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帝国在行动-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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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从宏观经济领域考察日本经济，就会有很大的片面性。日本经济模式真正的优势和特点在微观经济领域，要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来评价。GNP等于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一般表现为GNP大于GDP；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一般表现为GDP大于GNP。两者的差异，最终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生产要素不均衡下的财富转移。

“日本第一”并非言过其实。在日本GDP低迷的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是指包括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日本海外所得的国民总收入（GNI）的人均水平，相当于人均GNP。此时，日本财团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其实质是不断强化对全球微观经济的控制。

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日本《呼声》月刊（2004年5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说，“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文章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其实早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界（主要指财团）就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制造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的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全球产业链上。如今，以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为首的日本财团正在将这些构想变为现实。

　

岂只金融有风险

日本财团的新经济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始终体现在“商权”的争夺上，综合商社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的经济总参谋部（大本营）。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受到产业国际再造或网际网络普及的影响，综合商社除积极推动事业合作与整合之外，正在加强投资参加便利商店、超市等物流领域，大大地改变整个物流业界的布局。综合商社因应企业的物流逐渐导入供应链管理（SCM），提出一套有效的物流管理系统，于是第三方物流业务（Three　Party　Logistics）应运而生。综合商社为中国、菲律宾、印尼、东欧等物流网络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一套物流服务体制，从而增加日本的货物物流进出口机会，也能完整架构出SCM的需求与效率。

日本的便利店行业以　“三井物产—7…11（Seven　Eleven）”、“三菱商事—罗森（Lawson）”、“伊藤忠商事—全家（Family　Mart）”三大阵营在日本互相竞争，而且以同样的组合进入中国市场。三井物产不仅斥资力助“7…11便利店集团”布局北京，还积极为其出谋划策。这些大型商社介入便利店的意图是寻找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开设相当数量的食品工厂，建立起庞大的物流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日式便利店网的需求。

与此同时，三井物产与中国邮政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展全面合作，面对中国国内公司进行小件货物配送服务，将主要以在中国的日本公司等为客户。伊藤忠商事与北京的中铁现代物流科技公司合资在武汉设立物流企业，主要经营内容为从事汽车和零部件的铁路和卡车运输。住友商事和上海亚东国际货运共同出资成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在北京、上海以商业货物等专递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城市。

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早在2002年7月威海举办的“中国流通业如何面对入世”论坛上，作了题为“谁来主导中国经济命脉，谁来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长篇报告。他警告说：“在今后两三年，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重点不在制造领域以及高垄断、高壁垒行业，首当其冲的是流通领域，他们的战略重点是零售终端。对于大型跨国流通企业来说，只要控制了流通领域，就等于建立了输入他们自己的产品的通道。”

当中国学者们还停留在研究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不忘防范金融风险之时，却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存在的商业风险和产业风险。其实，日本综合商社是一类结合商业和产业的金融组织。此时，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暗地里掀起了一场对中国流通业的“卡位运动”。由于存在商业资本反向控制产业资本的隐忧，就算“中国制造”战胜“日本制造”，这场“卡位运动”会导致中国产品的流通命脉被日本商社把持吗？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财团以准军事化的行为方式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并在全球扮演着微观经济管理角色。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潜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近十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主要参照美国的模式，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来构建中国的改革路径，这一选择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发展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贫富分化、资源消耗严重、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可持续发展存在严重隐患。回顾过去，对比中外，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反省和调整。蓦然回首，一衣带水的日本，或许对中国实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宏伟蓝图更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经济模式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而广泛传播，不仅渗透到全世界的院校，而且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使个人自由主义、金融化、股票化成为一种近乎世界性的思潮。急于改变自己落后经济状况的中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也颇为深入。但是，在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后，我们却突然发现，对后发国家而言，需要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

总体上看，与美国模式正相反，日本经济模式是非“金融化”、非“股票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再加上岛国贫乏的自然资源，“生产至上”的价值观体现在日本微观经济各个层面。从13亿人口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并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又是一个后进追赶先进的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

日本经济的计划性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强力干预，而是产生于企业间的协调。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联”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联”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联，会员总数1623个公司、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个、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时任会长乃三井财团丰田公司的前总裁奥田硕，副会长则是东芝、索尼、新日铁、住友商事、三菱重工等日本财团大企业的总裁，现任会长为富士财团佳能公司的前总裁御手洗富士夫。

