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经济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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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女孩子，整天酗酒，吸毒，虽然只有21岁，可她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并且都已交给别人领养。1970年，诺玛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而在当时的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堕胎是违法的。迈卡维的请求得到了一些权势人物的支持。他们推举她成为第一诉讼人，向政府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将堕胎合法化。被告是达拉斯市刑事法官，亨利？威德（Henry　Wade）。这时案子已经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the　U。　S。　Supreme　Court），迈卡维的名字也被改成了珍妮？罗伊（Jane　Roe）。1973年1月22日，法庭宣判罗伊女士获胜，允许在全美实现堕胎合法化。当然，对于迈卡维（罗伊）女士来说，这种宣判已经毫无意义了。她已经生下了那个孩子，并且又把孩子交给了别人领养。（许多年以后，她宣布放弃拥护堕胎合法化，转而成为了一名支持生育的积极分子。）
那么，罗伊诉威德案（Roe　v。　Wade，诺玛？迈卡维的化名，由于她的上诉，美国政府最终颁布了著名的罗伊？威德法案，该法案颁布于1973年，其内容为美国联邦法院赋予妇女堕胎权，此法案被视为过去100年中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判决之一。——译者注）是如何在整整一代人之后，导致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率下降呢？
从犯罪统计的角度来说，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数十年的研究表明，那些出生在不幸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那些出生在幸福家庭中的孩子。在罗伊诉威德案之后，成百上千万名女性都跑到医院实施堕胎手术，这些人大都是那些贫穷、未婚或者是未成年的女性，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普通孩子。可正是由于罗伊诉威德案，这些孩子并没有出生。这样一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许多年以后，就在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将要成为罪犯的时候，犯罪率开始急剧下滑。
真正导致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枪支控制，也不是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更不是新的巡管政策。而是潜在的罪犯数量的急剧减少。
当那些犯罪率下降，专家们（也正是那些曾经一度认为犯罪无法遏制的人）开始向媒体大谈自己的理论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把堕胎合法化当成一条原因呢？
没有。
很多人都有过聘请房地产经纪人出售房屋的经历。
经纪人首先会收集所有的相关数据，拍几张照片，确定价格，写出一份吸引人的广告，积极地向客户展示房子，商议价格，并最终与客户达成交易。不错，经纪人要做大量的工作，可他们也会从中得到不错的分成。卖掉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之后，她一般会得到6％的提成，也就是1。8万美元。1。8万美元，你会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可你也会告诉自己，要是换成自己的话，你可能根本无法成功地卖掉这所房子。按照经纪人的说法，他们知道怎样“将房子的价值最大化”。所以他们从你这里赚到了钱。
不是吗？
房地产经纪人不同于犯罪学家，但他们确实是专家。他们比一般人或者房屋委托人更加了解房子的实际情况，房子的实际价值，房屋交易市场的状态，甚至是买家的心态。你需要依靠他才能获得这些信息。事实上，这也正是你雇用他的真正原因。
随着我们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无数这样的专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人。医生、律师、承包商、股票经纪人、汽车修理工、抵押经纪人、金融理财师，他们都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而且他们也在用这种优势来帮助自己的委托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最好价格。
不是吗？
这种想法确实不错。可专家也是人，人都会受到动机的支配。因此，任何一位专家对待你的方式将取决于他的动机。有的时候，他的动机会对你有利。例如，一项对加利福尼亚汽车修理工的研究表明，他们常常会让那些有轻微故障的汽车通过检查，以此来减少小额修理账单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回头客。可另一方面，有些专家的动机也可能会对你不利。一项医学研究表明，在那些出生率下降的地区，医生实施剖腹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这说明，当行业竞争比较严峻的时候，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加昂贵的手术。怀疑“专家们可能会滥用职权”是一回事，可要证明这一点又是另外一回事。证明这种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比较一下这些专家对待你的方式和对待他们自己有何不同。遗憾的是，外科医生从来不会给自己动手术，他的医疗档案也不会被公之于众；汽车修理工本人汽车的维修记录也是如此。
