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作者:周汝昌-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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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我曾将这种认识标题为“三才主义”（见《中国文化》第8期）。
古人从“三才”的认识自然达到了下—步的紧跟着的认识，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必如此，方为能尽天之赋才。不然者，即非“顺性命”，而成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从这儿，就发生了人才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人类文化所不断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中华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视这一最大问题的学问。
经、史、子、集，统统是人才的思维言行的结晶纪录。虞书禹谟是如此，“太史公书”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欧、苏也是如此。以上明了之后，方可归题于小说这门学科。当然所谓小说，是指中华小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而言。
文学基本常识，西方对小说的定义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在我们，小说是史之支流，所谓稗史、野史、外史、异史、外传、别传……，都是此一观念的体现命名。“讲史”又是“说话（说书）”市井文娱中的首位分支专科。现存的历史类演义小说从“开辟”一直到清朝、民国的厉朝各代都齐全了还不算，别的小说也总要“挂靠”一个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连《金瓶梅》《西游记》，总无例外。不叫“史”就叫“传”，其名似异，其质一也（如《三国》最早刊本也叫“传”，《水浒》是“传”，“说岳”是“传”……“海上花”也是“列传”……）。
讲“史”毕竟为了何事？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兴衰治乱，温古鉴今；但略略追进一步再问兴衰治乱是因何招致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国安民的圣君贤相、文武良材——问题就立刻显明了：原来，讲史就是讲的人、人物、人才。此点最关紧要。
好的君相将帅，就是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没、屈抑、损害，则造成了乱世涂炭的时期。因此，讲史中尤为受欢迎的“讲三分”（三国故事），就是赞叹魏、蜀、吴三方的各自拥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这儿，就包括着他们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小说中的“后人有诗叹曰……”正是良证。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商隐）写下过儿童慕效三国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叹是：“管乐有才真不忝（指诸葛丞相），关张无命欲何如！”这就完全是他对人才的痛切的感叹。宋代大词人苏东坡（轼）则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东坡也记下过听说书的群儿向蜀反魏的表现，但他自己十分赞美的却是东吴的周郎，他那“羽扇纶巾”的儒将风度，他那“雄姿英发”。
这儿已经表明：打动诗人词人的，并不只是“倾向”于三国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才！而是那些人才的遭际与命运！
此义明了之后，才会懂得：为何《三国》故事之后，又出了同样为民众热情传述的水浒英雄的故事。
东坡是北宋人，时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国风流人物。而到元明之时，文家艺匠，便转而赞叹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龚圣作《赞》，陈老莲作画）。
什么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动斧”的武士？非也。英，是植物的最高结晶表象；雄，是动物的最高形质表象——两者合称一词，代表“地之才”的精华，而又借以赞美人才的出类拔萃者。“雄姿英发”，两个字已经分出同现了。“英才”“雄才”，也是中华汉语文中的常用的美称之词。
那么，《水浒》何以能与《三国》同列而媲美呢？它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