　　　　“经团联”是全国性质经济协调机构，而真正的经济实体还是各式各样的集团，这些集团划分为“横向企业集团”和“纵向集团企业”两种。“横向企业集团”是主要的集团企业为加强彼此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群，就是所谓的财团，即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纵向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如丰田、东芝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集团。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采用现在认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没有造成效率和效益的低下呢？事实上，日本在经济上面临全球竞争，采用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来增强竞争力，某种程度上和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构建自主工业体系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在于，中国曾经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财团”，绝对集权，导致僵化。而日本有六大财团，通过市场作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幕藩体制”，达到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

日本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以“综合商社”为核心对国民经济进行细致的微观经济管理，而非像美国那样依靠“基金”实施粗放型的宏观经济管理。总结一下就是：综合商社是商贸公司，第二银行，准军事体，次级政府，幕后外交，战略智囊，情报中心，风险堤坝，投资媒介，经贸大学等。总之，综合商社不仅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纽带，而且是日本寓军于民体制的核心，是民间与政府对接的桥梁。

　

　

诚征《三井帝国在行动》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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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三井帝国启示录》　

　　　　　　　　　　　　　　　　　　　　　　　　　　　　　　　　　　　　　　　　　　——本书之姊妹篇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安邦定国”的意思，其实研究经济的目的也在于治国平天下，实现富国强民。所以我们不能一谈到经济学就片面的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经济学，而忽视了更具实践意义和历史积淀的东方经济学理念。

《三井帝国启示录》以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日韩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发展史，追根溯源的寻找形成这种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这种东方经济体制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一种产物。作者以大量的例子论述了这种联系，挖掘出了很多被历史淹埋的事实。该书从东方传统文化出发展现了世界顶级公司建立、发展到成熟的心路历程。

　

丰田为什么卖白薯粉？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关联。制造汽车的丰田为什么卖白薯粉？具体给出的解释是丰田利用某种技术可以生产出超级产量的白薯，目的是转化成淀粉后，再生产出酒精，同时，一部分白薯粉可用于饲料。这样的结果就更为让人感觉奇异和混乱了，丰田怎么又进入了饲料行业？这是哪个丰田？还是我们的头脑已经僵硬固化，已经丧失了理解事物本质的能力？

一个为三井物产工作了12年的中国人白益民（本身负责三井在中国的饲料业务）开始追踪这个令人异常好奇的问题。随后，这种感觉真有点像美国国家地理，将长镜头投向非洲大陆，寻求自然历史那些奇妙的关联；这种好奇的感觉真有点像托尔金在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写道：在一个小洞里居住着霍比特人，而后的叙事中《魔戒》就史诗般的出现。

白益民发现，那些关于丰田企业管理经验的书籍，几乎不涉及企业的发展环境与历史背景，总感觉像是抽象枯燥的经文。的确，关于丰田“精益制造”的书刊汗牛充栋，无数“仁人志士”赴日参拜，但有多少人能把握其精髓呢？白益民决意溯流而上。

白益民的发现，触动了我对于商业史那种好奇。这并不是为了参见什么高深的理论，而后一副真理在手的样子，而是相当于一次探险和发现之旅。我们越是陷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编织的商业史。我们越是远离真实的商业。我们既不懂商业，也不懂历史，更不知未来。

丰田的成功并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丰田汽车，而应包括其后的丰田通商。而在这一切之后，是三井集团。我们以财阀，或垄断集团，对其一言以蔽之。但在白益民的探究的商业世界里三井却是一个异常非凡的角色。其塑造的综合商社形态中（经营从鸡蛋到卫星），制造业部分囊括了索尼、丰田、东芝这些世界级的角色。这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部历史？难道我们之前真是一群盲者？必须承认，三井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我们从来就没有扎扎实实的搞清楚。而在这一点我们肯定相当落后，比如，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市场营销的首次实践不是出自西方，而是来自日本。17世纪中叶，三井高利在东京创办世界第一家百货商店“三越百货”，其经营宗旨是做顾客满意的助手。

而查尔斯·汉迪在其《饥饿的灵魂》中对Mitsui（三井）这家已经具有600多年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