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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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与铁钱有什么关系？”
“在契丹先帝圣宗时代，我朝与契丹商榷，数量不大，先前又多得我朝铜钱，货币用量足，虽契丹铸造数种货币，最多者是重熙通宝，一直未投入到市场上。后来两国修好，我朝许多商品流入契丹，铜钱不足，于是将这些钱投放出来，依是不足。我朝于河东铸铁钱，获利巨大，契丹人看到机会，在边境亦仿照我朝铁器铸成大批铁钱，因为兑价比我朝的低，让走私商人挟带入境。现在市面上流通的铁钱一半几乎是契丹铸造的。虽用铁钱，看似朝廷获得一部分利，可是使民间纷忧不断，利弊参半，弊为多。结果契丹却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臣以为计，将市面上流通的铁钱立即收回销毁。否则必其契丹之害。”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后来者只看到战争，却不知道这几个国家发生多起看不到硝烟的战争，特别是货币战争。
宋朝一直做得不是很好无论与契丹或与金朝，都输掉了这场争斗。
若说货币，几个国家货币皆不足。后世有人用清朝多尖银子相比较，这是不对的清朝一两银子购买力远不及宋朝。
因为贵，不可小用，也就是买零碎的商品时，金银很难派上用场。但用途很多，不仅是用来制作器皿首饰，还便于贿赂、赠馈、布施、赔偿、赎身、借贷，在商业上又有远动、路资、物价支给、物价表示、凭费、蓄藏、大宗交易等用途，也可以作为赋税交纳、专卖收入、上供、进献、军费、赏赐、与国家一般用费。
虽不可“小用”金银已经在大龘规模的使用产量在增加一直供不应求，于是价一直在上扬，许多大户人家便将金银珍藏起来，导致金银越发缺少，价上扬更快，直到平安监出现，价格才勉强稳住。
作为货币本身，铜钱还是主流。
因为钱不足许多时候依然用绢代替货币交易，或者以物易物。所以后人一直无法准确统计宋朝收入，有人说宋朝最高收入达到一亿八千万要有人说一亿六千万贯，便在于此。
即便现在让郑朗统计，也无法有准确数字，有铜钱，有绢，有粮，有草，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银锡铁铅，炭木料石玉，各种果蔬，文房四宝，各地特产，这也是宋朝的官方收不、。
平安监出来，稍稍缓解，但大部分金银铜用作器物首饰，没有化成钱流入民间，即便化成了钱，也远远满足不了宋朝庞大的经济总量。并且用铁钱换铜钱，宋朝是绝对性的亏本生意。以前契丹与西夏没有发生战争，郑朗一直未提出来，怕引起契丹的反感。直到战争爆发后，再也没有必要任这个不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赵祯转向王拱臣说道：“你派人查一下。”
王尧臣因为母丧回家丁忧，空缺让王拱臣补上，迁张方平为御史中丞。总体而言，赵祯还是以保贾昌朝为主，用贾昌朝来迅速平息君子党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特别是朋党。
对此郑朗不是很重视，但贾昌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郑朗很反感。
吕夷简虽排斥异己，可不用种种罪名，让大臣遭受公堂质对之灾，况且还是立过功劳的大臣。贾昌朝就这么做了。先是欧阳修，后是尹洙。
郑朗定了定心思，说道：“臣听闻今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库略有节余，这本是国家的幸事，陛下一向克于己，善待大臣，这本也是国家幸事。可是陛下恩过于重，臣以为不妥。恩威需适度，过于恩宠，一旦薄之，除非德操佳的臣子，进退无辞。其余大臣未免反生怨愁之心。前者，即便陛下不过于优待，也会尽心尽责，忠君爱民。国库略有所余，臣以为所用有三，一是备粮，防止有可能的灾害，二是备库，使国库有所节余，以防不测。
