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企鹅的请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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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教授在飞机上写了不少东西，显然已经疲惫不堪，这会儿要休息了。何教授不想动电脑，只在硬皮笔记本上写。邵滨鸿几个月来推掉不少机会，一心守住去南极的承诺。行前三天，她有两天是在录影棚度过的，根本没有完全松弛地与儿子呆一个下午的机会。此刻她已靠在行李包上进入梦乡了。　　　
　　　　唐老鸭故作洒脱，说一直忙了几个月，最近挺不住了，今天的时间，就在机场上睡觉！可惜机场的椅子不合作，每个位子之间都有隔断，无法躺下，弄得他好可怜，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不断地变换姿势。最后，这个素来受不了过多约束的汉子，索性就躺在地毯上睡去，图了个痛快。开始他枕的是葛教授的箱子，后来大概是箱子太高，便枕自己的手臂，后来手臂酸了，他便直接把脸贴在地毯上。这一切都是在睡梦中进行的。第二天晨起，我描绘了这一切，他听得津津有味，自己评点说：〃一开始还要面子，后来干脆连面子也不要了，直接贴地了——亲吻戴高乐呢！〃他睡的时候，我先是坐在一边看守着，不让有人来拍照影响他休息，最后自己顶不住了，也昏昏沉沉地屈在椅子上睡去，一副对委屈处之泰然的模样。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夜无眠的战友扫入镜头，我们的〃丑态〃，成了他缓解疲劳的灵丹妙药，我们从镜头中可以感受到这位战友无数次乐不可支的笑。　　　
　　　
　　　　漫长的飞翔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6点，我们踏上飞赴圣地亚哥的班机——法航〃416〃。我们要在这个航班上完成两段航程。一段是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飞圣地亚哥，途中仅停留一个多小时，总共要15个小时。　　　
　　　　坐上飞机，发现今天特别拥挤，座位全满不说，还全是体态庞大的老头老太。昨晚屈了一夜，背部旧疾复发，颈椎也不争气，浑身的不适，今天再这么挤，坐在机舱尾部又晃得厉害，我心里不禁有点慌起来——这未来的15个小时怎生了得。刚刚这么一想，就自责起来——要是乘船的话，这样的焦虑就不是15小时而是30天了，这么一想，心里便有了点轻松感。　　　
　　　　昨天乘坐法航〃129〃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次十分快乐的航空旅行。出发前，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名单中发现有一位女记者是这一天生日，我便提前买了贺卡，上机后几位学者分别签了字，准备送给这位记者。有人将此事告诉法航的一位〃空哥〃，那位〃空哥〃听了，二话没说，一步上前，弯腰就给了女记者一个吻。接着，考察队的葛教授代表我们送了贺卡。大家起哄说，不能连基本的礼仪也不讲吧！教授便以拥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祝愿。随着又指挥机舱里的乘客唱起生日歌来，一遍中文，一遍英文。教授的热情感染了大家，引来了一阵掌声。这时考察队王队长也来了，他代表全队向记者表示祝贺，并请来了机长。机长和司乘人员轮流上前道贺，法国人热情的吻使中国女记者满脸绯红。不一会儿，机长又送来生日蛋糕，送来香槟酒，整个机舱充满快乐的气氛。最后，机长邀请中国队选三名队员到驾驶舱去参观，队长选了我和国际台的一位记者陪寿星一同前往。在驾驶舱里，机长和驾驶长向我们介绍了本机的特点及飞行的状况，还向〃寿星〃赠送了一张飞行图和两面肩章。我平生第一次坐在飞机驾驶舱中，看密密麻麻的电子仪表，看机舱前方广阔无垠的云天。　　　
　　　　今天这趟行程，又将有什么奇特的经历呢？　　　
　　　　休息前，邵滨鸿说，南美洲的海上日出是一绝美的景致，千万不能错过。大约到了凌晨四点多，我从半睡半醒中起身如厕，发现天空已有暗红色的云彩，便拿出相机和小摄像机准备拍摄。近二十年来我两次在福建东山，一次在普陀山，两次在武夷山，一次在太湖，还有至少五六次在别的什么山或海上，企图亲眼看一看日出的胜景，但每次都没能看到。我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之后，几乎认定这看日出像是人们说的看佛光似的，是需要缘分的，而我就像一个背运的人，无缘于日出胜景，后来再到什么地方，提到日出，我便借口不去，免得因为我的背运而耽误别人看日出。但这次我却没能克制住，因为它被描绘得太美了，同时我也不用回避，这个机舱里的四百多人中，我只认得少数几个，而他们谁也没说要看日出。　　　
