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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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眼中的人类行为。没有人真要去追求效益的极大化，因为追求极大化到了极致，其成本是很高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回应西蒙对他们的批评，尤其是斯蒂格勒，专门要研究“optimalstoppingmodel”（最优停止算法）。西蒙说，人类从来不是追求任何一个方向上最大化的动物，因为它不经济，违反经济学假设。斯蒂格勒举出找工作的例子，对于求职者，未来是未知的，再找十个工作都不知道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offer，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不确定性的信息分布函数来决定你的最优化选择，在某一个点上最优地停止搜索，这就是optimalstopping。这个思想当然非常重要，是经济学对经济理性假设的一个辩护，在真实生活面前，这个辩护很苍白。真实生活就是这样，就是管理学上所说的人类行为，只要我满意了我就不想动了。这两位作者意识到行为学的基础非常贴近现实，所以他们采用行为学的方法来定义人的满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Gulboa和Schmeidler提出如下的效用函数：
U（x）=∑twt（xt…at）
它的含义，套用欧文·费雪的名言，就是把幸福看做“一连串事件的回报”。t代表“一连串事件”的时间次序，t等于1，2，3，4……假设从过去到现在个人的所体验过的回报是行为学可以度量的，xt是第t个事件的回报。at是预期的满意程度（aspirationlevel），它在这个公式里很重要；“惊喜”在我们的感受中总是最幸福的。当xt突然超过at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幸福的冲击。这就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个人幸福的“庸俗”的经济学描述。我们不妨把这看成一个人的wellbeing——“较好生存”的一种描述。这是一个非线性的近似描述。一个人从出生到今天所经历的全部事件，包括不幸的和幸福的，以wt为权数求它们的加权和。这是因为，有的事件对我们非常重要，比如初恋，有的事件带来的感受非常痛苦，比如第一次失恋。通过行为学的研究测试，行为学家可以告诉你这个wt是多少，是01还是－01，或者09。如果你从小到大只喜欢做一件事，那么它的权重就特别大。
at的决定公式如下：
at=∑t…1i=1sitxi
每一个aspirationlevel，即对幸福的预期值，受到过去行为的累积影响，到t…1时刻为止，所有经历过的幸福和不幸福事件的回报的加权和等于这个时期的第t个事件的预期回报。比如，你在上海的证券市场的“炼狱”里摸爬滚打了5年，股指一路下跌，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你挣钱的预期可能就受了过去5年的xi的影响，at就变得非常低，这个时候要是来一个大“井喷”，那你的xt就变得大大超过at，这个事件对你来说多幸福啊。同样，如果你体验的幸福很多，比如说你是美国股市上的一个投资者，一直在纽约股市上做投资、股票交易，你觉得除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的那两年之外真的很稳定，没有操纵股票的可能性，因为那儿的股市太“厚”，没有什么力量能搅得动它。你每天买进卖出两三次，每次赚1％，这就够幸福了，一天1％，一年就是3倍啊！这时候你对未来事件的预期at就变得很高。这时候如果你突然从纽约的股市转到上海的股市，就会出现xt远小于at的情况，你就会非常失望，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对幸福的近乎“庸俗”的描述。
第四部分 15。影响幸福预期的三个行为学要素
这篇文章接下来论证：三个行为学的影响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对于当下事件的幸福预期水平。第一类要素是个人的历史。如果你的历史一直贯穿着不幸的事件，那么你对今天的要求就不会很高。杭州街头有很多流浪汉，我是和他们交过朋友的。你要知道，他们的预期真的很低。因为他们的一生都贯穿着低回报的事件，所以他们能接受流浪生活，他们并不想上北京大学或是出国留学——虽然有的流浪汉也很年轻，甚至比多数大学生岁数还小。这就是个人的历史对aspirationlevel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叫“peereffect”，是社会学的因素，即某人周围可比的那些人的幸福程度，决定了你对自己的要求。如果你做白领工作十年还当不上合伙人，每天还是坐在办公室里上班，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可是周围所有的人，男男女女房子车子都有了，贷款也快还清了，你就会觉得非常不踏实。人们总是在自己的群体里互相攀比，学习也是这样，你进了一个奥赛班，你一下就把对自己的预期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即使你是奥赛班最后一名，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你的眼光高了。这第二个因素也是行为学家非常看中的。美国的社会学家统计研究在本科生这个年纪谁对他们影响最大。是家长？不是，家长对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影响只是25％，剩下75％从哪来？从同龄人那里来。你的“团伙”，对你的影响最大。这是第二个重要因素。
最后一类，是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你所在的那家公司突然业绩好了，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要给一个大红包，你对幸福的预期马上就提高了，如果老板不给你大红包，你就会特别痛恨这个老板，觉得他真没良心。但这种因素是不可预期的，所以作者们不打算作重点研究。
这两位作者是善于用数理方法来计算行为学的预期的。我们在这里不再作细节的介绍，总之，在A1到A4这四个公理之下，他们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定理，即A1—A4四条公理的合取等价于存在着一个可以测度出来的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可以比较各种“可能人生”哪个更幸福。作者之所以把整个模型称为“认知模型”（cognitivemodel），是因为我们用这样的模型可以认识到“什么是更幸福的”。这就从行为科学的角度部分地回答了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问题。
小结
讲了这么多，到底幸福是什么呢？在思想史方法论中，我们引用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的“幸福”是所谓“wellbeing”，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自己的“好日子”。wellbeing在古希腊时期的解释是——identifylivingwellanddoingwellwithbeinghappy，幸福就是生活得好并且工作做得好。但是在希腊人那里，doingwell不仅仅是工作，而是扮演你的生活角色。如果你是一个勇士，那你就应该死在战场上，这就表明你doingwell；你战斗、征服、饮酒、狂欢，然后死去。如果你是一个国王，doingwell甚至意味着阿伽门农那样的作风——善耍阴谋，然后当了希腊联邦的领袖。虽然他没有得到善终。亚里士多德后来有一句话：“阿伽门农是一个不幸福的、坏的例子。”因为他被人谋杀了，他不是善终。具体而言，亚里士多德很聪明地说：“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性质的幸福”——一个盲人可能认为能看到阳光就是最大的幸福，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会说健康是幸福的，当他贫困的时候就认为有钱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幸福”或者“善”有不同的种类。那么是不是存在一种高于一切具体的善的“善”，就是所谓goodness——抽象名词的性质是善性。善的性质是什么呢？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种高于一切善的那种善，因为它只是我们追求其他目的的手段，你要钱只不过是为了过好日子。幸福应该是因其本身而不为其他目的成为幸福。这构成了后世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讨论“善”与“幸福”问题的基础。