三是仁民，自陕西用兵以来，臣在郑州听闻附近州县名目繁多，有加耗，加耗又有耗米、仓耗、省耗、官耗、秤耗、脚耗，康定年时头子钱全部纳官，不得本州公用，自战事开始，部分州府又再次将头子钱纳作本州公用，剥削百姓，又有触面，市倒钱，起纲钱、使用钱、縻费钱、呈比起、勘合钱、索陌钱、漕汁、州用、修仓、加点、打卓，有些名目连臣苦思冥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仅是两税外的额加费用，折变、支移、和籴、和买、折帛钱、就连新法产生的免役钱也产生诸多免夫钱、身丁税等种种名目，还有商税与城郭税等等，朝廷下诏书恢复原状，可各地州县依有官员在横征暴敛。又有土贡，例如包拯在端州进谏砚台一奏，土贡朝廷本须不多，例如端州砚、东南桔，然地方官吏却借朝廷之名，又令种种名目，本是数百鲜桔，费用不多，褒奖之意远大于尝鲜用意，到了下面却变成了一大弊端，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若国库略有节余，请陛下派臣子商议，看这些名目可不可以逐一废除，这才是仁爱之本。”
郑朗说的这些是存在的，但也不能说赵祯朝很黑暗。
从老百姓身上巧立名目的剥削，那一个朝代的官员都在做。什么制度都避免不了。（关于这情况，我在作品相关里发一个转贴，说明宋朝一些进步的地方）
当然，若减少这些莫明其妙的名目，百姓生活会更好。
而且赵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坏习惯，存不住钱。战争伊始，宋朝各种税务加上收入，一度达到一亿三千多万贯，后来减少税力，给百姓缓解负担。然各项开支达到一亿两千多万贯，一直入不敷出。将宋英宗逼急了，尝试改革。
可那时候韩琦与欧阳修主持朝政，两人为了保住地位，变得厚颜无耻，那敢得罪许多权贵，发起改革。这些困难留给宋神宗。宋神宗做皇帝后，兴冲冲地跑到三司里看账册，一看傻了眼，急得嗷嗷叫起来。这才不顾一切，支持王安石变法。逼的。
这一谏不仅是爱民那么简单。
赵祯答道：“朕纳之。”
郑朗又说道：“前些年臣与宋相公商议报纸一事，宋相公离开朝堂，又发生诸多大垩事，此事不得行。宋相公前些时间写信问我，臣今天提谏请陛下准许宋相公主持报纸事宜。只须立两案，不得宣传十逆行为，不得流于艳俗下流，若此，朝廷可以将一些可炽公开的邸报与诏书通过报纸向民间转达，使民间百姓了解朝廷动向，君主想法与命令，配合朝廷言臣监督一些官吏的不法行为。民间又可以利用报纸将百姓的想法写出来，朝廷可用作参考与了解。这是于国颇有利的大垩事，等于是在替朝廷无薪而立无数言臣，辅佐国家，功莫大矣。”
报纸的事拖了很久，当时君子党主政，郑朗不放心，这项工具到君子党手中，天知道会娈成什么？
因此，还得宋庠这样的老好人来主持，会更公正。
“咦，朕怎么不知道？”赵祯奇怪地问。
郑朗草草说了一遍，先是官办，但不禁止私办，可以刊登诗词歌赋文章，经义，小说，野史，甚至八卦，这是必须的，不然吸引不了读者。然后是新闻，便是郑朗所说的可以公开的邸报大垩事，民间议论，收益便是卖报纸的钱，以及广告。广告一说，又将君臣雷倒。好在宋朝已经出现一些原始的广告，广布旗幡，上面书店家名称，招揽顾客临门，讲开了，能理解。
对言囘论宋朝很宽松的，赵祯默想了一下，说道：“准。宋卿，你回去后写一个草呈上来，众卿商议草行。”
“喏”，宋庠大喜，这也是功绩，他老实，争不过别人，这是他难得的立功机会。
郑朗继续说道：“上次蓝无震与臣谈到种籽事宜，臣上过一道奏书。”
五百三十四章 功臣
宋朝君臣偷偷乐，契丹君臣从上到下一片阴云密布。输得太惨了。
在萧孝友与萧惠提议下，契丹派使者前来宋朝，想隐瞒是隐不住的，直接说朕以仁爱苍生为念，故中元昊奸小诡计。不是战略性失误，而是他爱护西夏百姓，所以耽搁在沙漠上，让元昊找到战机。损失惨重，五万兵士先后牺牲。若真是死五万人也不算惨重了，究竟有多少，宋朝关起门来偷偷乐，不过问，西夏打扫战场，心中清楚，但也不敢说，契丹更清楚，他们不张扬，再次成了一个谜团。但据郭逵的反应，此战契丹最少折损了一半兵马。
十万人，还算客气的说法，实际远远不止，有可能接近十三四万军马。
然后逼宋朝与西夏撕毁和约。
色厉内荏。
宋朝不撕毁，契丹又怎么着？
反是心虚的表现。
宋朝也不值得与契丹较真，采取郑朗的进谏，闻声发财，派包拯前去契丹出使，带了大量礼物，得安慰这个受伤的小兄弟。国书里又说，三国和平，对百姓有利，务必挂念百姓幸福，少开战端。还是象原来那样软软的。
但这一招很管用，契丹再大的力气，往棉花上打，也无力可使。
不用答复，直接用此推辞。
辽兴宗实际内心很仓惶，能对比的，宋朝与西夏交战，互有胜败，虽多在己境决战，天时地利人和利于宋朝，但胜多败少，数次大捷。自己却大败而归。难道契丹军队还不及宋朝？
