁，同以上所述诸原因连同作用起来，就相当补强了官僚贵族化在经济上的比较薄弱的条件。
第四，我们已知道，贵族有贵族的经济基础，官僚贵族化如其同时没有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那就不论帝王或皇族怎样经常需要一批与他们够格周旋的人，怎样加强宗法组织，乃至怎样厉行知识的封锁，他的贵族身分终究是不易形成，不易固着起来的。幸而，事物本身总像在为自己作着种种配合的安排。秦汉乃至以后的历代王朝，迄未忘记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赐封其亲故。除此之外，厚禄与高官总是相连的，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汉高祖对“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所表示的优容安慰心情；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的深谋远虑打算，皆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结局，做官总有机会发财，有官斯有财，有财斯有土，有土斯有社会势力和身分，而这又反过来变成为知识独占的前提。
然而，所有上述诸点，统只可理解为中国型官僚可能贵族化，可能形成门阀的基因，而其在现实上的作用，则还有待于下述诸种事态的诱发。
二
大约从汉末历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之初叶，中国典型的专制官僚统治，发生了种种变态，照应着当时封建局面的离心化，官僚贵族化的色彩愈变愈加浓厚了。古代初期封建制度下的世卿世禄在名义上虽不曾恢复过来，而其代替物的门阀，却正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门阀究竟在如何表演着贵族的场面呢？方壮猷先生曾对此有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然而，门阀的地位是积极养成的。中国专制官僚制的封建主义的特质，既然具有我们前节所述的那些促成官僚贵族化的可能条件或因素，它一遇到其他更有利的形势，就会很自然地向着门阀的途径发展。
首先我们得指出，任何一种固定的等级的身分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两汉前后统治四百年，虽中经王莽的篡乱，但很快就中兴起来。同一王朝统治如此之久，其间又有相当长期的承平安定局面，在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皇族，固不必说，即在中上级的官僚们，都无形会由生活习惯、累世从政经验，乃至相伴而生的资产积累等方面，产生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和阶级意识。而他们藉以干禄经世的儒家学说，更无疑要大大助长那种优越阶级意识的养成。他们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他们享受高爵厚禄，做官发财，在本乡多购买土地，退休后就成了地方的豪绅，死后留给子孙福禄。他们创造了一种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够得上这水准方能成为一个世家。既是世家，子孙便该世世做官，宗族便该代代显赫，同宗同族便该团结互助，提携乡党后进，在本地成为一个名族或郡望。他们阐发并实行儒家的宗族道德观念。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封建时代的贵族阶级，所以借来很多古代的宗法观念、礼仪习俗放在自己生活里面。这样到了汉末，名门世家的宗族团结及强烈的宗族观念便养成了。”（孙毓棠：《汉末魏晋时代社会经济的大动荡》，《人文科学学报》，第一卷，第二期）然而，所谓贵族化的官僚或变相贵族的门阀在社会的意义上，是从他们对于被其统治的农民大众所表现的特别优越关系显出来的。他们逐渐的贵族化，必然要与其对极的农民的农奴化，相辅而行。
其次，我们得考察到当时农民地位的变化。中国西周贵族政治下的农奴，到战国之世，就由种种“复其身”的方式转变为在形式上有相当自由的农民了。可是农民的那种自由，是就他们不再隶属于个别贵族讲的，事实上，他们对于整个支配阶级或地主阶级的隶属，却并不曾因此变得轻松。比如，在专制官僚社会被宣扬为德政的轻租税的措施，往往是更有利于官僚地主，而更不利于直接生产者农民的。王莽曾针对西汉的轻税政策指出其中的症结：“汉氏减轻田税，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汉书》王莽传）这是说，地主向政府纳税，三十只出其一，而直接生产者向地主纳租，却须十出其五。不仅如此，官僚政府的开支，是会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官僚排场的增华而愈益加多的。结局，轻税的狡猾伎俩，就由最不平等的人头税——算赋及最苛重的徭役（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每年须提供一月无偿劳动，并须戍边境三日，不提供此等劳役，即以货币代，名为更赋）完全暴露出来。这就是马端临所谓“汉代对于人丁，不但税之，且又役之”，而况“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夕改。”（晁错语）无怪在此种统治方式下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以饥饿自卖”，并“嫁妻卖子”了。然则我们御用史家们吹嘘的“汉唐盛世”，应当不是指着这些在他们看为污浊寒酸的光景，而是就其对极的“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奴婢千群”（见《后汉书》仲长统传）的阔绰场面说的
这里得再指述到使农民农奴化的另一大事件。在分离的封建局面下，商业资本的活动，是要遭受严厉限制的，而在集权的封建局面下，集权政治在交通、货币、税制统一上的诸般努力，都大有助于商业的发展。农业劳动剩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