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顾炎武(清)-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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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啖。”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後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赋。”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後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る《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抒、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る《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
如杨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後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市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间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上，《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後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虬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惜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糖书》：郑馀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後生戒。”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奠可考矣。
何孟春《诗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未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後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後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後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
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书不当两序《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柱考序其後，职也。凡书亦犹是矣。且如国初时，府州县志书成，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则官于其府州县者也。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後为之。官于是者，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不让于乡矣。乡之先生，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官不敢作矣。义取于独断，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与官矣。凡此者，所谓职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别有发明，则为後序。亦有但纪岁月而无序者。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
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後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读此言，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为人立传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考。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大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负版，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负版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数十种，谓之别传，所以别于史家。
○志状不可妄作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後人，为史之本。史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谓是与？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必皆读父书；读父书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为人作志者，必一时文苑名士，乃不能详究，而曰：“子孙之状云尔，吾则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欲使籍谈、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嗟乎，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润笔《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王《野客丛书》曰：“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观陈皇後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後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
杜甫作《八哀诗》，李岂一篇曰：“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毯，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刘禹锡《祭韩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可谓发露真赃者矣。昔扬子云犹不肯受贾人之钱，载之《法言》，而杜乃谓之“义取”，则又不若唐寅之直以为利也。《戒庵漫笔》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
《新唐书·韦贯之传》言：“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今之卖文为活者可以愧矣。
《司空图传》言：“隐居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既不有其赠，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于许衡，衡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观前代马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徐广为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陆游晚年再出，为韩诧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