刘六符进了一谏，说：“陛下，勿用担心，宋军虽多捷，但是捷在一人手中，与其他人无关。陛下幸得回来。也与一人有关，而不是宋朝善心。若是此人是契丹大臣，那是契丹臣子救陛下归，则与宋朝无关。”
辽兴宗一听大喜。说：“刘卿，言之有理，可此时朕害怕宋朝骄大，不肯放此人来使，那么徒劳枉然。”
以前还能用出兵恫吓宋朝，如今成么？不但郑朗会不会出使，不敢恫吓。就连那新增的二十万收得也很心虚。
“陛下，勿用担心，宋朝有忠君的大臣，可多是懦弱之辈，陛下只要语言强硬，宋朝君臣必不敢与我朝开启战端，将此人交出。”
辽兴宗听从刘六符谏议，不过还有些心虚。原先西夏人将宋军战俘抓捕后多放在后套，以防逃回宋朝，萧惠出兵后套。多掳获了大批百姓，这部分战俘择了出来，让包拯带回宋朝，再次借贺元旦节机会派使，请求郑朗应约出使契丹。
……
这是避免不了的。
郑朗则在郑州开始倒贾。
此人担任首相，自己出使契丹会有很大的后患。
先是接到范仲淹一封信，关于尹洙的事。尹洙贬到晋州，仍是一方知州，还是上州的知州，董士廉不甘心。又用贪污公用钱弹劾尹洙。这件事大家心知肚明，那来的那么多公用钱可贪污。要么用挪用罪来处罚，但这时代有挪用罪么？
此时贾昌朝为首相，于是一份莫明其妙的弹劾居然当真。在贾昌朝的操办下，赵祯下诏派御史刘湜前去审讯。刘湜与尹洙一样，出身寒微。甚至不如，其母改嫁给一个营卒，登第后身穿袍服，手持牙笏于乡里迎接母亲，乡人叹服，成就一段儿不嫌母丑的佳话。但其人嗜酒，持法过宽，为其缺点。应当与尹洙属于同病相怜的一类人。
因此这件案子办得很公正。
公用钱有两处，一是保卫渭州，那时形势很危险，多账目不明，是拘于情势，无罪。另一处略有过，他手下的一名将领孙用补任边塞将官，家中贫寒，借了高利贷做路费上任，其人清廉，没有余钱偿还高利贷，越滚越多。尹洙也没有多少钱，爱惜此人是一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犯法贪墨，于是借用公费将这一笔债务偿还。
结果看谁去判断，到了贾昌朝嘴中，事情演变，不管事出什么原因，这是树私恩，挪公用钱。降为崇信节度副使，再贬为筠州酒税监官。尹洙遭此打击，心中愤怨，生起重病，可是朝廷有制，作为官员无论升贬，必须在一定日期内赴任。尹洙只好顺着去筠州的道路，一路治病一边赴任。路过河南，本来没有什么节余，更加穷困潦倒。
范仲淹听闻后写了一封信，对郑朗说，他曾是你的部下，你管不管，不管，我向朝廷上奏，将他接到邓州前来养病。
郑朗接到信后，先派人将尹洙接来。
这小子很蛋疼的，不过终是国家良臣，这样的下场，郑朗也不忍心看到。又请良医替尹洙看病。然后写了一篇奏折，说了尹洙的状况，都病到如此，为官清廉，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让他如何赴任。
欧阳修的事不去辨护，十有**是真的。但尹洙的事好辨。
又说道尹洙公用钱一案，若查，请先处罚臣，臣在泾原路枉用公用钱不是几千贯，几万贯，而是几百万贯。
再说尹洙保卫渭州，为国家立下大功，若没有尹洙在渭州的牵制，如何取得定川寨大捷？朝廷这样做，未免让人齿寒。这还是祖宗家法，善待士大夫？
又，祖宗家法，善待士大夫，于是不杀士大夫，不刑问士大夫。不是重罪，然如今屡屡有士大夫因为政见不合，被人挪用罪名，对质公堂，重重羞侮。难道陛下连祖宗三条最基本的家法也要改变？
又，闻听吴育与贾昌朝在朝堂争执，先是议者请覃恩百官，如今国家太平，群臣并无大功，为何陛下建此议？是谓陛下树恩，还是为某人树恩。
直指贾昌朝。
这是贾昌朝利用朝廷财帛名爵收买人心。
其实吴育争执后，赵祯已对贾昌朝说过：“外面的人怨恨执政，宜防喧哗。”
你们不要做得太过份。
又，陛下派中使察视山东盗贼，还奏盗不足虑，而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闻听陛下欲因此而迁二人于淮南，幸得吴育进谏，议论才趋于平息。
然臣不知，为何有此议。地方官吏勤政爱民，乃是良吏表现，岂因爱民而有罪乎？自古以来可有此事？或者杜富二人乃有不测之心。二人乃是文臣，仅掌管一州之地，有何能力有不测之心？
是否文武百官自此以后，为图逃避佞语，刻意不去勤政爱民，让民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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