答曰：《三国》人才，不出帝王将相；而《水浒》作者＇注＇却不去再写那些人，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写一大群“强盗”——被人贱视、敌视、恶视的犯法犯罪之人！
那位作者认为：我要写他们，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坏人恶人贱人，相反，他们本是头等人才，即英雄人物，而他们遭到的不是展用施为，尽其才美，却是屈抑陷害，落得家破人亡，无立足境。
“逼上梁山”，这个成语，已经变为一个“典故”使用了。
所以《水浒》的主题仍然是人、人物、人才，不过加进来的是因时代、身份、环境等等原因而遭到了令人悲愤难平的命运播弄。这也就是昔人目之为“愤书”的真正义理。
此义明了之后，方能谈及理解《红楼梦》的这一重要课题（本文中，《红楼梦》一名只指曹雪芹原著）。
曹雪芹是怎么萌发要作此小说的意念的呢？因素动机，自然并非单一的（可参看拙著《曹雪芹新传》）；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是来自他对《水浒》的感受与触发。
当世研究者皆已看到，《红楼梦》之所以取一家族、家庭众多妇女为题材，是受《金瓶梅》的启迪，这原不错。但大家却仍未晓悟它受《水浒》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前者的启迪是“形式”方面为主，而后者的影响则是“精神”方面的居要。
雪芹之作小说，一贯的精神是“又继承又翻转”。对于《三国》《水浒》，他深识其写人才的主旨，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继承踵武；然而他的价值正在于绝不肯重复前人陈言旧套。他以为，无论帝王将相也好，还是草寇英豪也好，都可归于“须眉浊物”一类，亦即不出“一丘之貉”，是断不肯再写这种“浊”气满身的人物的了，他要“翻转”，大笔重彩地集中多态地去写历来为人忽视、歪曲、作践的女性人才——即脂粉英雄！
“脂粉英雄”，是个独创的文学语言，也是人的价值观的新奇表述方式。此语即见于芹书之第十一回，托言秦可卿临逝与熙凤梦中永诀谆嘱，其言曰：
“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
请看这是何等的一种心胸眼界！庸常之辈（包括男子），能见及此而道得出否？（凤姐本是全书中男女二主角中之女主角＇男为宝玉＇。雪芹全力写她的超众之才，但被程高的续本彻底歪曲了这个原为雪芹高度评价的人物。参看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下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中国小说专家浦安迪AndrewH。Plaks教授所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已有中译本问世），强调中国明清小说名著皆是文人手笔，已不同于市井瓦舍“评话”的质量风格——他在中文版上用华语自撰的弁言中称之为“文人小说”，原话是说：
“首先，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于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这‘文人小说’的概念。”
好一个“书香文化界”！我们中国学者似乎自己还不肯（不会）如此措辞宣义。雪芹确实当得起这个书香文化界作家的美称，这种人喜欢从中华汉字文化特点上运用“对仗”修辞美学手法，所以他是有意地要与《水浒》构成工致的对仗主题——
绿林好汉
红粉英雄
红粉即脂粉，“红粉佳人”原与“绿林好汉”对得更工，但雪芹对已有的“佳人才子”派小说在《石头记》开卷就表示了批评与不满，故此略将“红粉”变换了一下，并且另创了”脂粉英雄”一个绝妙崭新的、耀人眼目开人心胸的主题“宣言”。
何为脂粉英雄？今天的语言就说成是“女性人才”了，这很好懂。（当然，汉文上的风格情趣上的差别，就不暇在此细论了。）
因此，从芹书本身取证，也就不难理解，例如——
一，雪芹自言，那些亲见亲闻的闺友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一，他又托言自辩、那些“异样女子”是“小才微善”。
一，熙凤的册子判词是“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探春的册子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
所以他对妇女人才的感叹是：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无待繁辞，斯旨可晓，只要不受程高伪本“宝黛悲剧”假主题的欺骗，细读全书、即不难尽领雪芹之本怀了。
《水浒》写了多少人物？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
《红楼》写了多少女子？一百零八个脂粉英豪。此言何据？即在原书开头，大石的尺寸，高为十二丈，脂批双行注云：“照应十二钗。”又其“方经”为二十四丈见方，脂批又注：“照应副十二钗。”（一本作“总应”）。可知“副”是广义，包括副、又副、三副……而言。那么，24×4（边）＝96，是正钗以下诸层副钗的总数，因此——
12（正）＋96（副）＝108
