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29-扫起落叶好过冬-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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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娜的手提箱　　　　
　　　　在田野里采花的汉娜　　　　
　　　　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　　　　
　　　　汉娜一家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入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　　　　
　　　　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我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　　　　
　　　　汉娜的父母尽量宽慰孩子。可是他们知道，事情要严重得多。那年3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离开孩子，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戴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他们被好心的姑夫领到自己家里。姑夫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1942年5月，汉娜十一岁，乔治十四岁，纳粹一纸通知，限令他们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　　　　
　　　　临走前，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车，又吃力地步行几公里，从火车站走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为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汉娜的手提箱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在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　　　　
　　　　1942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　　　　
　　　　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当我发现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九至十二岁的孩子时，我相当惊讶。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　　　　
　　　　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并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时，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的对象是儿童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虽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我觉得让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虽然在阅读中，我感觉凯伦·蕾文在进行写作时非常小心，她也尽可能地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我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　　　　
　　　　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过负面经历的国家，对儿童甚至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我想，在日本，出现一些民间机构关注儿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他们到遥远的国家去借用历史资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时期日军侵略的资料，是有他们的考虑的。作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前辈制造丑恶和悲剧的现实，这样的冲击会带来太大的心理困扰。故事遥远一些，道理还在，却避免了复杂的困扰过早引入儿童期。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在童年故事的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理解自己国家发生过的事情。　　　　
　　　　人类历史有大量的负面经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负面的现实。人们需要历史的传承，汲取历史的教训，需要面对现实。而与此同时，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规模的心理伤害。悲和愤等等感情，是正义感的基础，可是一旦过度，很容　　　　
　　　　汉娜的手提箱　　　　
　　　　易走向极端，产生对理性的摈斥。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否则，这个社会出问题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第四辑汉娜的手提箱（4）

　　　　在2001年3月的东京，史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十七岁的拉拉·汉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他重新见到了妹妹汉娜的特殊遗物：那只手提箱。他伏下头，伤心地哭了。可是，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他觉得，妹妹汉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终于成为一个教师，教育了那么多的孩子。乔治，汉娜的哥哥，作为一个浩劫幸存者，他战后的经历，也在对今天的日本孩子表达着什么。他告诉他们，这么多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始终带着他最为珍贵的家庭相册，那是姑姑、姑夫为他保存下来的。1951年，他移民加拿大，有了幸福的家庭。他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虽然经历一切，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乔治告诉日本的孩子，对他来说，他从苦难经历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这也是汉娜要告诉大家的。　　　　
　　　　也许，能够将极端负面的教训，转化为正面的生活价值。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言：至2003年5月，史子组织的巡回展览在日本的六个地方展出，参观者超过六万人。

第四辑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1）

　　　　——犹太女画家弗利德的故事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的故事，她被纳粹谋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近发掘出这段历史细节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的电话，不由得在电话里讲了这个故事。讲到汉娜和其他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著名的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曾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汉娜还留下了四张画作。没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画家，我在东京看过以她为主题的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　　　　
　　　　查了各自的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朋友在东京看过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一　　　　
　　　　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十分普通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的犹太人家庭。她出生在1898年7月30日。她后来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亲给她的昵称，而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由父亲带大，父亲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经常看到、也是喜欢看到的图景，就是小小的女儿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纸张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没有含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可在她成长的19、20世纪之交，她的家乡却处在黄金时期。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一个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尽情享受视觉愉悦、心智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公园、咖啡馆里常常在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名作对视。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那些昂贵的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在小本子上，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亲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环境气候下，一个花园可以如何地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自己就是一个印证——弗利德就是这片花园里孕育出来的一个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弗利德十六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照正常轨迹入学，经历了第一次正规的艺术训练。她选择了摄影专业。在那个年代，女孩子选择这个专业的还非常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约翰内斯·比克曼（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的艺术眼光。弗利德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似乎也在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是她已经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是经过提炼、提　　　　
　　　　弗利德　　　　
　　　　纯以及定格的场景，再普通的一瞬，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她写道，“摄影是在捕捉一个瞬间……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却是无法用一个短暂的时刻来表达的。”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习惯，还来自于性格中和事实上的早年独立。十六岁那年，弗利德和继母相处不好，开始离家独自生活，在学校边读书边打工。　　　　
　　　　将近一百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做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程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表层的浮华。其实，只要是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年，十七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C～iz～ek的学生。C～　　　　
　　　　iz～ek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要发展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他相信，任何一级水平的学生，哪怕是个孩子，他的绘画的依据，都应该不仅是他的学习，还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和弗洛伊德学说合拍，他开掘学生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心世界。在　　　　
　　　　C～iz～ek看来，绘画只是一种表现内心的形式。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　　　　
　　　　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当然，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哲学领域的新兴探索，她的朋友回忆说，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开始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腾（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他自己的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伊腾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　　　　
　　　　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和艺术不可分割地纠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内心脉动”之说，只是走向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在伊腾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弗利德还发现，她自己是那么适合这样的一种氛围，在她的艺术朋友圈子里，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她自然的冲动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出来。

第四辑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2）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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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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