参考文献：
1AlbertHirschman；ThePassionsandtheInteres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7
2Aristotle；NiacheanEthics；translatedbyWDRoss；Kitchener；BatocheBooks；1999
3CynthiaCrossen；TheRichandHowTheyGotThatWay；DowJonesandpan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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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奥克肖特，2003；《哈佛演讲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7布罗克曼，2003；《第三种文化》，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8大卫·休谟，2001；《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大卫·休谟，1997；《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0孟德斯鸠，1963；《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1摩尔，1983；《伦理学原理》，长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2亚当·斯密，1998；《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957；《功利主义》，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第四部分 17。财富的定义
我们谈过了古希腊的善与幸福的概念，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财富与效用这两个概念。“财富”概念曾经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即“关于财富的中庸之道”（见第三讲）。也许是这一概念太过“日常”，所以，尽管“财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就是《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财富的定义问题却常常被经济学家们忽略。19世纪末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讨论过财富的一般定义——凡是能够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的事物都叫做财富（wealth）。Wealth，一般而言，包括物质资产与劳动。后者则包括身体健康状况和寿命的长短，比如一个人一生有50年劳动时间，这段时间，在重视“人力资源”的经济学家（比如加里·贝克尔）看来，是一笔财富，所以说“年轻就是财富”。按照亨利·乔治理解的广义的财富概念，股票也是财富，因为股票可以节约未来的努力。
对于理性选择模型里财富定义的反思
按照这样的理解，在理性选择模型里，什么是财富呢？我们知道理性选择模型里的每一个选择者都有“收入限制”（budgetconstraint）。收入限制的“收入”是不是和财富一致呢？在英文原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收入被称为ine，财富则被称为wealth。最近我发现，有人在中文教科书里把这两个词混用，我想在此指出，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Ine是“流量”（flow），是每一时期的收入量；Wealth是“存量”（stock）的概念，是在一个时点上的总量，仿佛储水池里的水，每小时流入的水量就好比收入，而某个时刻水池里的总水量则可以比作财富。在理性选择模型里面，约束不等式左边的是消费量（向量）点乘价格（向量），小于等于右边的本期可支配收入而非财富。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劳动，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劳动是可以转化为工资收入的，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休息，工人们愿意出售8小时的劳动时间换来当天的一部分收入。可是我们知道劳动是资源，谁能澄清这个问题？既然劳动是资源，那么，它到底是财富还是收入呢？还是两者都是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所以要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在我们“经济学思想史”的课堂上讨论。这个问题涉及人的行为选择，人首先必须选择如何生活，作为选择的结果，你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在另外一种程度上是财富，所以变得很模糊。我们可以想像，若一个劳动者过度出售自己本期的劳动存量会伤害他的健康，这就影响到他的财富，换言之，他的存量会过度折旧。所以，从理性选择的出发点，即从资源禀赋或初始财富，或者由财富流出的本期收入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或者整个经济学个人选择理论的复杂性，即初始条件无法确切定义，初始条件依赖于选择的结果，可是该选择要以初始条件为参量才有最优选择，这是理性选择模型包含的第一个复杂性。
第二个更切实的复杂性是：通常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里，每一个“经济行为人”或者国家（例如中国、日本或印度），它们的财富是由什么定的呢？财富的实物量要区别于它的价值量，价值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资源禀赋的存量按照主体所决定的出售的量流到市场上的交换所得，结果，存量的流量部分有一个价值量，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就是小时工资乘以出售的劳动小时数，与此对应的实物量就是行为人所能够出售的劳动小时。那么，任何一项资源，比如矿产、石油或空气和水都有各自的实物量，可以以物理单位——立方米或者是加仑等加以度量，同时还有价值量，它的价值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价格决定的。说一个国家“富不富”是个很模糊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要澄清财富这个基本概念，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富裕？一个原始游牧部落的酋长看起来仿佛有财有势，但经济学家古诺（Cournot）说，他根本一文不名，虽然他有万顷草原，成群的牛羊，但是一分钱的财富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古诺这样的大经济学家要这样看待问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答案。
财富的实物量，在今天，是由资源禀赋的向量给出的。所有的资源（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资源概念本身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所以是模糊的、没有定义的，经济学无法反过来再定义什么是资源，资源的确切定义要由自然科学家给出），包括矿产、土地、森林、劳动力……这些资源的物理数量可以列成一个向量，这叫做资源禀赋的实物表达，把它乘以“地球村”的经济所形成的一般均衡价格（我们可以把一般均衡价格看做不变的、可观察的市场价格），可以得到资源禀赋的价值量。可是，就像刚才我们讨论劳动力市场一样，这里存在着因果循环——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呢？是由一般均衡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