　　　　我守在机舱尾部的一个小窗口前，专注地向外张望，看着那片红慢慢变大。看来今天这太阳是出定了。我心中窃喜，正准备间，发现葛教授也来了。我看他也是全副武装，便让他靠着窗边。守了一会儿，看到红色的面积越来越大，教授盯得越来越认真，我便到机舱前头找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看天空的小窗，却发现有一个外国青年的脚架在窗边，让我无法凑近。我站了一儿，希望他自己早点清醒，早点觉悟，不料他却生命不息昏睡不止，我只好轻轻拍了拍他，在他刚刚睁眼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并举了举手中的机器。还好，他没有像旁边的那位青年那样不礼让，把脚移开了。就在这一小块地方上，我半屈着身子，以一种十分艰难的姿势守着，直到二十多分钟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而我已是汗水淋淋，镜头中的太阳出得影影绰绰，不知拍成什么样子。　　　
　　　　拍完日出后，我们兴奋了一阵子，准备再睡，反正行程太漫长。教授说，我们今天还可能看到安第斯山脉的雪峰。获得初胜的我们心中充满信心，决心要拍到雪峰真容。当地时间中午1时，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稍事停留，半个小时后继续飞行。离圣地亚哥大约二百多公里时，安第斯山脉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这时的飞行高度是七千多米，而该峰高达四千多米，距离不远，阳光又是那么灿烂，看起来十分清晰。这山脉从窄窄的南美大陆冲天而起，气势非凡，峰顶白雪皑皑，峰形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大家都掏出全部摄像家当，直欲把它变成永恒。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顺利抵达圣地亚哥。　　　
　　　
　　　　在圣地亚哥　　　
　　　
　　　　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北京时间是8日半夜11点，而圣地亚哥正值下午两点多，烈日当空，气温超过30度。我们虽然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减了一些衣服，将隆冬变成了深秋，快到智利时又在飞机上减了一次，使着装由深秋变成春夏之交，但下机时还是感到酷热难耐。我和葛教授、邵滨鸿一起，出关最顺利。赶到行李厅一看，输送带上已堆满了中国考察队的行李，多得都转不动了。我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物品，把贴有考察队标志的行李一一往下搬，这一来，内衣一下就湿透了。　　　
　　　　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在智利有一个办事处，负责人刘勇租了一辆大巴车来接我们。装车卸车时，队员们都抢着干，大厨老张在北京装车时闪了腰，这会儿还要抢着干活，被站长和队员们拦住，可他还是动不动就帮一把。唐老鸭虽然不那么奋勇向前，可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死活不让人帮他。我深知这家伙累不得，而他那套重武器已经很沉了，便把着他的手不放，争急了还拿粗话骂他。　　　
　　　　办事处是一幢两层的别墅式小楼，有大约十间房。队长让几位学者住双人间，一部分队员打地铺。大厨老张又是第一个举手，红着脸跟别人争地铺，急了还请林清医生帮忙，说闪了腰正好要睡硬板床。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曾五次去过南极，在国际上也是颇有声望。他一看周教授和何教授还拎着行李找房间，便悄悄地把自己的行李扛到一个大统间。学者们事后得知，觉得十分不安，都想把房间让回去。我把几位学者都安顿好后，在大统间找到最后的一个位子。　　　
　　　　当晚队长召开第一次会议。安排这几天采购、帮厨、清洁卫生及接受采访等工作，还宣布了纪律。我抢先承包了二楼男厕的清扫工作。　　　
　　　　这一夜才睡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四时多，微微的晨曦中，我醒了。闭着眼听，楼外相当安静，风儿抚摸窗门，发出轻轻的声响。依稀有鸟儿的鸣叫声传来，很快又随风逝去。偶有车辆驶过，留下一串嗡嗡的声音。这是在那儿呀？在乡下？乡下父母的家就是这么静，可那一串车辆驶过的声音，又分明是幼年第一次进城在外婆家住时听到过的。我慢慢睁开眼，看到了这屋里微弱光线中的一排床，这才想起这是在圣地亚哥。　　　
　　　　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清晨醒来后要重新入睡，显然不太容易。我悄悄地起床。在我们这支学者队伍中，大家除了分担少量公共事务外，有不少属于自己的时间，而记者也比较自由，惟独我相对忙碌些，事情多少不说，心总是要被事务性的工作牵扯去，不放弃写作的话，只有少休息了。我下到一楼，在厨房一角放好电脑，开始写下自己的感受。一个多小时后，陆续有人起来。　　　