但房地产经纪人的档案却是可以被公开的。而且房地产经纪人也常常会出售自己的房产。一份综合了近期芝加哥郊区将近10万笔房屋交易记录的资料表明，在这些房屋当中，有超过3　000所是属于经纪人本人所有的。
在对这些资料展开研究之前，我们最好先提出一个问题：当房地产经纪人在销售自己的房屋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尽量卖出高价。可以想象，当你出售自己的房屋时，也抱有同样的目的。因此你的动机看起来好像跟经纪人的动机完全一致。毕竟，她需要根据房屋售价来领取佣金。
可事实上，佣金往往并不能发挥其原有的激励作用。首先，6％的佣金通常会在卖方经纪人和买方经纪人之间进行分配。然后双方经纪人会把一半佣金上缴给自己所在的公司。也就是说，最终进入经纪人口袋的只有1。5％的佣金。
所以在出售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的时候，经纪人所得到的佣金实际是1。8万当中的4　500美元。你或许会说，这也不错啊！可如果你的房屋实际价值高于30万美元怎么办？比如说，如果经纪人只要再努力一下，多一点耐心，多在报纸上登几篇广告，就可以把房屋的价格提高到31万美元呢？那样扣除佣金之后，他就可以帮你多赚9　400美元。可经纪人所得的份额，也就是多出1万美元中的1。5％，只有150美元。要是你赚9　400美元而她只能多赚150美元的话，你们之间的利益或许根本无法实现一致，尤其是当她需要支付所有广告费用，并完成所有工作的时候。经纪人是否愿意为了得到150美元而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

引言：所有事物背后的一面（3）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把那些经纪人出售自己本人房屋的销售数据以及出售委托客户房屋时的销售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芝加哥郊区10万所房屋的销售资料进行分析，并考虑到所有变量（如，地点、时间、房屋质量、外观等）的因素，我们发现，在出售自己的房屋时，房地产经纪人将房屋保留在市场上的时间通常比一般时间延长10天，房屋售价通常也会高出3个百分点，即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售价通常会多出1万美元。当她出售自己的房屋时，经纪人通常会等到最高的报价；而当他出售委托人的房屋时，他很可能会急于接受自己收到的第一个合理价格。跟那些依靠收取佣金获利的股票经纪人一样，房地产经纪人希望达成交易，而且要尽快。为什么不呢？即便把房屋卖个好价钱，他所得到的份额也只有150美元，这样的数目显然不值得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所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争论当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迈克尔？布鲁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约翰？科兹尼这些都是政治斗争当中最新发生而又最富戏剧性的例子。［Jon　Corzine，2003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美国加州州长竞选中获胜，此次竞选共筹集高达八百余万美元的捐款；美国著名的金融咨询服务公司彭博咨询公司（Bloomberg　LP）的大老板迈克尔？布鲁姆博格在2001年纽约市市长竞选中获胜；2005年参加竞选新泽西州长的约翰？科兹尼曾是华尔街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的董事长，在2000年自己出资6　500万美元成功竞选联邦参议员。——译者注］（我们在这里先不考虑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说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迈克尔？霍夫顿（Michael　Huffington），尤其是托马斯？格里萨诺（Thomas　Golisano），他在接连三任的纽约州长选举中共投入了9　300万美元资金，并分别赢得4％、8％和14％的选票。（美国前佛蒙特州州长、民主党2004年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通过互联网筹款超过5　000万美元，但仍然在总统竞选中败给了乔治？布什；财经杂志《福布斯》的发行人兼主编史蒂夫？福布斯，曾于1996年和2000年两度在美国共和党内竞逐参选总统的提名，均告失败；迈克尔？霍夫顿在2003年在加州州长竞选中中途推出选举；托马斯？格里萨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政治家之一，曾三次在纽约州长竞选中失利。——译者注）
事实上，选举资料表明，那些在选举中投入资金较多的候选人通常获胜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可金钱真的会有如此威力吗？
这样想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就好像人们会相信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会导致犯罪率下降一样。可两件事情彼此关联并不代表一件事情是导致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关联可能仅仅意味着是两个因素（比如说我们可以称其为X和Y）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关系的方向。很可能是X导致了Y，也可能是Y导致了X；或者也可能是X和Y都是由另一因素Z引发的。