即此已可确证：雪芹在原著卷末所列《情榜》，全部女子人名，正是一百零八个。
这又充分说明，我谓雪芹著书，是直接从《水浒》得其启示、联想、构思——“又继承，又翻转”，推进一步新思，创出一番新境。
这就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提出的崭新而正确的妇女观，女性人才颂歌与悼词。
既是颂歌，如何又是悼词？
君不见，（水浒）一百单八好汉，个个悲剧命运结局；《红楼》一百零八女子，也正是个个悲剧结局——雪芹谓之“薄命司”中“注定”者是也。
此又所谓：虽翻转，实继承。一部《红楼》正如《水浒》，写的乃是妇女人才的遭际命运，她们都是出色人才，面皆遭埋没、屈抑、陷害。
雪芹之书，以甄英莲（真应怜）为第一个出场女子，亦即为全书之“代表人物”，而他下了“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一句总括“考语”，在此脂砚立即批云：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才人！今又被作者＇雪芹＇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而同处还有几条脂批，一齐慨叹，至言“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我愿研读《红楼梦》的人，都能对此重新瞩目而集思。究竟雪芹著书，本旨何在？难道只是为了“哥妹爱情悲剧”？不禁为雪芹洒泪之书再三长叹。《易经》以乾坤作首，阴阳是脉，三才（也称“三极”）为纲。通观中华文化，从《周易》到芹书，正是一条形貌不同而神情通贯的人类高级神智灵慧的辉煌载记。
甲戌二月初二日写讫
探佚与打假
《太原日报》的《双塔》版，愿意将几千字的版面惠予学术讨论，而且范围包容了红学中的探佚学，我不知全国市级日报能够这么做的共有几家？令我心中充满了敬意。承安裴智同志的美意，要我参加争鸣，我真不应该辜负这个宝贵的版面而“交白卷”，于是挥汗命笔，贡我拙意——用雪芹的话，就是“试遣愚衷”了。
探佚是干什么？又为何而探佚？
探佚是寻真，寻真也是为了打假。
人们现下时兴“打假”这个措词，干脆利落，带劲又带味儿。人们都懂得假东西必须痛打——假名牌，假钞票，假药物，假珠宝……，连交警、军人都出来假的了，祸国殃民，不打怎么得了？！
可是，中华文化上第一流宝物《石头记》也有假，人们就不全是那么关心了，打不打似乎无关大局，小事一段，甚至有人不知辨假——更甚者宣称假的不假，就是“曹雪芹原著”，说将程高本120回“全本”割裂为前80回、后40回是“犯罪”！
这么一来，寻真揭假的探佚者，倒是反该痛打的了！你看，咱们中华文化领域上的事情，奇也不奇？怪不得脂砚斋早就批了：“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我想，那“三日”还不对，应改为“三年”或“三世纪”才是真情。探佚学，崭新的红学分支专科，近年建立起来了。有人不理解，有人反对，有人挖苦，以为这纯粹无中生有，不啻算命打卦。哪门新学问都是在“四面楚歌”声中生存而且发展的，探佚学也不例外。我为梁归智教授序《石头记探佚》时就预言，此学将是红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新学科。事实证明了那话不虚。短短的这十来年，探佚学已由各种形态而表现于文化学术的园地，已然不再是孤木不林、弧掌难鸣了。自然科学家、文艺创作家，也都“不请自来”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楚歌”能吓倒一种真实生命力的人文科学的生旺兴荣吗？看来吓不煞人。真有生命力的学问事业自有它逐步发展的规律。
规律往往不是直线，有起伏波澜，有曲折进退，有艰难险阻，但“总箭头”是指向前指向上的。探佚学起步不太久，成绩超过了原先的估量。但它远远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只是一种初级阶段。这就还是带着“开垦性”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大胆的尝试性工作。它要伐山开路，走出—条原来没有的坎坷之路径。
这一小批“伐山开路”工作队，阵容还很不强大，有点儿“尚不成军”。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并非“组织”“机构”，他们只能“各自为政”，自己凭着个人才华思力去摸索，更无什么经验、指导之类可资参助遵循。
这一形势明显得很，不必张皇夸大。正因如此，我对探佚学的“态度”就自然形成两个特点：一是鼓舞，二是宽容。
鼓舞，是双重义：我见了探佚性质的文章著述，我自己先受到了鼓舞，而我对那作者也给以鼓舞的表示。宽容，是力戒“求全责备”的想法，观其大略，有一可取，即原谅其细节上的不妥善。也就是说，不苛求于人，也绝不过早地泼人冷水。
这是何故？因为出一个肯来打假的学人，是太不容易也太不简单了，我不忍“伤”他——挫其锐气，败其兴致。
这是不是明知不然、故为“纵任”呢？也不一定。第一，自己所谓的“不然”，是自己的尺码量人，不宜对这尺码过于自是自信。第二，即使自家尺码有些准头，也要给学术交流考虑充分的对话气氛，只宜用委婉的方式轻轻“点”“照”，希望他能因而自悟自理，而无待掰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