　　　　早餐后刚要开始做事，邵滨鸿的朋友便开了两辆车来，说要领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先去看了圣母山的教堂，山顶的那座圣母像高耸入云，姿态优雅，神情慈爱，给人一种很神圣又很亲切的感觉。下了山我们直奔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瓦尔巴拉伊索，意思是〃通向天堂之门〃。那里有一座议会大厦，据说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对议员们的喋喋不休感到厌烦，便设法把议会迁到这座落后的可以〃通向天堂之门〃的小城，使议员们要为一次会跑半天，经常就懒得在会上多说了。出了城我们继续前行，大约走了近百公里后，到达著名的海滨小城威尼亚。这座小城景色十分优美，有〃滨海葡萄园〃之称。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地道的智利餐——烤肉，喝了〃威那〃、〃毕斯科索威〃等智利名酒，十分尽兴。然后再到海边，开始冲浪。葛教授反对下海，理由是水太凉，如果着凉了划不来。他说，要是在南极，豁出去病一次也值。周教授穿好了泳裤，但只在水浅处走走，嫌水凉。何教授倒是兴致很高，第一个下水。滨鸿主持节目时不失学者风范，端庄而带几分适度的深沉，其实生性十分活泼。这回一见大海，就兴奋得直蹦。大浪排山倒海，是我在各地泳场见过的最大海浪。我试着向外冲，但大浪总是把我往回卷，我多年的海泳经验，在这样的巨浪面前显得十分可笑，连紧巴巴的泳帽也被卷得不知所之，不一会儿竟出现在离我足有数十米远的邵滨鸿、何教授处。还是邵滨鸿眼疾手快，一下子把它抢在手中。　　　
　　　　今天最感痛苦的是我的昏昏欲睡。开始我还不好意思，使劲拧自己的腿，企图保持清醒，但徒劳无功。主人看出我的困境，十分善解人意地劝我睡，我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整天除吃饭和下车活动外，全在睡眠状态！　　　
　　　　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时差惹的祸！　　　
　　　
　　　　在地球最南端的小城　　　
　　　
　　　　12月11日一早，我们从圣地亚哥启程，开始了此行的第四次起飞。目标是智利南部的小城蓬塔阿雷纳斯。途中在一座小城停留，但没有下飞机。11时许，飞机抵达蓬塔阿雷纳斯。我们将从这里转乘美制军用大力神运输机前往南极。　　　
　　　　蓬塔阿雷纳斯可能是地球上最南端的一座城市。全市就一条主干道，由于就在海边，是智利海军的基地之一，所以有不少海军的机构。我们住在一家干净的小旅馆里。这是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中国考察队每年路过都住这里。几个队员对这座城市十分熟悉。　　　
　　　　印象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雕塑。从机场进市区，一路上雕塑不断。虽然车很快驶过，但大致可以看出，这些雕塑讲述的是这座城市的历史。　　　
　　　　在市区的中心有一座教堂，教堂前的广场上矗立着麦哲伦的铜像——这个世界著名的产铜大国，显然不会用别的材料为他塑像。1520年10月21日，麦哲伦带着他的船队绕过维尔京角，进入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28日，他们进入〃南海〃——因海域风平浪静而称之为〃太平洋〃。蓬塔阿雷纳斯便处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交界处。显然，这座城市是由麦哲伦〃发现〃的。这座雕像的位置足以表明，他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位不可替代的英雄，享有至高的荣誉。他是一个发现者，一个探险家，一个对未知充满好奇的人，一个敢于挑战成规、挑战世界的人。我对西方的殖民探险家——他们本人并不是殖民统治者——从来不曾厌恶，但也从来不崇拜。当我远涉万水千山来到这座城市之后，当我要在这儿告别人类大陆奔赴南极之时，我忽然就有了无数条向他们表达敬意的理由。我从各个角度摄下了他的形象，对我这个从山洼洼里出来而至今没有什么探险经历的人来说，仅仅是他的无畏就足以让我敬佩。　　　
　　　　我正在探险家的铜像下发着感慨，就见大厨老张拎着一袋东西匆匆走来。一问，原来他要到智利海军医院去看望医生和护士。前年，老张是第15次考察队的大厨，由于腮腺瘤突然〃茁壮成长〃，上上下下都替他担心。北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指示长城站尽快送他到智利海军医院治疗。他在这儿住了11天，国家为他花了好几万，切下来才知道是良性的。为了报答国家，他又一次申请到南极效力。得到批准后，他立即采买礼品，要来这儿看望医院的老朋友。他的故事我们在科学家孙立广先生写的《南极100天》里读到过。这几天见面后我们十分喜欢跟他聊天，便提出跟他一起去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老张比划了半天，却无法向警卫的士兵说明他是来干什么的，只是一个劲地让人家看他脖子上那道长达10公分的刀口。同行的邵滨鸿是访谈高手，这回却一心要看看打手势怎么交流，大概准备活学活用，将来访问非洲食人族、印第安原始部落或北极爱斯基摩人时派上用场，后来看到老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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