举例说明，在谋杀案多发城市中，警察的数量通常也会比较多。我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些城市中警察和谋杀案之间的关联。丹佛市和华盛顿特区的人口数量几乎相等，华盛顿特区的警察数量几乎是丹佛市的3倍，可它的谋杀案数量却是丹佛市的8倍。除非拥有更多的信息，否则你很难判断是什么引发了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华盛顿那些多余的警察导致了谋杀案发案率的上升。历史表明，人们很容易作出这种随意性的猜测，并根据这种猜测作出一些极不负责的判断。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俄国沙皇听说那些疾病肆虐最为严重的省份往往正是那些医生最多的省份。于是他立即命令处死所有的医生。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选举资金的话题上。要想找出金钱和选举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下选举过程中选民的心态。比如说你可能会捐给某位候选人1　000美元，因为你觉得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金钱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或者其中一位候选人注定会获胜，你之所以进行捐赠，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想讨好一下胜利者罢了。而那位没有获得捐赠的候选人显然是一位注定的失败者。（你可以问问那些在依阿华州或新罕布什尔州失利的候选人。）因此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所筹集到的资金显然比那些当选无望的候选人要多。那么资金会如何分配呢？潜在的获胜者显然会拥有更多的现金，但他们只会在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才投入大量现金，否则，他们拿什么来对付后面那些更可怕的对手呢？
现在假设我们有两位候选人，一位非常有魅力，而另外一位则不那么有魅力。那位有魅力的候选人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轻松赢得选举。那么，是这些钱帮助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魅力帮助他赢得了选票和捐款呢？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毕竟，候选人的魅力并不容易衡量。怎样才能衡量一个人的魅力呢？
关键是衡量一位候选人在跟自己进行较量时的表现。也就是说，候选人A很可能在2年或者4年之后并没有太大变化，候选人B也是如此。如果假定候选人A在两次连续的选举中所遇到的对手都是候选人B，而他在两次选举中所投入的资金数量不相同，那么，由于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衡量金钱对两次选举的影响。
符合这种情况的案例有很多，事实上，1972年以来的美国国会选举中，这种情况出现过上千次。那么，在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相当出人意料：候选人投入的金钱数量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即便一位候选人将自己的竞选预算削减一半，他所损失的选票数量也只有1％。而那些很可能会输掉的候选人，即使增加一倍的投资，他们也只能多赢得1％的选票。所以对于一名候选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投入了多少钱，而是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本书第五章当中，我们在“家长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有些政治家极具人格魅力，他们本身就对选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有些政治家则不具备这种吸引力，无论花多少钱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当然，梅塞尔（Messrs）、迪恩、福布斯、霍夫顿和格里萨诺都很清楚这一点。］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每位候选人还会在选举当中投入大量金钱呢？通常情况下，在一届选举活动（包括总统竞选、参议院及众议院竞选）期间，美国人平均投入的选举经费高达10亿美元。你可能会觉得10亿美元实在是一个大数目，可事实上，跟美国人在其他远远没有选举重要的问题上的花费相比，10亿美元并不算多。
比如说，美国人每年在口香糖上花掉的钱就有10亿美元。

引言：所有事物背后的一面（4）

本书并不是要在嚼口香糖和选举花费之间进行对比，也不是要讨论那些不够敬业的房地产经纪人，也不是要讨论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影响。我们当然会涉及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讨论到其他类似的问题，例如父母教养子女的艺术、欺骗问题、三K党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最弱的一环》（the　Weakest　Link）节目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等等。可本书的真正目的在于揭开现代生活的表层，探究其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将在本书当中提出很多问题，有些是琐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